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9月14日,13歲的焦守雲到達北京,住進了清華大學。
焦守雲一直沒有告訴身邊的人她是焦裕祿的女兒,第二天清晨她和清華的學生們一起來到天安門廣場上,接受毛主席的檢閱。
不知是誰在檢閱之前透露了訊息,很快學生們就將焦守雲圍了起來,邀請她一起照相,向她要簽名,也有記者說要採訪她。
焦守雲一時不知怎麼辦才好,這時有一名學生來找她,對她說:“總理要你上天安門城樓。”
焦守雲一聽高興得不得了,在這名學生的帶領下來到了金水橋的橋頭,被一名工作人員帶到了城樓之下,又跟隨著另一名工作人員登上了天安門城樓。
在休息大廳中,焦守雲見到了周恩來、鄧小平、陳雲等領導人,周總理親切地詢問她家中的情況,還問了蘭考人民現在的情況。
為了答謝周總理,焦守雲將胸前佩戴的印有焦裕祿頭像的像章取了下來,送給了周總理。周總理用手摸了摸,笑著對焦守雲說:“很好,很好。”
下午四、五點鐘,毛主席親切地和學生們握手,焦守雲擠在人群之中,被擠得東倒西歪,根本沒有和毛主席握手的機會。
一名記者見了趕緊遞給焦守雲一個凳子,她剛剛站上凳子,就被穿著灰色旗袍的王光美見到了,她一把將焦守雲拉下來,牽著她走到毛主席的面前,說:“這是焦裕祿的女兒!”
因為現場的歡呼聲太大,毛主席第一次沒有聽見王光美的話,他疑惑地問了一句:“啊?”
王光美提高嗓音又說了一遍,毛主席聽到了,他朝著焦守雲笑了笑,徑直走到她面前拉著她的手往前快步走著。
走到一片有軍人站崗較為開闊的地方,毛主席要攝像師給他和焦守雲一起照相,照相結束後,毛主席又拉著焦守雲走上了觀禮臺。
焦守雲就這樣站在了毛澤東、林彪和周恩來的身邊,記者又給他們拍下了一張合影。
檢閱結束後,毛主席又牽著焦守雲的手來到了休息室,休息室裡面有茶水也有水果點心,不少水果點心焦守雲見都沒見過。
焦守雲中午還沒吃飯,但心思全不在吃上面,只顧著看毛主席。這時候《人民日報》的記者把她喊出去要採訪她,江青見焦守雲沒吃什麼,拿起四個包子追上來塞給了她。
《人民日報》第二天就刊登了焦守雲和毛主席的合影,以及對焦守雲的採訪。緊接著,武漢、廣州等地都向焦守雲發來邀請,希望她能去當地為群眾作報告。
回到故鄉蘭考的時候,許多蘭考的父老鄉親擠在車站迎接焦守雲。焦裕祿的夫人徐俊雅一見到焦守雲就激動得擦眼淚,一時間激動得說不出話來。
焦守雲和毛主席合影的那張照片,蘭考人民照著它畫了一幅真人大小的畫像,人們抬著這幅畫像,敲鑼打鼓地簇擁著焦守雲,在蘭考縣轉了一圈。
大家都爭著和焦守雲握手,因為這雙手是毛主席曾經握過的手。
焦裕祿彌留之際,留給兒女們唯一的遺物就是《毛澤東選集》。他對長女焦守鳳說:“我身邊只有這一本,現在不能給你,我還能活些時候,還要看幾天。你們要好好學習毛主席的著作,依靠它去工作、生活。”
如今他的二女兒守雲已經代替他見到了他最為崇敬的毛主席,每一位領導人都對她關懷備至。焦裕祿同志已經離世兩年了,黨和國家沒有忘記他。
沒有忘記他冒著凜冽寒風,一家家看望蘭考受雪災的災民;沒有忘記他在洪水中領著鄉親們搶救莊稼、挖溝排洪;沒有忘記他捧著一抔黃土,挽留想要離去的大學生;沒有忘記他忍著病痛蹬著破舊的腳踏車,在鹽鹼地之中穿梭;更沒有忘記他的遺言:我要葬在蘭考,我要親眼看到蘭考的沙丘被治理好……
1964年5月14日,焦裕祿病逝在河南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
這位普通的領導幹部、優秀的共產黨員,犧牲之時才42歲,留下了白髮蒼蒼的老母親、悲痛欲絕的妻子和6個年幼的孩子。
因天氣炎熱,焦裕祿的遺體不便送往蘭考,只得暫厝於鄭州市烈士公墓。
5月16日,處理完焦裕祿後事的蘭考縣縣長張欽禮匆匆去參加河南省豫東沙區造林工作會議。
他無法掩飾心中的悲痛,藉此機會,向同志們介紹了與他並肩工作一年五個月的好書記焦裕祿。
限定的時間過去了,副省長王維群站起來,對張欽禮說:“講下去,不受時間限制。”
張欽禮講了整整兩個半小時,從焦裕祿上任後第一次拜訪老鄉,一直講到他的遺言,在場400多名幹部、群眾泣不成聲。
1966年2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長篇報道《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組織追認焦裕祿為革命烈士,決定將焦裕祿的遺體遷往蘭考。
焦守雲還記得,當時安葬焦裕祿的棺材已經腐爛了,只能在外面再套一個大棺材,用專列送往蘭考。
當天蘭考群眾奔走相告,十萬人等候在蘭考火車站迎接焦裕祿。當焦裕祿的靈柩從火車上卸下之時,人海之中爆發出一片哭聲。
焦守雲看到一名中年婦女披頭散髮跟在汽車後面哭喊:“我生孩子的時候你送紅糖給我,還給我20塊錢,你是我們窮人的恩人啊!”
到了墓地,焦裕祿的棺材從汽車上卸下來,徐俊雅突然掙脫了身邊安慰她的人,一頭撞在棺材上,一下子就暈了過去。
眼看著焦裕祿的靈柩被放進了墓穴之中,周圍一片哭聲,長女焦守鳳著急了,大聲哭喊著:“我要跟爸爸一起走,我要跟爸爸一起去。”她猛地一跳,就撲到了棺材蓋上,人們含著淚將她拉上來。
等到完全埋好,維持秩序的人才讓不遠處的蘭考百姓們過來。
黑壓壓一片人跪倒在焦裕祿的墓前,很多人還在扒著墳上的泥土,邊哭邊說:“不能用土把我們和焦書記隔開啊!”
焦裕祿去世後,這個家就靠徐俊雅一個人撐了下來。徐俊雅性格內向,寡言少語,和焦裕祿結婚後共同生活不過14年,焦裕祿去世之時,徐俊雅剛剛33歲。
當時家中最小的孩子3歲多,母親和婆婆兩位老人還需要徐俊雅照顧,一家一共9口人,全靠徐俊雅每個月50多塊錢的工資和上級送給焦家的13元體卹金艱難度日。
一次,徐俊雅為了給孩子們改善生活,帶著10塊錢到街上買雞蛋,雞蛋販子說10塊錢找不開,就讓徐俊雅在原地等著,他去換零錢。沒想到販子一走就沒有再回來,徐俊雅等了好久,才知道自己是上當了。回家之後,徐俊雅哭了好幾次,10塊錢是一大家子一個星期的生活費。
孩子們一年之中最怕過的就是春節和清明節,焦裕祿去世的第一年春節,焦家沒有鞭炮聲也沒有歡笑聲。那幾年的除夕夜,徐俊雅總是流著淚包一夜的餃子,大年初一給孩子們下完餃子之後就躺在床上一整天。
好幾次清明節,徐俊雅帶孩子們去給焦裕祿掃墓,都哭暈在焦裕祿的墓前,孩子們再將母親攙扶著回家。
家裡條件很不好,徐俊雅遵從焦裕祿的遺願,從不主動開口向組織要求過什麼。有一年,兒子已經沒有衣服穿了,徐俊雅流著淚將焦裕祿穿過的衣服拿出來,用剪刀和針線將衣服改小,一邊改一邊哭,將手指戳破了。
焦家離焦裕祿的墓地很近,只要徐俊雅在家裡,每天早晚都要去看看焦裕祿。每年忌日,兒女們無論在哪兒都要回家紀念父親。
一年焦裕祿的忌日,焦守鳳一個人跑到那棵著名的“焦桐”下面,默默站著懷念父親。正巧旁邊走過一位老太太,焦守鳳遠遠聽見她說:“焦書記可真是個好人,也不知他家的孩子們現今都幹啥哩,過得好不好。”
焦守鳳忍不住淚流滿面,她終於明白了,為什麼父親心甘情願為了這片土地上的人民奉獻出自己的生命。
子女漸漸離開了家成家立業,徐俊雅一直住在蘭考,守著焦裕祿一直到人生的盡頭。
作為離休幹部,按照規定徐俊雅晚年看病是可以實報實銷的,但每次住院她都著急出院,嘴裡總是念叨著:“蘭考的醫療費都要讓我給花光了。如果是老焦,他會怎麼想?”
焦家的6個兒女都是共產黨員。
老大焦守鳳十幾歲時被焦裕祿送到又髒又累的醬菜廠工作,焦裕祿臨終前將手上的手錶給了焦守鳳,對她抱有歉意地說:“爸爸在有些事上可能對不起你,這塊表作為我送給你的禮物吧。你已經是個工人了,帶上它以後上班不要遲到。”
1965年,焦守鳳和丈夫馮傳富結婚,過得比較清苦。後來,焦守鳳被調到市總工會工作,一家人在分配的小房子裡面一住就是半個世紀。晚年常有記者聯絡她,想要做一個深入的採訪,她都不好意思接受。房子老了,因為漏雨反覆修葺,她記得母親生前對她說的話,不想要被記者報道出去,拿這件事做文章。
老二焦國慶在1968年參軍來到東北,被分配到了董存瑞班。他多次立功,嚴格遵守父親的遺囑,從來沒向組織提過要求,他的事蹟曾被中央電視臺和《解放日報》報道過。
老三焦守雲一直覺得自己是焦家孩子之中最幸運的,13歲就見到了毛主席,1973年成為“十大”代表,還當上了奧運火炬手。
在電視劇《焦裕祿》拍攝期間,焦守雲親手為飾演焦裕祿的演員編織了兩件背心,那是焦裕祿生前常穿的式樣。
老四玲玲是焦裕祿生前最為疼愛的女兒,父親去世之後,她想要改掉“嬌氣”,就給自己改了名字叫“守軍”。
17歲那年,焦守軍從高中畢業,前往昆明當兵,從蘭考到昆明,坐火車就要坐三天兩夜。新兵訓練非常艱苦,焦守軍從小膽子小,但在軍隊裡從不要求組織任何照顧,下連隊之時,指導員想要將她安排到軍區機關門診部。焦守雲拒絕了,主動要求駐紮到大山坳裡。
戰友們提醒她,機關和連隊裡的條件不一樣,出來後的人生也不一樣。但她就是不願接受組織的特殊照顧,情願去做炊事員、飼養員、報務員……
1979年,對越自衛反擊戰打響,已經是正式黨員的焦守軍從戰爭一開始就堅守在坑道里,一天連續工作十幾個小時都不離開崗位一步。經她手發的電報有十幾萬份,及時準確,沒有失誤,榮立三等功。
80年代,焦守軍和丈夫朱新民來到成都,組織將他們都安排到機關單位工作,焦守軍拒絕了,只接受做一名普通的檔案助理員。
老五焦躍進選擇了父親走過的路,他從生產隊長、村支部書記、鄉長等一步步做起,後來成為開封杞縣的縣長。他的縣長辦公室裡面擺著一尊父親的銅像,工作之餘常常對著父親的銅像沉思。
徐俊雅時時提醒焦躍進,他為官的“口碑”是和焦家的聲望緊密聯絡在一起的,一定要清正廉潔,她還讓兒媳婦在逢年過節的時候千萬不要接陌生電話,生怕有人送禮。
焦躍進把杞縣優質的大蒜賣到北京,自己當推銷員。剛開始來買大蒜的人不多,後來有人認出他是焦裕祿的兒子,人人爭相去買杞縣的大蒜,很快一搶而空。當時有百十來家媒體報道了“焦裕祿兒子在北京賣蒜”的新聞,焦躍進也不惱。
他並不否認焦裕祿的光環給他的仕途帶來了幫助,但這些歸根結底都是為了尚在貧困線上掙扎的杞縣老百姓們,他堅決不會同意以父親的名義為自己謀取私利。
焦躍進患有神經衰弱、偏頭痛和高血脂等疾病,他和父親一樣,將這些問題都稱為“小毛病”。焦躍進工作起來不顧休息,經常深入農戶,就種植問題挨家挨戶和他們商談。
無論晚上工作到幾點,每天清晨他都會被敲門聲所驚醒,那是群眾有事來找他,他一定會起來給群眾解決問題,鄉親們都親切地喊他“小焦書記”
焦裕祿去世的時候,最小的兒子焦保剛才三歲多。焦保剛18歲就在蘭考縣刑警隊工作。焦保剛長得最像父親,個子高大,有勇有謀,多次立功受獎。刑警隊的人都說他是“公安戰線上的一塊好鋼”。
焦裕祿在世時,這個大家庭沒有一張“全家福”。他去世兩年後,徐俊雅和6個子女在家門前合影
除了這6個孩子,焦家還有個“小老七”張繼焦。
張繼焦是蘭考人,父母在逃荒要飯到徐州的時候生下了他,原來給他起的名字是“張徐州”。
張繼焦小時候生了一場大病,貧困的父母已經準備放棄他了,是焦裕祿抱著他一定要帶他去醫院看。
那是一個路都看不清的黑夜,村民們將張繼焦放在獨輪車上推了45里路,父親張傳德就在路邊買了一盒火柴,不斷劃上一根看看他是不是還活著。
焦裕祿對醫院的同志說:“這是農民的後代,你們要盡最大的努力將他治好。”
兩個月後,張繼焦出院了。那時的張繼焦還不到三歲,焦裕祿犧牲後,父親就給他改了名字,希望他繼承焦書記的遺志。
張繼焦父母去世後,他一直將徐俊雅當作自己的媽媽,徐俊雅對外都說張繼焦是“我家老七”。張繼焦結婚的時候,徐俊雅就像對親兒子一樣張羅他的婚禮,哥哥姐姐們親自趕回來參加婚禮,實在來不了的也寄來了賀信。
因為焦家的孩子們都在外地,徐俊雅晚年日常生活是張繼焦夫婦照顧的。生病要掛吊針,張繼焦每天上班之前將徐俊雅送到醫院。
徐俊雅總是對子女和鄉鄰們說:“多虧了老焦當年救下了繼焦,這孩子就跟蘭考的土地一樣,都是重情重義呢!”
蘭考焦裕祿紀念館開館後,張繼焦擔任紀念館的副館長。
他一遍遍和來參觀的學習團講述焦裕祿的生平,常常流淚哽噎。
焦守雲坦言做焦裕祿的兒女“真的不容易”,要承受不少壓力。有時候和朋友出去玩,如果有人突然介紹她是焦裕祿的女兒,焦守雲就不怎麼說笑了,生怕自己有什麼地方不得體。
對於影視劇之中焦裕祿的形象塑造,徐俊雅和孩子們是非常關注的。如果電視劇劇組找他們做顧問,他們都會痛快答應。這麼多年也有商家找他們當顧問的,他們會毫不客氣地回絕。
電影《焦裕祿》之中飾演焦裕祿的青年演員李雪健第一次來到焦家,徐俊雅見到他就連連搖頭:“不像,不像,這哪裡是老焦的樣子,個子太矮了,也長得太胖,面板太白。”
李雪健一聽著急了,他對徐俊雅承諾:“外形不像,我就用心來演。”回去之後,李雪健減肥三個月,每天只吃大白菜,減掉20多斤。
劇組非常尊重徐俊雅的意見,化妝師為李雪健化妝時將他的面板抹黑,攝像師也儘量將他拍得高一點。
當時為了塑造焦裕祿的清貧形象,劇組為李雪健準備了一件破棉襖和一條破圍巾,還讓李雪健留了鬍子。徐俊雅看不下去了,對他們說:“老焦不是這樣的,他雖然穿著舊衣服,但很愛整潔,鬍子每天都要颳得乾乾淨淨的。”
劇組連忙給李雪健換上乾淨的黑呢子外套,李雪健自己也覺得舒服了很多。
李雪健塑造的焦裕祿非常成功,徐俊雅和孩子們也被感動了,徐俊雅說:“雪健這孩子,也真難為他了。”
而李雪健自己在“金雞獎”和“百花獎”的頒獎儀式之上,說了一句至今仍然會被諸多實力演員拿來鞭策自己的一句話:“苦和累都讓大好人焦裕祿受了,名和利都讓傻小子李雪健得了。”
多年後,李雪健在一檔電視節目上重逢焦裕祿的外孫餘音,餘音一見到李雪健就深深鞠了一躬,喊了一聲“外公”。餘音說:“我一出生就沒有見過外公,對外公第一個完整的印象就是電影之中李雪健老師飾演的焦裕祿。”
焦裕祿已經去世很多年了,但他留給親人、蘭考百姓、全國人民的印象依舊是生動而鮮活的。
只是在焦守雲的心中依舊有一個遺憾,父親沒有來得及和家人們拍上一張全家福。
他的子女曾經給父親寫過一封信:
過了不惑之年的我們,同樣也是食人間煙火的普通人……我們姊妹6人都是共產黨員,我們都可以無愧地對您說,我們都是您的好兒女。
1991年,江澤民總書記到蘭考視察的時候,專程去看望了徐俊雅,他緊緊握住徐俊雅的手,對她說:“這些年你不容易,不容易啊!”
2005年8月,徐俊雅帶著對焦裕祿的眷戀離開了人世,蘭考已經沒有一位和焦裕祿血脈相連的親人。但焦裕祿的名字已經深深鐫刻在了這片曾經荒涼的土地之上,他的精神也留在兒孫的血液裡,在全國各地生根發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