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魯迅誕辰140年,又是魯迅創作小說《故鄉》100年。9月24日至25日,在魯迅的故鄉紹興,在“2021東亞文化之都・中國紹興活動年”以及“東亞文化之都城市聯盟”成立的大背景下,由魯迅文化基金會等單位隆重舉辦了“2021大師對話——《故鄉》對話大會”。在“魯迅的《故鄉》我們的故鄉”這個主題下,來自中日韓的專家學者熱烈發言、討論,探索魯迅創作的文學價值與思想價值,以及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本刊總編輯王眾一作為受邀嘉賓,在會上做了題為“百年《故鄉》百年‘路’〞的主題發言,正文如下。
100年前,在魯迅創作《故鄉》的1921年,中國和世界都處在鉅變前夜。世界處在兩場世界大戰之間,當時似乎看到某種希望,同時也充滿著迷茫。在東亞地區,朝鮮半島已經淪為日本的殖民地,“三一”獨立運動使韓國人的民族意識開始覺醒;中國新文化運動風起雲湧,各種思潮激盪,新青年的思想覺醒正在孕育;日本正處在大正時期的民主運動走向式微,敏感的芥川龍之介已經對世界前景感到些許不安。
魯迅就在這樣一個時代背景下進入1921年,迎來他的不惑之年。這一年魯迅進入了文學創作的高產年,同時也是他奮筆譯介日本和西方文學、思想著作的高產年。
與翻譯有關的三個一百年
從翻譯角度來說,這一年發生了三件看似無關卻頗具象徵意義的事件。
首先是中國近代翻譯的鼻祖,翻譯有對魯迅產生過深刻影響的《天演論》的嚴復在這一年離世。這標誌著以優美的桐城派風格的文言文,創造無數譯詞將西方啟蒙著作譯介到中國的翻譯先驅時代的結束。
同時,中國歷史上“開天闢地的大事變”——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也發生在這一年。在這之前一年,陳望道參考著戴季陶給他的1904年幸德秋水等人翻譯的日文版《共產黨宣言》和陳獨秀提供的《共產黨宣言》英譯本,首次完成了《共產黨宣言》的全本白話翻譯。
而魯迅在這一年一方面將森鷗外的《沉默之塔》和芥川龍之介的《鼻子》《羅生門》譯成中文,一方面文學創作才能大爆發,年初完成了小說《故鄉》的創作,年底完成了他的代表性作品《阿Q 正傳》。這兩部百年前完成的小說成為數年之後首批被譯介到日本的中國文學作品,開中國現代文化走向世界的先河。
從時代變局與譯介交流的大背景來看,魯迅的兩部作品相繼在1921年完成並非偶然。1921年4月21日至24日,魯迅翻譯的森鷗外小說《沉默之塔》發表於《晨報副刊》。而《沉默之塔》正是發表在日本社會主義者幸德秋水“大逆罪”預審判決之後;魯迅翻譯的芥川龍之介小說《鼻子》《羅生門》分別於1921年5月11日至13日和6月14日至17日,發表在《晨報副刊》上。
而就在這之前不久,芥川龍之介在上海會見了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李人傑(漢俊)。從譯介作品的選取來看,魯迅的文學創作與他們有著思想共鳴。儘管《故鄉》創作略在此之前,但這段時間前後的相互影響肯定是存在的,特別是後來《阿Q 正傳》就更加明顯。
百年《故鄉》在東亞的影響
小說《故鄉》的敘事結構立體地呈現了作者的多重心境。懷鄉之情對應著少年時的離去,和對兒時的溫馨記憶。這部分呈現出來的是魯迅記憶中的故鄉。而哀傷之情敘事上對應著闊別多年之後的歸來,看到令他失望的現實的故鄉。不過魯迅在最後飽含希望之情對應著離故鄉而去,此一去魯迅畢生追求心目中的理想故鄉。這樣的敘事結構反映了魯迅的文學和思想都走向成熟,小說所傳遞的情緒不能不和當時的時代風雲共鳴,進而也在東亞地區引起共鳴。
《故鄉》在中國的重要性,從其進入教科書的歷史便可見一斑。《故鄉》自1923年被選入商務印書館版的《新學制國語教科書》,除了“文革”十年外,一直是中國人中學時代的必讀課文,成為現代語文教育史裡的名篇,其歷史意義在中國始終是學校教學的重點。
《故鄉》發表後很快在日本引起注意。1927年,日本白樺派代表作家武者小路實篤將日文版《故鄉》發表在其編輯的雜誌《大調和》上。1932年1月,《中央公論》雜誌刊載了佐藤春夫翻譯的《故鄉》,1935年,巖波書店出版了佐藤春夫、增田涉翻譯的文庫版《魯迅選集》,魯迅作為東亞文豪走進尋常讀者家。魯迅作品由此開始在東亞文學版圖中攻城略地。
1953年就有出版社將竹內好翻譯的《故鄉》選入國語教科書,指定初中三年級學生閱讀。1972年中日恢復邦交之後,更有多家出版社將竹內好譯本的《故鄉》編選入日本中學三年級教科書中。可以說,1953年以來接受過義務教育的日本人,都讀過魯迅的《故鄉》。作品中“失望—挫折—希望”的構圖,給許多進步的日本人帶來積極的力量。導演筱田正浩在其史詩作品《佐爾格》的片頭處就引用了《故鄉》結尾的一句話:“希望本是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關於道路、希望的思考,也使魯迅的文學與思想深刻地影響了韓國人。被日本殖民統治的苦難歷史,使得韓國人對魯迅的思想產生高度共鳴。魯迅在世的時候就對韓國有很大的影響,柳樹人於1925年將魯迅的《狂人日記》翻譯成韓文版。並於1927年將其發表。在20世紀20—30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時期,韓國抵抗運動家、詩人吳相淳和李陸史等曾多次拜訪魯迅,討論對文學和人生的感悟。韓國獨立運動家金九與魯迅曾在北京、上海等地多次會面,共敘文學、藝術、人生,並討論朝鮮半島的獨立運動以及魯迅作品在韓國的譯介。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韓國1949年版的《中國語•讀本篇》收錄了魯迅的小說《藥》和《故鄉》。據說在韓國課本收錄的中國作家中魯迅的作品是最多的。
韓國作家樸宰雨說:“在韓國知識界很早就開始接受魯迅,從魯迅的文學與思想裡發現驚醒人們封建意識的資源、反封建鬥爭的精神武器,進而發現同帝國主義壓迫者或者法西斯權力進行鬥爭的銳利的思想武器。”社會活動家、思想家李泳禧則認為,只要美國式資本主義想要統治世界,而且美國式物質主義與力量哲學以各種名稱和各種形態強加給全人類的狀況存在,魯迅的思想會繼續有效。
《故鄉》與“路”的思想價值
話題回到本文開頭提及的三個一百年,其實不僅是譯界的三件具有象徵意義的事件,更是和中國思想的百年激盪密切相關。
嚴復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下歐洲文明的破產,深刻地反思了帝國主義的弊端,他去世前留下遺囑:“中國必不亡。舊法可損益,必不可叛;新知無盡,真理無窮。人生一世,宜勵業益知;兩害相權,己輕,群重。”
魯迅在百年前的新文化運動中,作為覺醒一代的中國人,認識到希望在於走出一條前無古人的新路。他的“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成為一句箴言,點亮了那一代代中國人心中的燈,成就了《故鄉》這部文學作品的思想價值。
從1921年出發的中國先進分子,篳路藍縷,百年探路,歷經社會革命與自我革命,終於以百年之後的滄桑之變回應了嚴復的期許,走出了一條魯迅所向往的通向未來之路,證明了自己的行動價值。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100週年,年初央視一套隆重推出了70後導演張永新的執導電視連續劇《覺醒年代》。這部歷史正劇頗有新意,第一次比較全面、立體、準確地描述了催生中國共產黨的新文化運動。其中對魯迅用了較多的筆墨,充分肯定了他在新文化運動中的旗手地位和獨特貢獻。這一點使這部作品遠遠超過了之前推出的同類題材的影視劇作。曾經一度被淡忘的魯迅正在年輕一代人的心目中復活,人們對魯迅之於民族文化的現代價值有了更新的認識。
《故鄉》誕生100年後,月光如水,依舊照耀著魯迅故鄉的尋常巷陌(王眾一攝影)
包括《故鄉》在內,魯迅的作品群在那個奏響啟蒙與救亡雙重變奏的年代裡,剖析了中華民族所遭受的苦難與不幸,他提出的問題,促成了中國進步青年的覺醒,也影響了東亞國家,並跨越時空,至今仍然震撼著我們的靈魂。魯迅在《故鄉》中提出的“路”的問題,在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今天依然具有現實意義。
中日韓魯迅研究者董炳月、藤井省三、樸宰雨做了主旨演講,對《故鄉》的價值以及歷史和現實意義進行了討論。
回望東亞的百年,受西方刺激我們分別走上了不同的通往現代化之路。當年魯迅面對積貧積弱的祖國,走出故鄉尋找別樣的人們,“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正體現了他為民族的覺醒、解放與復興奮鬥一生的意志。日本與韓國的教育家將魯迅的這部小說收入中學教材,是在尋找精神故鄉這一點上和魯迅有著共鳴。分別討論各自的故鄉,尋找文化鄉愁,重構東方文化的精神故鄉,對於經歷100年來在現代化道路上探索,走過各自不同道路的東亞三國來說,具有特別意義。面對百年變局,我們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當從構建區域文化共同體開始。從這個意義上說,今天中日韓三國學者討論小說《故鄉》,一同探討通向未來的“回故鄉之路”,無疑會產生積極的現實意義。
(文:王眾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