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的旅遊業沒有形成一個產業,還處於“五無”狀態,無概念,無規模,無市場,無目標,無政策。當時旅遊業的落後、困窘狀況,說起來現在人都會覺得不可思議。
改革開放初期,旅遊業還沒有形成一個產業,處於“五無”狀態,即無概念,無規模,無市場,無目標,無政策。賓館接待水平落後,人們對旅遊的概念還侷限在外事接待上面,基礎設施不完善,酒店不夠住,服務也跟不上。
1979年,鄧小平在多篇講話中提出:“旅遊事業大有文章可做,要突出地搞,加快地搞。”這年7月中旬鄧小平登上黃山,針對當時黃山的實際情況,鄧小平指出:在這裡我們的資本就是山,要一些辦法,禁止破壞山林。鄧小平還對飲食、住宿、開發記念品等許多細節黃山如何開發旅遊提出具體要求,甚至關心到床單更換這樣的細節。
原國家旅遊局副局長杜一力回憶說:衛生要搞好,接待客人的床單應該是一天一換,其實這個很簡單,現在所有飯店都是一天一換,這是標配,這是我們基本的行業規則,當時不知道啊,當時的中國的生活水平真是做不到一天一換。
由於長久不接觸外面的世界,飯店設計方面也遠遠落伍於潮流。有這樣一件事,當時國家計委要建一所國際飯店,某領導點名讓一位很有名氣的建築師進行設計。設計方案出來後,有關方面發現,臥室和衛生間是分開的,人要出了房間,過了走廊才能上廁所。後來中方派代表團到美國、法國和日本考察,開了眼界:“原來飯店房間裡面還有澡堂啊!”
由於鄧小平等領導人的積極倡導,中國向世界旅遊者開啟大門,海外旅遊者蜂擁而至,1976年,北京一年接待外賓還不足2萬人,1978年全國旅遊入境人數達180.9萬人次,超過以前20年人數的總和,1979年又猛增到420.4萬人次。
住宿問題也撲面而來。外國旅遊者來華,80%以上的人都要到北京,而當時北京只有7家涉外飯店,5200張床位,實際達到接待標準的僅1000張左右,而且還有部分設施陳舊,時常維修,處於超負荷運營狀態,服務態度、管理水平都與國外星級賓館相距甚遠。
原國家進出口委員會外資管理局幹部張上塘回憶:飛機也到了,但是飯店還沒有落實,那怎麼辦呢,我們帶他們到長城、故宮、十三陵去轉,晚上吃烤鴨,吃完烤鴨後九看節目,什麼雜技、歌舞,然後才安排在哪裡住。
北京實在無處下榻,就把客人送到天津、南京、上海等地。甚至因為一度飯店短缺,駐外的使領館給來華的外國人發放簽證時,都要先確認其到北京的住房是否已經落實。
有些客人久仰北京飯店的大名,寧肯在大堂靜坐,也不去別處。首都尚如此,遑論其他。到桂林的海外僑胞和港澳臺同胞,有的被安排打地鋪,於是便有人寫了一首具有嘲笑意味的打油詩:“桂林山水甲天下,我到桂林住地下……”
由於中國剛開放不久,國家拿不出大量資金建設旅遊飯店。飯店短缺成了亟待解決的問題,鄧小平指示:搞旅遊要把旅館蓋起來,下決心要快。第一批可找僑資、外資,然後自己發展。
當時,改革開放剛開始,國家急需發展旅遊賺取外匯,只有打破住宿難,才能增加來華旅遊的人數,提高創匯效益。可是那時文革剛結束,財政吃緊,國家不可能拿出大筆資金來建旅遊飯店。而歸國旅遊觀光的華人華僑中,多有豪商巨賈,手中掌握著大量遊資,且有意在國內投資。
鄧小平敏銳地看到了這一點,為此他指示說:“外資建旅館可以幹嘛!利用外資修建旅館應多搞幾個點,一個地方一千至兩千個床位。”他還具體算了這樣一筆賬:一個外國旅遊者如果在中國消費1000美元,我們一年接待1000萬旅遊者,就可以賺100億美元,就算接待一半,也可以賺50億美元。“兩油”(石油、旅遊)搞個十年八年,一年賺50億美元,我們的日子就好過多了。
十一屆三中全會結束後不久,國務院決定將旅遊飯店列為首批對外開放、利用外資的行業之一,1978年,中央指定谷牧、廖承志在北京京西賓館主持召開有關省、自治區、直轄市負責人會議,傳達了鄧小平關於“民航、旅遊很值得搞”,“要以發展旅遊為中心搞一個綜合方案”,以及利用僑資、外資建設旅遊飯店、加快發展旅遊業的指示精神,研究了具體落實措施。
為加強領導,國務院正式成立了以谷牧、陳慕華、廖承志為首的利用僑外資建設旅遊飯店領導小組,在領導小組下設辦公室(簡稱僑外資辦),國家旅遊總局局長盧緒章兼任主任,莊炎林副局長兼僑外資辦常務副主任。
聽聞這方面訊息後,許多僑商、外商興高采烈,他們認為中國旅遊資源豐富,旅遊飯店建設很有前途,紛至沓來。一年之內,僑外資辦就先後同許多國家和地區的120多家僑商、外商進行了廣泛的接觸和商談。
當時,國家還沒有與外商合資辦企業的經驗,也沒來得及制定外商來華投資辦企業的法律法規,外商普遍擔心在中國投資辦的企業不能得到法律保護,日本一家企業的社長說:“等你們國家有了法律以後我們再來商談。”很多人談著談著就談不下去了。
引進外資建旅遊飯店舉步維艱的時候,美籍華人陳宣遠挺身而出。當他了解到在以往和其他對方談判中,中方皆因有人怕吃虧而未談成時,愛國心切的他毅然表態:“我們簽訂合資方案,要按國內多方面都能夠接受的條件來辦。我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能儘快在北京辦成中國第一家合資飯店。”
陳宣遠是美籍華人,早年從上海到美國定居,在美國設計並建造過旅館,也經營、管理過飯店,擁有4家假日飯店和1家希爾頓飯店,還有一個建築事務所。
據莊炎林回憶,是廖公介紹美籍華人陳宣遠給我們的,廖承志當時坦坦蕩蕩地告訴莊炎林:“陳宣遠是我的遠房表親,他的為人我瞭解,他與我談過在國內建飯店事。舉賢不避親。當然,我只介紹,決不插手具體事情,你們自己去談。”
據當事人回憶,在談判中陳宣遠把他兒子和一位美國律師帶了過來。我方也請來兩位我國的律師,但這兩位律師和具體工作的會計師都不懂英文,我方談判代表只能邊談邊當翻譯。
談判過程中,陳宣遠聽說在以往談判中,中方皆因有人怕吃虧而未成功時,愛國心切又真誠坦率的他毅然表態:“我們擬訂合資方案,要按能讓國內各方面都能接受的條件來辦。我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能儘快在北京辦成中國第一家合資飯店。”
雙方協定:合資2千萬美元建設建國飯店,其中中方佔51%的股權,外方佔49%的股權;雙方合作10年,10年後外方將所擁有的股權贈給中方,就是10年後中方完全擁有飯店。
與陳宣遠同來的美國律師提出:按照美國法律,在國外投資是不能送的,白送就是違法,但可以有價轉讓,至於多少錢則沒有規定,可以由業主雙方商定。
經雙方商量後,確定此合資飯店經營10年後,陳宣遠所佔有的49%的股份以1美元轉給中方所有。因此就有了“1美元買一個飯店”的合同。
很顯然,這個協定對中方十分有利,而且中方所出的1000萬美元全部是低息貸款。香港上海匯豐銀行等看好此工程,願提供貸款,最後由該行在中國銀行擔保下提供了全部貸款。
1979年6月7日,莊炎林簽發了旅遊管理總局送呈國務院一份關於合資建設建國飯店的報告。
很難想象,就是這樣一個對中方十分有利的協定,還是遭到一些部門和人員的反對。關鍵時刻,鄧小平態度鮮明:鄧小平態度鮮明:“要開展旅遊就必須建造足夠的上檔次的旅遊飯店。”陳雲、李先念簽字同意。時任中共中央主席兼國務院總理華國鋒一錘定音:“建合資飯店我們沒有經驗,但可以試一試:搞好了,以後推廣,搞不好,就此一個。
雖然有鄧小平及其他中央領導人的批示,但在當時,利用僑資、外資建設旅遊飯店,畢竟是新鮮事物,各方認識不盡一致。
訊息宣佈後,引起國內強烈震動,有贊同、有反對、有懷疑、眾說紛紜,不一而足。
其中反對者居多,有人說:“全國各大城市多少家飯店,都是虧本的,別瞎折騰了。
又有人說:“莊炎林一批一批地與外國人談判,聽說宴請用的烤鴨,摞起來有一座飯店那麼高了,他究竟想幹什麼啊?”“我們不是有自己的北京飯店,怎麼說我們不會管飯店呢?!”“咱們衛星都能上天,還怕蓋不了飯店,管不了飯店,要去求人家洋人,豈不是丟中國人的臉嗎?
還有人到廖承志那裡告狀:“廖公,不要再讓莊炎林談判了,不就是為了蓋房子嗎?把他請客的錢加起來,就可以蓋一座大樓了!”“砂石材料也要從外國進口,這不是崇洋媚外嗎!”“建合資飯店?與外國資本家聯盟賺中國人民的錢?這是個階級立場問題,中國人就不能自己建飯店,非要交給外國資本家,簡直是賣國主義!”
反對聲之激烈,所安罪名之大之重,讓當時剛從“文革”噩夢中走出的國人聽了都有點不寒而慄的感覺。20年後,莊炎林回憶說:“當時人們所爭論的還不僅是姓社姓資的問題,而是上升到了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的問題……”
國家計委有的負責人說:“我考察了許多合資飯店,都是虧本賠錢的,有這樣從外面借錢幹賠本的事嘛!”國務院高層也有人持不同意見。
沒辦法,國務院副總理谷牧提議召開國務院常務辦公會議,討論是否建設建國飯店。
會議一開始,爭論就十分激烈。有人當場拿出了一個可行性分析:建國飯店經營22年後,要還清從匯豐銀行借貸的2000萬美金的本息,還差2萬美金。他毫不客氣地責問莊炎林:“為了國家的利益,我們反對上馬。錢要用在刀刃上,如果你莊炎林硬是想建飯店,那好,22年後你來還這兩萬美金。”
莊炎林笑著說:“我現在連一塊美金都沒有,怎麼還得起這兩萬美金呢?”接著他不緊不慢地分析起他的可行性報告,他在列舉了陳宣遠在美國辦旅遊飯店的大量資料和成效後,把國內實際情況與之對比,最後推出截然不同的結論:“快則六七年,慢則八九年,建國飯店能夠全部還清本息,還賺回一個飯店,只需花費一美元。”
國務院會議認真剖析了建國飯店建設的利弊,弄清了建設建國飯店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能為國家盈利的科學性、必然性。
會議結束後形成了一個報告上呈,在17位中央領導手中傳閱批示,鄧小平態度鮮明:“要開展旅遊就必須建造足夠的上檔次的旅遊飯店。”陳雲、李先念簽字同意。時任中共中央主席兼國務院總理華國鋒一錘定音:“建合資飯店我們沒有經驗,但可以試一試:搞好了,以後推廣,搞不好,就此一個。”
雖然幾經周折,建國飯店作為第一批引進外資的試點專案,終於還是批了下來。
建國飯店破土動工後卻遭到一些人無理阻撓,莊炎林拿著報告找到廖承志,廖承志直接將報告送給鄧小平,鄧小平看完莊炎林擬就的報告,也不說話,只在上面批示了極具小平風格的11個字:“有理也不能取鬧,何況無理?”
拿到專案之後,經過考察,飯店的地址決定選在建國門外大街,正因為處於建國門外大街,故取名“建國飯店”,擬建20多層,佔地面積1萬平方米。
1980年6月27日,北京建國飯店破土動工。
設計師出身的陳宣遠親自設計了建國飯店的圖紙,花園式建築風格在當時獨樹一幟,三萬平方米的土地面積設計了528個房間,並配以酒吧、游泳池等。飯店大堂裡有音樂表演,法式餐廳裡有美味大餐,都代表了最新的生活方式。
據侯錫九回憶,“(當時,對飯店的要求)一個是結構一定要結實,所以採用大模板的結構;再一個就是客房一定要使客人住起來有舒適的感覺,特別是廁所是一個重點,女客人擦臉抹粉化妝都要在廁所裡面。”
工地的籬笆豎起來了,攪拌機搬進來了,但又發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工地現場,國務院某部委的一些幹部子弟叫嚷:在這兒蓋房,既“擾民”,又影響風水。於是,工地上白天豎起的籬笆,晚上就被人悄悄破壞,稀里嘩啦拆掉,笨重的攪拌機也被掀翻,施工方沒有辦法,只好暫時停工。
莊炎林當然清楚是誰幹的,他到現場找相關人員交涉,但對方仗著他們的背景不為所動,交涉毫無效果。沒有辦法,莊炎林拿著報告找到了廖承志。
廖承志聽罷事情的原委後,非常惱火,他猛一拍桌子,說:“炎林,你立即起草一份報告,我送報中央,看誰還這樣胡來!”
廖承志政治閱歷深,對高層情況非常熟悉,他清楚這樣的棘手事一般人處理不好。於是廖承志將報告直接送交到鄧小平手裡。
鄧小平看完莊炎林擬就的報告,也不說話,只在上面批示了極具小平風格的11個字:“有理也不能取鬧,何況無理?”當即就讓秘書傳下去。正如廖承志所料,批示起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工地上那些興風作浪者幾乎在一夜之間消失得無影無蹤。
建國飯店破除重重阻力,終於在1982年4月27日竣工。
1982年4月28日,建國飯店開業,廖承志身著一身中山裝出席剪綵,穿西裝打領帶、胸前裝飾著小方巾的陳宣遠見證了這歷史性的一刻
1982年4月28日,廖承志副委員長為北京建國飯店剪綵並題寫“建國飯店開幕之喜”賀幛。
開業第二天,英國路透社報道:“中國第一家真正西方式的旅館在北京開張,為這個單調多風沙的城市帶來必要的魅力。”
建國飯店從此聲名鵲起,它鮮美的菜餚、優質的服務以及高水平的管理,博得了諸多駐華使節的高度讚揚,讓外國人對北京也刮目相看。
作為中國走向世界的親歷者,建國飯店自開業以來,招待了澳大利亞前總理、柬埔寨國家元首等十幾位外國領導人。
建國飯店的成功,打開了北京旅遊業的大門,“飯店短缺”的困境也從此終結。
1984年4月13日,中央決定在全國選擇100家飯店,推廣北京建國飯店的經營管理方法。
當時,建國飯店大膽聘請了外國專業飯店管理公司,將國外先進管理經驗與中國國情、北京特點結合,建國飯店以其親切、細緻、體貼、周詳的經營特點和服務,很快贏得了市場。
據悉,建國飯店每年接待賓客十五六萬人次,其中85%的客源是國外客人,包括西哈努克親王、撒切爾夫人等上百位國家元首和高階官員。
讓專案團隊驕傲的是,飯店480個客房裡,每個房間都安裝了彩色電視、按鍵撥號的電話機,還配備了中央空調——這些稀罕的現代化裝備無一不在提醒人們,這是中國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國際飯店!
路透社報道:“中國第一家真正西方式的旅館在北京開張,為這個單調多風沙的城市帶來必要的魅力。”
英國《金融時報》評論:“在飯店服務業從較差到中等的這樣一個城市裡,建國飯店一夜之間就被譽為城市裡最好的飯店。”
建國飯店的成功,直接擊破了引進外資的“賣國主義”論調,也印證了“外方能賺錢,我們會賺得更多”的合資合作模式的盈利預期。
根據中外雙方1980年達成的建國飯店《合營合同》和《公司章程》,北京建國飯店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引進政企分離、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開的現代企業制度。這在全國來說都極為超前。
飯店建起來後,關於住房價格在國務院會議上又產生了爭論。
飯店建起來了,國務院開會討論住房價格問題。國外的通常做法是投資數和房價相關連,但國內卻要按床位算價,物價局方面按傳統的做法提出了限制客房最高價的方案。
莊炎林堅決反對,他反覆向對方解釋:“引進外資建飯店,我們要還本付息,如限制價格,那你幫他還本付息嗎?我的意見是不要限制之,讓它按商業運作,住房價又不關係到國計民生。”會議經過一番討論,物價局終於同意放開客房價。
但物價局領導又提出一個新的問題:“即使不限制它的最高價,也要限制最低價,萬一它一味降低,就有可能沖垮我們其他的旅館。”
莊炎林又是一番口乾舌燥的解釋……最終物價局決定不再設限,允許飯店房價按商業規律運作,根據淡旺兩季合理地上下浮動。
廖承志感慨地說:“法國總統的答謝宴會,如果按我方管理人員的設想,在過道漏水處放只臉盆或痰盂,那叮叮咚咚不絕於耳的滴水聲勢必影響人的情緒,破壞整個晚上完美高雅的氣氛。事後,還將落下質量很差的感受。”
由於建國飯店是國內首家高檔合資飯店,此間來華訪問的法國總統密特朗特地點名,將他來華訪問的答謝宴會定安排在這裡舉行。
是晚6時,受邀請的各國駐華使節及各界人士相繼而來,建國飯店內外熙熙攘攘盛況空前。正式宴會即將開始,飯店各部門都已準備就緒。就在這當口,發生了一件誰也沒有預料到的一件事,服務員急匆匆跑進來報告:“通往宴會廳的一處天花板突然漏水!”
這可怎麼辦?之前從沒有遇見過這種情況,中方人員緊急會商,尋找解決辦法,有說在那裡放個臉盆或其他器皿接水的,有說弄塊牌子、上書“請繞行”標誌的等等,莫衷一是。
當時外方經理也在現場,他管理高階酒店多年,經驗豐富。只見他看著漏水處凝思片刻,當即吩咐一位身著白襯衣黑外套、長相標緻、責任心強的領班站在漏水處,寸步不離。表面上是為客人們笑容可掬地導路,實際上是站在那裡,以身接水,別人還看不出什麼痕跡。在現場的人們無不為這一妙計鼓掌叫好。
隨後,招待會順利進行而毫無破綻,賓主觥籌交錯,歡聲笑語,好不熱鬧。大家目睹飯店華麗的裝飾、鮮美的菜餚及優質的服務,紛紛伸出大拇指。人們像發現新大陸一樣,對北京城這座新飯店露出驚豔的表情。答謝宴一結束,飯店這邊馬上進行徹底的補缺補漏。
事後,莊炎林和飯店管理人員打心裡佩服外方經理高超的管理藝術。廖承志聽後禁不住感慨:“法國總統的答謝宴會,如果按我方管理人員的設想,在過道漏水處放只臉盆或痰盂,那叮叮咚咚不絕於耳的滴水聲勢必影響人的情緒,破壞整個晚上完美高雅的氣氛。事後,還將落下質量很差的感受。”
莊炎林後來回憶道:“這也從一個側面證明,引進外資、引進外國先進的管理經驗和技術,這一舉措是正確的。”
1984年7月24日,國務院發出通知:號召全國學“建國”——要將建國飯店的建設與管理模式在全國推廣,後來中央還為此再次下文。
建國飯店開業當年,就盈利150萬元。第二年賺400多萬元,第三年賺800多萬元,第四年賺了1500多萬元。這在當年對一個飯店來說簡直是天文數字。4年以後,建國飯店經營者連本帶息還清了從匯豐銀行的全部貸款2000萬美元,以不爭的事實印證了當年莊炎林的期望:“外方能賺錢,我們賺得更多。”
實際上,經濟效益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們在經營管理等方面學到的許多好的經驗,為以後旅遊飯店的發展培養了人才。
不久,建國飯店的業績就引起了黨中央、國務院的高度重視。1984年7月24日,國務院發出通知:號召全國學“建國”——要將建國飯店的建設與管理模式在全國推廣,後來中央還為此再次下文。此後,一大批具有高質量和高水平的飯店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而其他領域的改革開放也邁上了新的臺階。旅遊飯店的崛起,為中國成為旅遊大國撐起了半壁河山。
用現在人的眼光看,為一個飯店經營管理國務院居然都要專門下文,似乎有點小題大做。但在當時的背景下,國務院發文不僅僅是一次飯店建設經驗的推廣,更重要的是透過一次具體案例的運用表現出一種思想解放的決心和態度。它向世人昭示:共和國已經跳出了以往的漩渦,結束自我封閉,放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習慣思維,以一種全新的開放心態和自信氣度面向世界。
建國飯店作為新時期第一家中外合資飯店,是中國旅遊飯店業與國際接軌的“春風第一燕”,對剛剛開始的改革開放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當時有媒體這樣評價建國飯店:對外是改革開放的“樣板間”,對內則是中國飯店現代化經營管理的“黃埔軍校”。
一個飯店的立項、建設、經營的過程竟出現那麼多的周折、反覆和爭論,驚動人物之多,爭論範圍之廣,反對言辭之激烈,四十多年後的今天的人們說起來簡直難以想象。
一葉知秋。遙想當年,以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為代表的那一代改革家,勇立改革潮頭,放眼世界,展望未來,開創改革開放大業是何其艱辛不易;他們在歷史轉折關頭表現出來的異乎尋常的眼光、魄力、勇氣和智慧又多麼令人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