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路上先鋒，大渡河畔英雄。
這是1991年4月，楊得志書寫的悼念摯友孫繼先去世1週年的字幅。長征期間，開國中將孫繼先作為指揮員，帶領17名勇士成功強渡大渡河，在他的戎馬生涯裡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但在解放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我軍一直對外宣傳的是“大渡河17勇士”，作為指揮員的孫繼先，並未被列入在內，這是為什麼呢？
孫繼先
1911年，孫繼先出生於山東曹縣尖嘴劉莊的一個農民家庭。他自幼習武，練得一身好武藝，特別是對刀、槍、棒和三節棍非常精通。1931年1月，國民黨第26路軍到曹縣招兵，孫繼先被順利挑中，成為了第26路軍第73工兵營的一名二等兵。
不久以後，第26路軍奉命開往江西“圍剿”紅軍。1931年11月，在參謀長趙博生和旅長季振同、董振堂等人的率領下，第26路軍共1.7萬餘人舉行了著名的“寧都起義”，孫繼先隨部隊起義後，被編入中央紅軍第5軍團，並於1932年2月光榮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34年10月，紅軍開始長征，孫繼先任紅1軍團第1師第1團第1營營長，擔負著先頭部隊前衛營的重任，一路突破了敵軍的各種圍追堵截。1935年5月23日，紅1團經過70公里的強行軍，在安順場前的一個大鎮子上停了下來。
這裡離大渡河安順場渡口只有10多公里，大渡河位於四川中西部，是長江支流岷江的最大支流，兩岸高山聳立，河中水深流急。太平天國時期，翼王石達開帶著2萬名將士轉移至此，正逢冰雪融化、大雨滂沱，石達開雖然組織部隊多次渡河，但均遭失敗，最終在前有天險、後有追兵的絕境中全軍覆沒。
石達開
此時中央紅軍的處境與石達開當年的形勢毫無二致，十分險惡：前有四川軍閥劉湘、劉文輝的部隊扼守大渡河的所有渡口，後有國民黨中央軍薛嶽、周渾元、吳奇偉等部數十萬人追趕。蔣介石也斷言要讓紅軍成為“石達開第二”。
中央紅軍先遣司令員劉伯承和政委聶榮臻決定派孫繼先的1營消滅守在安順場的國民黨軍，找到船隻，強渡大渡河，為長征中的紅軍部隊殺出一條血路來。劉伯承還要求孫繼先每完成一項任務，就點一把火作為訊號。
出發前，聶榮臻問孫繼先：“孫繼先，你知道石達開嗎？”
聶榮臻
孫繼先高聲回答：“管他什麼十達開、九達開的，咱們是紅達開，到哪裡哪裡就得開！”
5月24日晚，孫繼先帶領全營趕到了安順場，並消滅了這裡的守敵，但由於敵人已把船攏到對岸，他們好不容易才搞到一隻船。
但孫繼先光顧著找船，忘了點火發訊號了。焦急的劉伯承和聶榮臻派人來前線打探情況，才知道孫繼先已經佔領了渡口。劉伯承見到孫繼先後，劈頭蓋臉就是一頓批評：“怎麼搞的？為什麼不發訊號？”
孫繼先一臉認真地解釋說：“一是大雨，野地裡點不著；二是我們在路上聽老百姓講，敵人正要放火燒了這鎮子，我們一來就放火，老百姓怎麼想？三是光顧著打仗、找船，把點火的事給忘了！”
劉伯承聽後點頭說：“好吧，1營睡覺，我們把全街能買到的好東西都買來給你們吃，明天一早強渡！”
劉伯承
這個晚上，孫繼先和全營的指戰員都睡不著，大家聚在一起吃著東西，說說笑笑，等待著戰鬥時刻的來臨。
第二天早上，孫繼先從1營2連挑選了17名勇士組成渡河突擊隊，由連長熊尚林任突擊隊長。他們每人佩戴一把大刀，背一挺衝鋒槍，一支短槍，帶著五六個手榴彈和工作器具，很快便準備完畢了。
但由於一條船太小，裝不了17個人，孫繼先臨時決定突擊隊分兩批渡河，熊尚林先帶領8名同志第一批渡河，等船回來以後，再由孫繼先帶領剩下的8名同志第二批渡河。
戰鬥發起以後，第一批的9名勇士很快過了河，船很快又把孫繼先等剩下的9名勇士運了過去。戰鬥異常激烈，時任紅1團團長的楊得志後來在文章《大渡河畔英雄多》中這樣描述戰鬥的情形：
此刻，我們兩批登陸的勇士接上了，十八個勇士一起衝上去，十八顆手榴彈一齊扔出去，十八挺花機關槍一齊打過去，十八把大刀一齊在敵群中飛舞。號稱“雙槍將”的川軍被殺得敗不成軍，拼命向北邊山後面逃，我們渡河的勇士完全控制了大渡河北岸。
孫繼先帶領突擊隊過河以後，又在渡口下游繳獲了兩隻船，保證了後續部隊源源不斷地渡過大渡河。紅1團渡河後，又策應紅2師4團奪取瀘定橋。在過瀘定橋的時候，孫繼先裹著毛毯，扛著機槍，衝到距瀘定橋幾米處時，突遭敵機掃射，幾發子彈從他肩頭飛過，他以為中彈了，但仍冒著炮火向前衝，到橋頭一看，只是毛毯打了幾個洞，肩部只受了點輕傷，可謂非常驚險。
飛奪瀘定橋
強渡大渡河以後，孫繼先在紅1軍團的《戰士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十七個強渡的英雄》的通訊，文章中只記錄了強渡的17名勇士的名單，並沒有提到他自己。因為孫繼先覺得自己作為指揮員，應該把榮譽讓給英勇的戰士們，因此把自己的功績隱去了。
1956年，為了在第二年紀念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30週年，中央軍委決定總結軍隊歷程，並編一部書。總政很快在全軍發起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三十週年徵文活動”，並在中央、省、市一級報刊上廣泛發出徵文啟事，同時從總政文化部和宣傳部共調來10人，成立了一個編輯部。
徵文啟事發出以後，得到了各界人士的熱烈來稿，時任南京軍事學院院長的劉伯承也很重視此次活動，他積極動員學院的教員和學員把自己革命戰爭年代的戰鬥經歷記錄下來。正好此時楊得志和孫繼先分別擔任學院戰役系的正、副主任，劉伯承要求他們完成一篇強渡大渡河的回憶文章。
劉伯承
起初孫繼先認為自己文化水平低，便推辭說：“有楊得志同志寫就行了，我就沒有必要再寫了。”
但劉伯承卻說：“回憶強渡大渡河，僅有楊得志同志一篇文章是不夠的，他是大渡河戰鬥的指揮者，你是直接參加戰鬥的戰鬥員，你們從不同角度寫，更有利於分析、積累戰例，這可是政治任務！”
在劉伯承的要求下，楊得志和孫繼先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完成了一篇回憶強渡大渡河的文章。這兩篇文章都被編輯部選中，並編入講述長征故事的《星火燎原》第三卷，在1960年出版。
《星火燎原》
劉伯承也寫了一篇文章《回顧長征》，在寫到強渡大渡河的經歷時，他明確地指出渡河的是18名勇士。
但在20世紀60年代初的一次軍委擴大會上，一位空軍中將提出：關於紅軍長征強渡大渡河的宣傳有些混亂，到底是17勇士還是18勇士應當查清楚，即便是18人一起渡河，孫繼先作為指揮員，也不應當算作勇士。
當時孫繼先也參加了此次會議。旁邊一位老同志聽不下去了，他悄悄對孫繼先說：“你也應該出來說說話，以正視聽！”
孫繼先小聲回答說：“我能說什麼？能說自己是勇士嗎？”
會議結束後，軍委要求總政治部查實強渡大渡河的到底是17勇士還是18勇士，但能找到的資料只有當年《戰士報》上那篇《十七個強渡的英雄》的通訊和一名沒有親臨大渡河現場的紅軍幹部的日記，最終總政確認強渡大渡河的就是17勇士，並要求各單位在在宣傳紅軍長征強渡大渡河事蹟時，一律按照“17勇士”的口徑。
孫繼先本人對此看得很淡，但他的子女們後來看到有關大渡河的宣傳沒有他時，都為他感到不平。但孫繼先卻對孩子們說：“強渡大渡河的戰鬥經過，在我的回憶文章裡已經敘述得很清楚了，至於我自己算不算勇士，沒有必要去爭論。在革命戰爭年代，無數先烈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有些同志犧牲後連名字都沒有留下。我們這些倖存者想起他們就心裡難過。如果再去爭什麼‘勇士’，就太沒意思了，我感到很羞恥！”
孫繼先的這番話，充分彰顯了他的高風亮節和偉大人格。
1979年，《星火燎原》叢書再版，叢書選用楊得志關於強渡大渡河的回憶文章時，卻把關於渡河的內容改成了這樣：
莊嚴的時刻到了，熊上（尚）林帶領著十六名同志跳上了渡船。
“同志們！千萬紅軍的希望，就在你們身上。堅決地渡過去，消滅對岸的敵人！”
渡船在熱烈的鼓動聲中離開了南岸。
……在我猛烈火力掩護下，渡船靠岸了。十七勇士飛一樣跳上岸去，一排手榴彈，一陣衝鋒槍，把衝下來的敵人打垮了。勇士們佔領了渡口的工事。
孫繼先看到這篇文章後，非常生氣，他並不在意文章沒有提到自己，但戰鬥的過程也被篡改，完全不符合史實，這讓他很接受不了，於是他專門找到了楊得志說：“咱們紅1團強渡大渡河的情況，你最清楚，怎麼能這麼寫呢？”
楊得志和孫繼先
楊得志看了這篇文章後，也很惱火，因為書出版時他正在國外訪問，有關部門也沒有徵求他的意見，就直接把“18勇士”改成了“17勇士”，而且戰鬥過程也不符合史實，但鑑於叢書已經出版，他只好安慰孫繼先說：“我一定在今後的回憶錄中把它重新糾正過來。”
楊得志沒有食言，他在1985年撰寫的回憶錄《橫戈馬上》中，就專門澄清了關於強渡大渡河的史實，他寫道：
由於船太小，一次容不下十七位同志，我們決定分兩次強渡。第一船由熊尚林同志帶領。為加強領導，第二船派營長孫繼先同志掌握。
1990年4月13日，孫繼先在濟南病逝，享年79歲。臨終前他囑咐家人：去世後要把一部分骨灰撒在大渡河裡，他要伴著大渡河的驚濤駭浪，向後人講述毛主席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在這裡創造的驚世傳奇！
不久以後，楊得志在和孫繼先的兒子孫東寧聊天時，激動地說：“你爸爸是長征中的英雄，強渡大渡河時，第一船九人，熊尚林帶著；第二船九人，你爸爸帶領。九加九是十八，應該是十八勇士，你爸爸應該算勇士！”
楊得志
就在此時，相關部門徵求楊得志對《孫繼先同志生平》的意見，《生平》中對孫繼先強渡大渡河的經歷是這樣寫的：
親自挑選並帶領十七勇士強渡大渡河，奪取並控制了渡口陣地，掩護後續部隊渡過了大渡河，為紅軍長征的勝利作出了突出貢獻。
楊得志看了以後，高興地說：“這樣寫很好，他親自挑選並帶領十七勇士渡河，這個情況是真實的，這樣寫，比寫他是十八勇士評價還要高！”
正是在楊得志的堅持下，越來越多的人知道了孫繼先的勇士身份和那段真實的歷史，相信孫繼先在九泉之下也可以安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