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我國經濟的不斷髮展，城市化也是不可避免地成為一種趨勢，伴隨著城市化發展，在前二十年，房地產事業也是蒸蒸日上。
我想不少年輕人都曾有過這樣的一種幻想，如果自家房產和田地的地理位置處於城市邊緣的話，那麼自己就不會辛苦打工賺錢買房，因為日後僅憑拆遷款就足以讓自己成為暴發戶。
雖然這種美夢，每個人都做過，但是真正成為現實後，有些人可能就不滿足這些拆遷款了，在拆遷過程當中難免存在很多奇葩之事，與此同時“釘子戶”也順勢而生，北京的張長福就是這麼一例。
2010年7月，一家媒體記者順著熟悉的道路再次走進了“釘子戶”張長福家中，包括前來採訪的這家媒體記者在內，幾乎北京的各大媒體及全國的知名媒體也都紛紛來過進行採訪。
畢竟戶主張長福已經成為了全國最知名的“釘子戶”，拆遷事宜稍有波動，就有可能會發展成熱點時效。
記者如期到來之際，遠遠就望見大門上了鎖，在原地等待十幾分鍾過後，他們還是如願見到了張長福。
沒等記者搭話，張長福就率先告知：“家裡邊沒有廁所，所以我只能走著去西壩河的公廁，來回走著得半個小時。”
對於前來採訪的記者而言，他們之前就從老張這裡聽到過這句事情，所以他們才會在家門口徘徊等著。對於眼前的這種狀況，張長福和前來採訪的記者彼此都早已見怪不怪，開啟門後，兩撥人先後走了進去。
同樣沒等記者發話，張長福又率先發聲：“你們這次想採訪什麼，我全都告訴你們。”
畢竟老張已經見過太多上門的記者了，有些時候，老張面對前來的記者還會禮貌性地問候一句：“你們又來了，想採訪些什麼啊？”
從老張的外表來看，這個人比較憨厚老實，可在2002年拆遷之際，眼前的這個憨厚老實的男人，為什麼要漫天要價不肯搬遷呢？
記者此番前來，還是為了知曉當年老張不願意搬遷的具體緣由，並試探性的問著老張：“究竟給您多少錢您才滿意？”
老張並沒有提出明確的數額，也只是像往常那般模糊不清地提了一句：“沒想要多少，但是要按照國家的現行價格。”
如果按照國家的現行價格來推算的話，那老張守護多年的這塊宅基地可就驚為天價了。
聽到老張的回答，記者又重複了同樣的問題，可老張這次反倒說了一句：“還是現實一點好。”
從老張這句話我們能夠讀出些什麼？於是張長福又開始了像以往一樣的回憶。
張長福守護多年的“釘子戶”正位於北京四環附近的一個十字路口旁邊，而且推開門就是UHN國際村，自家的住宅面積高達小200平米。
當時這裡應北京市政府政策需求，已經將這裡規劃為了高檔小區，政府也已經和房地產商商談好了承包事宜。
緊接著，房地產負責人便開始和這裡的住戶們進行商量，也就是商議一個合適的拆遷價格，全村幾百戶人家進行的都比較順利，可唯獨到了張長福這裡，商定相關拆遷事宜便犯了難，張長福對相關部門及房地產商開出的價格很不滿意。
不過總不能因為溢價定製後而耽誤整個工期吧！於是當時房地產商便繞過了張長福家，先行和其他住戶商定了拆遷價格，並將除張長福以外的所有拆遷戶都安置到了新的住所。
在此之後，當地政府方面曾多次派人到過張長福家，希望能夠和他協商達成一致。
可是哪怕周圍已經開始動工，工地上所有機器的“轟隆隆”聲響整天在張長福耳朵邊嗡嗡作響，他還是依舊不動聲響地穩在原地。
當時的張長福就秉持著一個原則：“只要你不按照我出的價格給我，那就沒有絲毫再談的餘地”。
開發商最初開出的價格為84萬，而這84萬的拆遷款按照當時每平米來計算的話，也不過5500元左右。
不過每平米5000元左右的價格放在當時的房地產行情來看的話，絕對是符合北京市房地產現行標準的。
張長福當時糾結的並不是這，他不但認為開發商給的錢少，而且還屢次對開發商給出的土地面積存有質疑。
張長福越說越嚴謹：“84萬打發誰呢？給的錢太少，而且計算的房屋面積也不對啊，這讓我怎麼鬆口？”
張長福的住址位於北京朝陽區太陽宮鄉西尚家樓村，當時這裡拆遷的時候，開發商是按照鄉政府出具的宅基地發證審批表來作為補償拆遷款的主要標準，當時審批表上明確寫著張長福的房屋建築總面積為153.36平方米。
而且全村人基本上都是嚴格按照鄉政府出具的這份證明來執行的，雖然個別住戶也存有和張長福一樣的心理，但卻始終沒有獅子大開口過，更沒有漫天要價，以至於一番商討下來，只剩下了這一戶“釘子戶”。
原本張長福要是能夠按照當地政府出具的審批表和開發商商定的話，絕對不會有後來的事情。
可是自作聰明的張長福卻極不認同審批表上的房屋面積，而且口口聲聲地嚷著：“你們開發商的意思就是，我後邊蓋的房子就不算了嗎？”
按照張長福的意思，如果不加後來蓋的這些新房，那原來所有老房的面積也高達236平方米。
如果按照當地政府出具的宅基地面積審批表來看，豈不是要足足差了有將近100平方米，按照每平米5500元計算的話，那豈不是要白白虧掉55萬。
說著張長福便點起了一支菸，便有些垂頭喪氣地繼續說著：“你們覺得我的要求過分嗎，02年一套回遷房不過才40多萬，我也沒有和開發商一口咬定就要現錢，我只不過讓他們給我留一套回遷房，然後再補給我100萬，沒想到他們之後直接就不找我了。”
不過據當時太陽宮鄉規劃科科長呂英表示，剛開始的時候，張長福和他的弟弟張長友開出的條件根本不是這樣。
而且當時兄弟倆態度極其惡劣地給開發商開出自己的條件：“要他們搬遷可以，但是要給足400萬現金和三套三居室的房子。”
因為當時張長福和弟弟張長友的房屋是挨在一起的，兩戶面積加起來有足足500平米，因為兄弟倆開出的條件過於無理且誇張，所以這才導致其成了“全國最牛釘子戶”。
在呂英口中得知，當時張長福自己開出的條件並非是一套40多萬的回遷房（兩居室）外加100萬元現金；而是一套三居室外加250萬現金。
不過當時也不排除這種可能，是張長福和他的弟弟張長友事先一同協商好了的，如果真按照張長福這樣來賠償的話，那他這種行為簡直是對當地政府和開發商的訛詐。
張長福的意圖已經足夠明顯，不管讓他怎麼退步，他也是想得到在開發商開出原有84萬拆遷款的基礎上，再加上那些老房子面積減去當地政府審批面積摺合下的錢，最少也得憑空增加四五十萬，這個時候再說老張漫天要價就不過分了吧？
2003年高檔小區在這裡建成之後，據說樓盤開盤價也不過8000左右，可時隔10年的時間，這裡的房價已經變成了10萬塊錢每平米。
原本老張一家可以憑藉著84萬的拆遷款過上很多中國老百姓夢寐以求的幸福生活，可因為當時的執拗和漫天要價，日子一天天地過著，老張昔日的舉動也成了笑話。
從2002年施工開始到2005年，在此期間老張房子周圍不斷有高樓崛起，此時老張心裡面還在得意地叫囂著：“你們不拆，還不知道將來等著誰拆呢？”
可能老張心想的也有道理，可伴隨著老張自家住宅慢慢處於被高樓“孤立”的局面，自2005年之後，伴隨著周圍大型建築物的定型，再也沒有任何開發商上門和他討價還價。
拆遷之後的7年生活裡，由於全村200多戶住戶已經全部搬遷完畢，恰巧老張的住所又位於村中央，所以從地理位置而言，確實給施工隊帶來了極大難處，也給城鄉規劃部門帶來了不小麻煩。
不過等到周圍規劃建設完畢之後，老張住宅所處的位置就比較尷尬了。
原本張長福所在的街道要規劃成一條主幹道，但由於強制不搬的因素，當地政府無奈，只能將主幹道規劃成為“雙向8車道”，這樣一來，並會在不經意間增加交通事故的發生率。
此外還必須提及的一點是，畢竟北京作為中國首都，本就承載著全國最繁忙的車流量，而且這裡又處於北京四環，這幢“釘子戶”橫在中央，確實給後續交通帶來很多麻煩事兒。
雖說給交通帶來了很多麻煩，不過老張家自己的日子也不好過。
因為自家房屋周圍已經全部處於拆遷區，開始動工之前，當地政府就將這片區域的水電全部都斷掉了，這給老張家的生活帶來了很大困擾。
為了正常生活，他也只能和媳婦兒搬到對面的地下室裡住著，從而終日往返於兩地之間，白天黑夜兩班倒。
根據老張的描述，拆遷開始的時候，受到住宅地理位置的尷尬影響，老張夫妻倆每天都處於刺耳的噪音當中；而且那漫天飛舞的灰塵也是“常客”，自家的庭院必須每天一打掃，那些有年代的老屋子每天推門進去都惹得一身塵埃。
國際村一期工程完工一年時間，在這一年時間內，老張夫妻兩個幾乎受盡磨難，不過又能怎麼樣呢？
自己的漫天要價，甚至讓當地政府和開發商都躲得遠遠的，可畢竟如今已經到了這幅田地，老張覺得還是要堅守下去為好，否則便會前功盡棄。
一期工程於2003年年初完畢，緊接著便迎來了2期和3期工程，周圍附近村莊的居民也像之前那樣，都紛紛按照當地政府開具的宅基地審批表和開發商達成協議先後搬出。
可在一期工程規劃內的老張依舊巋然不動，他在伺機等著良好時機，希望當地政府會向他提出妥協。
伴隨著2期3期工程的陸續動工，拿到拆遷款的人家早已搬到了回遷房，遠離了這處“是非之地”。
如果一期工程於老張而言是一牆之隔的話，那麼正在進行的2期和3期就是一街之隔，這裡原本就處於“密集村落”的狀態，村與村之間相隔的距離並不是很遠。
所以等到之後工程陸續動工，堅守在原地不動的老張同樣還要忍受著整夜轟鳴的噪音和通宵達旦的探照燈。
在沒有另外租地下室之前，老張夫妻倆還是堅守於此，拿著每月幾百元的退休費，然後在這裡艱難地生活著。
好不容易等到拆遷結束，但是因為地理位置尷尬的原因，原本恢復水電的老張家又回到了往日模樣——經常性地斷水斷電，因為此處只有他一家煙火。
除了沒水沒電不能生活以外，由於老張家的房屋年久失修，所以好多老房子都處於危房狀態，自家的廁所不能用，自家的廚房也早就成了老鼠的“大本營”。
老張夫妻兩個現在住的房子，雖然是後蓋的新房，但因為數年的連續暴雨和年久失修，也會時常處於漏雨狀態。
老張自己這樣說著，還時不時地給旁邊記者拿手指著：“你們看，房子裡邊放的這些個鍋碗瓢盆，就是平常房屋漏雨用來接水的工具。”
和所有搬遷完畢的住戶相比起來，老張家依舊處於7年前的原始狀態。
2008年“北京奧運會”舉辦在即，身為東道主的北京市政府，大刀闊斧地改善北京的基礎設施。
奧運會開始之後，北京的車流量問題肯定會極為棘手，這個時候就有必要排除此前未解決的路障，而位於北京四環原曙光西路馬路中央的“老張釘子戶”再次顯眼起來。
原曙光西路開發商每逢提及張長福，都會接連擺手表示不願再談，雖然2005年規劃完畢之後，開發商就再也沒去找過張長福。
但是街道和相關部門登門造訪的次數卻從來都不少，再加上來來往往的採訪記者，張長福家的門檻一直沒有停下來過。
似乎整個北京市都在和張長福協商搬遷的事情，可他就是死不鬆口，一口咬定按照自己的開價，所謂的現行標準，不還是一百多萬的拆遷款。
每每都協商無疑，畢竟一期工程已經過去了數年時間，而政府批下來的拆遷款給到開發商手裡也就是固定的數額，合理的數額範圍協商當然可以接受，但張長福一開口就是“超出原價二三倍的數額”，所以根本談不攏。
得不到良好協商之下，規劃部門只能把老張的房子用圍牆圈在其中，以達到不至於破壞市景市容的目的。
房子外邊被政府砌上圍牆，然後圍牆上再用相應的塗料給塗染上，不過哪怕如此，這戶“釘子戶”擺在明晃晃的大馬路中央依舊處於很顯眼的尷尬位置。
在張長福的腦海認知當中，2002年給我一套回遷房和100萬就可以解決，倘若你們（開發商）要等到2002年之後，那你們就肯定得給我200萬甚至300萬。
老張此時的想法其實無意之間已經代表了很多“釘子戶”的無知想法，畢竟相關部門把工程批給開發商是固定的價錢，在合理且客觀的數額範疇內協商是可以的。
但諸如老張這類漫天要價之人，沒有任何一個開發商會答應，除非相關部門能鬆口，把多餘的差價撥給開發商。
可最終現實又是怎樣的呢？
張長福不止一次地向記者抱怨到：“我和老伴早就想搬走了，但是這個時候已經不知道去找誰了，我們也想現實一點，可真的是找不到任何人了。”
老張的死不鬆口下，很長的一段時間內，便沒有任何人再同其協商拆遷款的事情。對於老張夫妻倆而言，他們也曾不止一次地想過退縮，但還是無法接受開發商提出的48萬。
為此，夫妻倆多次主動找到開發商和相關部門，可專案已經完成多年，無論是相關部門還是開發商，其實早就將“老張釘子戶”列在了黑名單。
老張強制不搬的舉動，在數年間招致來了很多群眾的投訴和舉辦，大家紛紛上線要求強制對其進行拆除，絕對不允許因一己之私而有損群體的利益。
周圍的不少小區居民也紛紛表示，大家可以理解張長福夫妻倆的心理，但規矩就是規矩，如果每戶居民都如此的話，那城市拆遷的工作還怎麼做？
老張夫妻倆其實內心也明白群眾的這些由衷之聲，不過事情已經發展到這個地步，雖然夫妻倆內心已經打退堂鼓，產生了和相關部門及開發商談判的強烈訴求，但還是不同意2002年開出的84萬。
簡而言之，老張還是想多和開發商要些錢，不過他們始終沒有予以同意。
伴隨著呼聲越來越高，這件事情最終鬧到了北京市朝陽法院，在群眾的舉報信中，主要提及了兩件事情：
①張長福所在住宅佔據了6條車道，不能使阜通東大街完全貫通，從而使周邊交通長期擁堵；
②由於交通長期擁堵，所以便會給群眾生命安全帶來威脅，而且此前在該路段已經發生多起事故。
2011年12月15日，根據朝陽區人民法院下達的強制拆除令，一臺大型剷車由曙光西路緩緩駛進了老張住所，在前後幾次機械臂的揮動下，張長福夫妻倆堅守8年的這所“釘子戶”最終碎成了一地瓦礫。
為了保障該釘子戶的拆遷工作順利完成，當時不僅出動了交通部門，而且旁邊還有公安和消防部門在做著警惕工作。
不少人還關注著雙方最後協定的拆遷款事宜，儘管張長福夫妻拒不接受當年開發商提供的84萬拆遷款，可按照當地政府規定，84萬真的不能再多了。
所以整件事情一直處於雙方的糾葛當中，張長福聯同弟弟張長友始終都對法院判決保持不服，所以二人一直告到了法院。
不過釘子戶終究是被拆除，而當時的那塊土地也已經被鋪設地面，並在當年春節之前就已經將曙光西路全線貫通。
此後，張氏兄弟倆仍然沒有停留過向法院提出行政訴訟的步伐，而法院每次開庭也在積極同兄弟倆做著協商，但2002年商定好的84萬拆遷款就是雷打不動，這也讓兄弟倆十分束手無策。
不過值得肯定的一點是，“張氏兄弟釘子戶”被拆除之後，兄弟倆也被安排到了當地政府提供的新住所，不過兄弟倆及其家人都認為該安置樓層並不滿足他們提出的條件，於是便再次火急火燎地向法院提出訴訟。
而法院畢竟是公正嚴明，在收到張氏兄弟的訴訟信之後，於是便當即給出了批覆，就此事可以再行商議。至此，這件事情便再也沒了後續，這件持續長達8年的“釘子戶”事件也就此而告終。
事後想想，張氏兄弟所在村莊共200多戶人家，既然除張長福以外的所有住戶均能接受開發商提出的拆遷計劃，那麼這就足夠證明這份拆遷協議是合理的。
畢竟城市要規劃要發展，總不能以一己之私去抵制城市建設發展；更何況土地還是國有，只能說人心不足蛇吞象。
張長福夫妻倆空守7年，在這7年間經歷了無數心酸，但最終得到的拆遷款不僅沒能達到預期，而且相較於7年前還沒有任何變化。如果讓張長福再選擇一次，那絕對是“早知如此，何必當初”呢！
不過整件事情鬧下來，看似是一場笑話，但其實7年的時間沒能搬遷所存有的惡劣影響，不知道給通行道路上的群眾帶來了多少安全隱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