1990年9月，從深圳開往韶關的火車上下來了一位90歲高齡的老人，他拄著柺杖在身邊人的陪伴下來到了廣東省樂昌縣長來村。當老人抵達家鄉門口時，村民們熱情洋溢的鞭炮聲和盛大的歡迎宴會讓他熱淚盈眶。隨後他將自己早就寫好的信交給樂昌縣縣委副書記龔洪永，並請求他幫忙寄出去，龔洪永接過信一看，信封上的收信人竟然是軍委主席鄧小平和國家副主席王震。
信上的內容大致表述如下：我當初犯了罪，是有錯誤的，但如今年事已高，已回到家鄉樂昌縣探親，請允許我在臨終之前為家鄉出一份力，長久留鄉居住，落葉歸根，死也死在老家。而落款人赫然寫著“龔楚”兩個字。這個龔楚是何許人也？他曾經犯過什麼罪，為何年老時返回故鄉還要向鄧小平申請？今天我們就來講一講當年紅軍第一“叛將”龔楚的故事。
龔楚1901年出生於廣東省樂昌縣長來鎮長來村，原名叫做龔鶴村，12歲就考上了廣州最好的市立第一中學。當時的廣州是革命思潮翻湧的中心地區，孫中山1917年準備發起護法運動，16歲的龔楚投筆從戎，加入了粵軍，進行革命鬥爭。
1917年，龔楚先後在粵軍第2旅擔任班長和旅部副官，後來感覺自己的文化水平不能適應軍隊，考到雲南陸軍講武堂在韶關的分校進行學習。1923年，在粵軍中得到極大提升的龔楚成為了國民革命軍的少校參謀，參與攻打湖南的戰鬥，失敗後和部隊一起撤到廣東北江。
孫中山此時接受蘇聯建議，提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國共展開第一次合作。龔楚也在廣州工專學校讀書期間接觸了大量共產主義知識，並在同學的介紹下於1924年6月加入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在1925年正式轉為中共黨員。
隨後，富有革命鬥爭經驗的龔楚被黨組織派到樂昌縣領導當地的農民運動，1927年2月，龔楚在樂昌成立黨支部，擔任支部書記。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後，龔楚擔任樂昌和北江的工農軍的工農討逆總指揮，開赴武漢討伐蔣介石。
南昌起義打響時，龔楚又帶領工農軍趕赴南昌參與起義。1928年1月，朱德和陳毅帶領南昌起義軍餘部在廣東遇見了龔楚帶領的工農軍隊，雙方合併為工農革命軍第三師，朱德任師長，龔楚為黨代表。
1928年4月，朱德、陳毅和龔楚為了抵抗國民黨反動勢力、保留革命力量，決定前往井岡山與率領秋收起義的毛澤東隊伍會合，並在4月28日順利會師。抵達井岡山6天后，毛澤東和朱德等人在慶祝大會上決定成立紅四軍，龔楚因為多年的革命經驗和在農民軍中較高的威望，和朱德一起被任命為紅四軍前委常委，前委書記則由毛澤東出任。當時紅四軍中朱、毛、龔三人齊稱，龔楚的地位僅次於朱德和毛澤東，湖南省委對紅四軍的代稱就是“朱毛龔”。
1929年5月，龔楚來到廣西縣委工作，和當地武裝一起策劃了百色起義，結識了鄧小平。百色起義勝利後，紅七軍成立，軍長張雲逸，政委鄧小平，參謀長龔楚。龔楚和鄧小平的革命友誼就此開始，龔楚結婚時，鄧小平還擔任了他的證婚人。
為了規範軍隊，紅七軍7000多人在河池進行整編，下轄十九、二十、二十一三個師，龔楚在擔任參謀長的同時兼任戰鬥力最強的十九師師長，鄧小平兼任十九師政委。鄧、龔兩人在紅七軍的成立初期通力合作，龔楚利用在井岡山時期積累的建軍經驗為紅七軍的發展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
1931年，紅七軍按照中央蘇區的指示在廣東梅花墟建立革命根據地，卻遭到了國民黨陳濟棠和湘軍十九師的夾擊，紅七軍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的重大損傷，龔楚也在突圍過程中身受重傷，不得不和鄧小平緊急轉移到江西蘇區。之後龔楚則被轉移到上海的醫院療傷，1931年8月才再次從香港輾轉抵達中央蘇區。
傷愈歸隊後，黨組織對龔楚委以重任，他先後被任命為紅十二軍三十四師師長、紅十二軍參謀長和紅七軍軍長。1932年，龔楚在指揮紅七軍的作戰過程中犯了右傾錯誤，讓紅七軍再次遭受重創，他被撤去了軍長職務。
此時國民黨窮追不捨地進行“圍剿”，國內複雜而艱苦的奮鬥形勢和黨內的艱苦生活都讓龔楚身心疲憊，開始對革命喪失信心，慢慢動搖了革命意志。而1933年在共產國際會議上對龔楚的批評讓他對黨組織心生怨恨，為此被調到紅軍大學進行了為期一年的培訓。
培訓歸來後，龔楚把內心的不滿和怨恨埋在心底，沒有表露出來。當時軍委總參劉伯承因為嚴重貧血被送到醫院治療，黨組織對龔楚交付了極大的信任，讓他擔任紅軍總司令部的代理參謀長，並直接參與指揮紅軍的第五次反“圍剿”鬥爭，但是國軍數量太過龐大，雖然龔楚帶領軍隊進行了我軍最擅長的游擊戰爭，還是在轉移過程中損失慘重。
而且國民黨同時對紅軍進行重金誘惑，以高官和名利騙取紅軍指揮官投靠他們，有許多不堅定的紅軍將領就被一時的富貴所迷，投入了國民黨的懷抱。龔楚深感革命前景渺茫，心底埋下了國民黨誘惑的種子。
對此一無所知的黨組織在反“圍剿”失敗後調任龔楚為贛南軍區司令員，一個月後改任參謀長。只是越來越嚴峻的局勢讓紅軍在戰鬥中逐漸落入下風，1934年底龔楚作為中央軍區參謀長和項英、陳毅一起接過紅軍的防務工作，掩護紅軍主力轉移，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徵就此開始。但是國民黨“剿撫兼施”的政策再次打動了龔楚，尤其是長征途中尤為艱苦的條件，讓他本就薄弱的革命意志逐漸消失。1935年5月2日，龔楚拋棄了他帶到湖南郴縣黃茅村的一個連隊，留下一封信獨自逃回了老家樂昌縣。
可以說，從龔楚加入紅軍以來，一直擔任軍隊中的高階職位。對於他的錯誤，黨組織也及時進行了糾正和教育，並繼續對他委以重任，誰都沒想到龔楚竟然能夠做出背叛革命、背叛黨組織、逃離軍隊的舉動。
回到老家不久，龔楚深感自己的一身本領無處施展，於是就打起了投靠國民黨的主意。他找到了廣州綏靖公署秘書長張紹芹，並在他的安排下成為粵軍餘漢謀的部下。餘漢謀任命他為剿共遊擊司令，後來又升任粵湘邊區剿匪指揮官和粵北五縣聯防主任。為了向蔣介石表示自己“投誠”的決心，龔楚毫不猶豫地把槍口對準了自己曾經的戰友。
龔楚曾經是紅七軍的軍長，還擔任過中央總參，是投降國民黨的所有紅軍中職務和地位最高的一位幹部。他將大量絕對機密透露給國民黨，使我黨在國民黨內部的情報組織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擊，龔楚本人也被稱為“紅軍第一叛將”。
龔楚利用自己對紅軍作戰策略和游擊戰術的熟悉，帶領國民黨軍隊偽裝成紅軍游擊隊，在尚不知他背叛革命的地方誘捕紅軍。1935年10月13日，龔楚帶領一支40人小隊在北山和餘漢謀手下的另一支部隊假打一陣，把聲勢傳播到整個龍西石地區。當時北山的遊擊大隊長賀敏學曾經是龔楚的部下，聽到領頭人是龔楚後，趕忙前去接應。
龔楚假稱自己現在屬於湘南紅軍，需要把項英和陳毅接到湘南組織工作，然後以召集紅軍游擊隊開會為名，把他們全部騙到埋伏圈內，威逼利誘游擊隊投降。賀敏學第一個反應過來，舉槍就往外衝，最後身中三槍，滾下了山，也因此衝出了包圍圈，而整個游擊隊只有八九個人得以突圍成功，其餘50名隊員全部犧牲，只有後方主任何長林選擇了叛變。這就是長征部隊在贛粵邊損失最大、性質最嚴重的“北山事件”。
龔楚此次行動沒有抓到項英、陳毅十分不甘心，於7天之後再次率粵軍包抄項英、陳毅駐地，正好遇見外出採購的偵查員吳少華。龔楚裝模作樣地上前攀談，要吳少華帶自己去見項英和陳毅，但吳少華敏銳地察覺到龔楚的不對勁，搶先登山通知哨兵鳴槍示警，讓項英、陳毅提前完成了轉移。龔楚做賊心虛，聽到槍聲後認為自己沒有勝算，帶領小支隊落荒而逃。
全面抗戰爆發後，龔楚繼續在國民黨內部做事，成為抗日正面戰場上的一名虎將，因為屢次給予日軍重大打擊，龔楚一度成為第五戰區的抗日名將，先後擔任上校參謀、少將參謀、少將參議等職。只是他作為紅軍中叛逃的最高級別將領，始終得不到蔣介石的信任，因此一直到抗戰勝利，龔楚還是少將軍銜。
隨著解放戰爭的逐步推進，人民解放軍在1949年10月進駐北江，原本在北京擔任行政督察專員和保安司令的龔楚帶著手下逃到了樂昌縣瑤山。中共北江行署主任黃松堅給龔楚寫信勸降，龔楚認真考慮了當年的形勢，確認國民黨沒有反抗餘力，帶著部下到韶關北江分割槽交代投降。
12月，廣東省省長葉劍英派龔楚到海南島策反國民黨守將薛嶽，他和龔楚是樂昌老鄉。然而龔楚卻拿著黨的經費在香港隱藏下來，不僅沒有前往海南去見薛嶽，還為自己改名龔松庵，定居在香港。
期間，蔣介石邀請龔楚到臺灣共謀反攻大陸之事，但龔楚覺得蔣介石都已經被逼到了小小的臺灣省，重新奪回大陸無異於痴人說夢，就婉拒了蔣介石。作為國民黨的重要成員，龔楚在香港分到了50畝的僑園，以此為基礎從事畜牧業和養殖業。
定居香港的30多年中，龔楚混得風生水起，他的書法作品在香港市場上能賣到上萬元的價格，龔家的生意也蒸蒸日上，只是一家人從來沒有提過返回大陸的事。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國家開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龔楚的侄孫龔慶韶回到廣東做生意，聽他說了廣東的變化之後，龔楚漸漸動了回老家的念頭。
但他對“降將可納，叛徒難容”的道理心知肚明，不知道自己回到廣東會不會被清算，家鄉人民能不能原諒自己的錯誤，始終沒有勇氣回鄉。隨著年歲增高，廣東人死後迴歸宗族祠堂的觀念在龔楚心中越來越重要，直到他得知自己家族中有個叫龔洪永的人是樂昌縣縣委副書記之後，這把火終於燒了起來。
1989年，國家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釋出不再追究建國之前人員的犯罪行為公告，龔楚才下定了回鄉的決心。1990年10月13日，龔楚忐忑不安地坐上了前往韶關的火車，回到了自己的家鄉長來村，於是就有了開頭的那一幕。
收到龔楚的信件之後的幾天，鄧小平給龔楚家裡打來了電話，沒有人知道他們說了什麼，只知道龔楚得以回鄉定居，安度晚年，實現願望的龔楚激動地老淚縱橫，無語凝噎。在家鄉度過晚年的龔楚引起了當地人民的興趣，很多媒體、記者上門對他採訪，龔楚對自己在紅軍部隊中的事情總是侃侃而談，卻絕口不提叛變革命之後的發展，顯然他也明白自己的叛逃經歷並不光彩。
1995年，龔楚以94歲高齡在家中去世，實現了進祠堂、入祖墳的願望。他的人生已經結束，後人對他的功過評價如何，就各自見仁見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