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楚霸王項羽兵敗烏江之時，亭長曾建議他渡江逃亡。亭長說：“江東雖小，地方千里，眾數十萬，亦足王也。”可是項羽沒有接受這個建議，他拔劍自刎了，死的時候才30歲。

一位神勇的少年將軍，曾經統兵數十萬，征戰沙場，推翻了強秦，結局卻被人分了屍。項羽的悲劇，激起了多數人的同情，歷史上的文人都稱讚他自刎烏江，有氣節。

但是，唐代的杜牧，卻跑到項羽自刎的“烏江亭”題了一首詩，指出他的“逆商”太低。一遇挫折就自殺，不算是真正的男子漢。

時間過了213年，宋代的王安石路過“烏江亭”，看到了杜牧的詩以後，立即提筆寫了一首，與杜牧隔空“槓”上了。王安石認為，項羽自刎是必然的事。

那麼，項羽自刎於烏江岸邊，究竟是愚蠢，是氣質，還是不得已而為之？杜牧和王安石，他們哪一個說得對呢？

一、杜牧《題烏江亭》的精神價值

《題烏江亭》——唐·杜牧

勝敗兵家事不期，包羞忍恥是男兒。

江東子弟多才俊，捲土重來未可知。

杜牧這首詩的意思非常淺白，主要是說勝敗乃兵家常事，誰能夠算定一件事將來呢？何況大丈夫能屈能伸，包羞忍恥，才是真正的本事。

就像那個亭長所說的一樣，項羽在江東的老家，還有那麼多的青年才俊。因此杜牧認為：項羽完全可以留住一條命，等待機會捲土重來。那麼，杜牧為什麼會這麼認為呢？

因為杜牧是一個典型的儒家文人，而儒家的經典《孝經》裡面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由此可以看出，不到萬不得已，聖人也絕不提倡大家盲目地去犧牲。

《論語·泰伯》說：“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意思是說，當國家出現了重大混亂，皇帝不像皇帝，大臣不像大臣，你就應該藏起來儲存實力。等到天下恢復了秩序，你再出來當官。

儒家的聖人和學者，從愛惜人才的角度出發，希望那些有才華的人可以能屈能伸，留得有用之軀，為國家服務。

當文官尚且是這樣，也就更不要說當武將的了。正所謂：“趨吉避凶者，真君子也。”這樣的觀念，在民間的說法就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不過，“明哲保身”的思想，並不總是能夠被人接受。漢代的李陵被匈奴俘虜，就是因為明哲保身，沒有選擇馬上自刎，結果漢武帝就殺了他的全家。

杜牧寫這首詩的時候已經38歲了，剛剛經歷了黨爭，被朝中李黨領袖李德裕排擠打壓，外放到池州當官。對於自己的前途，杜牧也曾經有過短暫的迷惘。

他也嘗試去接受禪宗佛學，但是最後仍然堅定了儒家的思想。他堅持認為，只要具備百折不撓的精神，能夠“包羞忍恥”，就有東山再起的機會。

宋朝的胡仔在《苕溪漁隱叢話》中批評杜牧，說他“好異而畔於理”。就是說他經常故意發出一些不同的聲音，但是他講的這些東西，又是有悖常理的。

因為杜牧在批評項羽的時候，根本就沒有考慮到項羽渡江時，只剩了八千人。士兵全部被打光了，他根本不可能有機會捲土重來，王安石顯然也持同樣的看法。

二、《烏江亭》與王安石的“結局”

公元1054年，三十三歲的王安石在路過“烏江亭”的時候，看到了杜牧的詩以後，他寫下了一首詩反駁前者。

《烏江亭》——北宋·王安石

百戰疲勞壯士哀，中原一敗勢難回。

江東子弟今雖在，肯與君王捲土來？

王安石的這首詩，是從他對這一歷史事件的認識上來寫的。他認為，當時項羽手下的將士的狀態是“百戰疲勞”，並且早已經喪失了鬥志。

中原的地盤也已經不屬於他們了，從大的局勢上來說，項羽幾乎沒有翻盤的機會。即使江東有很多的青年才俊，但是這些青年才俊，又怎麼會聽他的號令呢？

所以項羽自刎，真的不是因為他太愚蠢、“逆商”太低了，而是因為他的確到了窮途末路的時候，再也沒有機會翻盤了。

從王安石、杜牧二人的詩來看，兩者可以說“‘完全不在一個頻道上”。因為他們兩人詩中想要表達的東西，完全就不一樣。

杜牧的《題烏江亭》，只是在借題發揮，藉著項羽自刎這件事，表達一種積極向上的人生態度。杜牧認為，好男兒就應該能屈能伸，百折不回。

而王安石的《烏江亭》，則是在就事論事，他在分析這個歷史事件的成因。最後他得出了一個結論：不是項羽想死 ，而是他不得不死。

從杜牧、王安石和胡仔三人的思維方式中，我們就可以看出唐、宋詩人的差異在哪裡。唐代的詩人偏向於浪漫主義與精神勵志，喜歡積極向上的主題。

而宋代的詩人，正是如王安石、胡仔一樣，偏重於“說理”。但是，“詩”這種東西，如果“太講理”了，也就顯得沒意思了。

另外，王安石寫這首詩的時候才三十三歲，他的時代還沒有完全開啟。但是，我們已經可以從這首詩中看出，他後期變法失敗時，怎麼會突然一下就洩了氣。

在《烏江亭》裡面，王安石談到了項羽必須自盡的兩個大的前提：其一是，“百戰疲勞壯士哀”；其二是，“中原一敗勢難回”。

前者是說：因久戰疲憊，士氣消磨光了。後者是說：大勢已去，逆風很難翻盤。後來，他二次罷相時，基本上都重現了以上的兩大前提。

當時王安石愛子早喪，變法又久不能成，士氣被消磨殆盡了。同時，兩宮的皇太后又一起告他有異心。最後，連宋神宗本人對他的態度也動搖了，這就是大勢已去了。

於是，王安石選辭職回家，不再堅持變法。後來，王安石隱居金陵，蘇軾前去拜訪他，他就寫詩說：“無人語與劉玄備，問舍求田意最高。”

從前期激烈的政治改革家、“拗相公”，陡然就變成了一個追求田舍的庸俗人，豈不是等於“自刎烏江”？

結語

言為心聲。當一個人在評價一件事情的時候，往往會不由自主地帶入他自己的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

這兩首詩，基本上反映了杜牧、王安石的心聲。同時，也側面展示了唐宋詩人在詩歌上，不同的精神價值追求。

杜牧的明哲保身思想，是有道理的。不過，一個人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應該儲存實力，什麼樣的情況下，應該選擇犧牲呢？當中的尺度，很難把握。

忍辱負重，成功翻盤的，有越王勾踐、明朝朱元璋。最終翻盤不成，反而翻了車的也有，比如漢朝李陵。總之，活著的也許更有用，不過死了的，基本上都成了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