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期間,中國共有兩位集團軍總司令殉國,一位是張自忠上將,另一位就是李家鈺上將。1944年,在豫中會戰中,原本可以隨大部隊撤退的李家鈺將軍,卻率領他的三十六集團軍選擇了留在陣地與日軍周旋。他的選擇,使中國七個集團軍獲得了寶貴的撤退時間與行動餘地;他的選擇,也讓我們的殉國將領名錄中又多了一位“出不入兮往不返,馬革裹屍還”的烈士。
把家人從轎車上趕下來
人民英雄紀念碑浮雕的作者——著名雕塑家劉開渠先生在1945年曾接到過一個訂單。成都的一戶人家希望他為四川一位陣亡將軍作一座雕像。這位將軍便是李家鈺。當時成都城內已經有了劉湘、王銘章和饒國華的塑像。劉開渠後來回憶說,李家鈺的家人出手很大方,於是他找了兩個學生幫忙,在1945年底完成了《李家鈺將軍騎馬銅像》。這座雕像矗立在當時的成都北門。
李家鈺將軍殉國時,其子李克林只有13歲。李克林說:“我一輩子忘不了的,是我父親的遺體。遺體軍裝上面,血已經浸透,滿是槍眼和炮彈的痕跡。甚至布鞋上都有很多槍眼,血淋淋的。”
抗戰前,李家鈺在四川就是個響噹噹的人物。他是四川蒲江人,1909年入四川陸軍小學,未畢業即投入辛亥革命。四川軍閥混戰時期,李家鈺擁兵自重,稱“遂寧王”,是四川“軍官系”的首領,為四川的主要軍閥之一。雖然如此,他有些作為卻超出了我們對軍閥慣常的理解。
為了維持其龐大的軍費開支,李家鈺雖然自印貨幣,遍設關卡,橫徵暴斂,但他卻從不花天酒地。他用橫徵所得改造遂州舊城,新建中學,創辦聾啞學校,修公園、戲院、電影院,編縣誌,還出錢印書——這冊《金剛經》便是李家鈺出資刻印的。
李家鈺在軍閥時代的最大成就,便是為遂寧地區修建了5條公路,最長的一條達44公里。他築路的初衷也很簡單。1909年,他報考四川陸軍小學的時候,沿三尺寬石板小路走了三天才走到成都,結果還是遲到了,險些被取消考試資格。
1930年,李家鈺回鄉探親,發現家鄉仍是羊腸古道,“天晴一爐香,天雨一缸醬”,運輸全靠肩挑背扛,李便捐資修築街面,全以磚石鋪砌。此路面一直使用至1980年。修路的同時,他派人從上海購入三輛汽車。這也是蒲江有史以來第一次擁有汽車。
當時,四川經濟落後,汽車汽油一直為珍貴之物。家人想坐汽車去看電影,李家鈺馬上就制止了。他說不行,現在是抗戰時期,汽油從國外買進來很貴的。前方打仗要汽油,你們去街上坐公共汽車去。說完就把大家都叫了下來。
20世紀30年代,交通方便後,遂寧地區的經濟面貌為之一改。一時間,此地商賈雲集,遂寧隨後在四川也有了“小成都”之譽。
然而,李家鈺到底還是個軍閥,無論主動為之也好,身不由己也好,抗戰前,四川軍閥的大小內鬥中都有其身影。
1932年,四川軍閥劉湘、劉文輝互相傾軋,發生“二劉之戰”。李家鈺率部進攻劉文輝防區,突破其千里岷江防線,活捉其旅長石肇武。
石肇武系土匪出身,其駐防成都時姦淫擄掠,無惡不作。李家鈺為百姓做了一件好事,將石肇武處死,將其首級運至成都少城公園示眾三日。成都人心大快。
後來,李家鈺又受調阻擊紅軍。這一次,他卻被戲耍了一次。怎麼回事呢?
與紅軍的過節
1933年,張國燾率領疲憊不堪的紅四方面軍進入四川,經過艱苦鏖戰,建立了川陝革命根據地。臥榻之側,豈容他人安睡。四川的土皇帝劉湘隨即出兵六路,進攻紅軍。李家鈺受命擔任“剿匪”第三路總指揮,他的對手是徐向前。
1934年8月初,徐向前命紅四方面軍展開反攻。期間,紅軍的話務員將電話線搭到了川軍的線路上,他們正好聽到李家鈺在請示劉湘是否撤退。紅軍政委陳昌浩靈機一動,便模仿劉湘的口吻在電話中插話。他命令李家鈺師堅守住陣地,不得撤退。電話中噪音巨大,李家鈺聽到偽命後,居然毫不懷疑,改變了撤退計劃。結果,黃貓埡一戰,其部被紅軍殲滅了四個團。李家鈺心痛不已。
1940年,在山西抗日前線,升任三十六集團軍總司令的李家鈺曾與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朱德有過一次對話。
當時,朱德部途經其駐地,李部設宴接待。席間,朱德問李家鈺:“其相兄,若他日你奉命與我軍重又兵戎相見,你當如何?”李家鈺回答:“我將效晉文公,讓君三舍,再戰。”言畢,二人開懷大笑。
實際上,內戰期間,李家鈺內心並不輕鬆。兄弟閱牆,自戕手足,外辱趁機而入,讓他深感不安。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後,已升任四十七軍軍長的李家鈺,曾致電國民政府請纓殺敵。蔣介石給李家鈺回電說,為保留實力,建議只帶一個師出川。李家鈺說:“我以前的部隊,都在打內戰。現在為國效命的時候到了,我不留家底!”
那麼,李家鈺是如何走上抗日前線的?又是如何以身殉國的呢?
和朱德化敵為友
“二十三年內亂打造出一支川軍,刀兵二十二年多,蜀亂從頭數豈誰。”此為民國著名教育家黃炎培先生在抗戰前對川軍的總結。抗戰前,雖然川軍因打內戰、吸大煙,在國人中的印象極差,但抗戰一開始,他們就喊出了“敵軍一日不退出國境,川軍一日誓不返鄉”的口號。川軍吃苦耐勞,抗日戰爭期間,四川人砸鍋賣鐵,以一個省份,承擔了全國30%的供應和10%的兵源。
1937年9月,李家鈺之四十七軍被列入鄧錫侯部二十二集團軍序列,分配至山西第二戰區。因為在西昌,他們完全靠兩條腿,一直走到寶雞,才坐上火車。李家鈺部出發之際,正值農曆中秋,李家鈺率其四十七軍,自西昌沿川陝公路前往山西,徒步一路北上,長途跋涉40餘日,行程4000公里。
他們穿小草鞋,大綁腿,短褲,背一把大刀,一個長槍,兩個手榴彈。裝備就是這樣子。山西天氣很寒冷,已經下雪了,人馬都凍得不能動,凍僵了。
1937年12月,李家鈺率領川軍弟兄經過艱苦跋涉抵達山西前線。此時,抗戰已經半年,山西雖已被日軍佔領交通幹線,但廣大內陸仍處在中國軍隊實際控制中。
這日,冬夜寒冷,李家鈺和衣而睡。衛士怕他凍到,將自己的被子悄悄加在他身上。李家鈺醒來後,發現了身上的被子,他大發雷霆,罵衛士是“笨蛋”。
日軍開始進攻長治後,為鼓舞士氣,李家鈺每戰必親臨前線。敵以飛機大炮輪番轟城,但是沒有人退卻,日軍最後從被炸開的缺口湧入。守城官兵以血肉之軀,與裝備精良之敵進行慘烈肉搏巷戰,要死守,犧牲很大。
就在全國一心抗日之時,山西的國共軍隊之間卻又出現分歧。李家鈺又被捲入其中。
1939年,山西發生了“晉西事變”,又稱“十二月事變”。1939年12月1日,閻錫山命令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決死隊第二縱隊進攻日軍。第二縱隊認為此舉將使該部處於日軍兩面夾擊的境地,因此拒絕執行命令。閻隨即宣佈第二縱隊為“叛軍”,下令“討伐”。李家鈺的川軍受令,在晉城摧毀晉城抗日縣政府和晉城犧盟會,對駐在土嶺的共產黨晉沁陽三縣聯合辦事處進行了襲擊,製造了“土嶺事件”。
事變發生後,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朱德在《新華日報》上說:“陽城等數縣所發生之同室操戈反進步事件,本人認為系抗戰中之莫大不幸事件。如繼續擴大,是為堅持抗戰、堅持團結之障礙。”
此時,李家鈺的心態是,山西國軍與八路軍唇亡齒寒,同在一個戰壕,雖然因歷史原因互相多有誤解,但一定要推心握手,才有最後戰勝強敵的可能。特別是李家鈺在四川吃過紅軍游擊戰之虧,他希望學到這種戰法,以弱勝強,與敵周旋。
“土嶺事件”後,朱德派統戰幹部找到李家鈺,要求他釋放被俘之八路軍幹部。
李家鈺這才表白自己也是不得已,並表態:“今後,不論到什麼地方,打日本鬼子,我們可以為國捐軀。打自己人,不幹了!”然後他將所俘人員全部釋放。
正好當月朱德應衛立煌之邀,赴洛陽開會,途經李家鈺駐地。兩人便促膝長談,於是有了我們前面所提到的那次相逢一笑泯恩仇。為防止軍中的特務監視,他們二人還特意散步到山坡上避開眾目。
八路軍總部特務騎兵排一位叫王環琦計程車兵日後還回憶起,他1940年春天在山西第一次見到李家鈺時的情景。當時,李家鈺給他留下的第一個印象,竟然是腳上穿的鞋。
“他的一雙布鞋後跟穿壞了,為了走路的時候不掉下來,用一根繩子將鞋子拴在腳上。我多次送首長到四十七軍軍部去,都看見他穿著這雙鞋子。那時再困難,作為一個軍長,他也沒有必要這樣節儉。但是他總是將分配給自己的物品送給部下。”
王環琦說,李家鈺的部隊作風不像國民黨部隊,反而最像八路軍。這固然是李家鈺治軍嚴格,但也是與受八路軍領導人影響分不開的。
血戰豫湘桂
日軍大本營為打通平漢、粵漢、湘桂鐵路,掌握一條陸上交通線以摧毀美國在中國的空軍基地,調集51萬軍隊,發動了中日戰爭爆發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進攻戰——豫湘桂戰役。
在豫中會戰撤退途中,李家鈺作出了一個決定,他表示願意顧全大局,為各撤離部隊殿後,承擔犧牲。李家鈺掌握的也就是他三十六集團軍的一個四十七軍,實際上能參加戰鬥的只有四個團。他要以四個團,掩護七個集團軍。
西撤途中,掩護大部隊的李家鈺部一直走的是路況最差的路線。此時,天上下起了陣雨,路途泥濘,行進困難。差不多走了將近半個月的時間,人很疲憊,邊撤邊打,又遇到雨,最後走到秦家坡旗杆嶺。
旗杆嶺地勢險峻,佈滿坳地。部隊剛上坡,數名當地人在北側一山頭高呼:“山上有日軍,不得前往。”李家鈺回答:“縱有日本人,我亦應前往!”登山後,就地修築掩護陣地。
李家鈺行軍時沒和大部隊在一起,只帶了總部的文職官員,少量的警衛人員。一時,槍炮聲密如急雨,他身邊的部隊只帶了輕武器,馬上組織還擊。但是敵人居高臨下,又有炮又有機槍,少數官兵跟隨李家鈺向右側撤退。
三年前,四川省各界抗戰前線慰勞團去靈寶縣李部駐地勞軍,在慰勞會上,李家鈺心潮澎湃,為鄉親父老親書“男兒欲報國恩重,死到沙場是善終”14字,以明其為國報效之心志。
三年後,陝縣秦家坡旗杆嶺,李家鈺一語成讖。
1944年5月21日上午7時,於旗杆嶺,李家鈺身著高階將領之黃呢軍服,腳蹬長筒軍靴,成為敵軍攻擊的主要目標。一個士兵後來回憶道,他一直跟著李總司令,看到李捱了敵人兩槍及一個榴彈碎片,鮮血四濺。然而李將軍還奮力掙扎著跑了幾步,直至頭部左額又中敵一槍,終於倒在了旗杆嶺上。
1944年,距抗戰勝利僅剩一年,繼張自忠將軍後,又一位中國的集團軍總司令殉國了。一代名將李家鈺,血濺疆場,壯烈殉國,終年53歲。
跟在總部後的四十七軍一0四師聞訊趕到,懸賞招募來的五名士兵,衝到旗杆嶺上,在一個死角里將李家鈺的遺體搶回——李家鈺的遺體旋即被運回四川。
李家鈺殉國噩耗傳出,舉國悲悼。將軍靈樞經寶雞運回成都,過川陝公路時,沿途百姓紛紛鞠躬祭奠。
李家鈺,字其相,他殉國後,其家鄉蒲江縣擬以其字改名為其相縣,但被將軍夫人謙詞婉謝。
曾任國民政府軍政部長的何應欽在《八年抗日之經過》一書記載:抗戰8年中,四川提供了近300萬人的兵源充實前線部隊,佔全國同期實徵壯丁的20%還多!四川出川將士傷亡人數約為全國抗日軍隊的20%,即陣亡263391人,負傷356267人,失蹤26025人,共計64萬餘人,居全國之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