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人民總理周恩來在京溘然長逝,天地驚、鬼神泣,萬民齊哀。
在總理的遺物裡,工作人員翻出了一張很特別的照片,是他、張雲逸以及警衛員孔石泉的親切合影。
隨著時間的流逝、沖洗,鮮有後人瞭解這張照片所承載的歷史故事。畢竟,總理遺留下來的照片比較多,無法一一研究,更不能考究清楚它們的背景。
但是,與其他的照片比起來,這一張被總理儲存得很好的照片大有不同,它所牽涉出來的故事更不應該被人們所遺忘。它是總理在“勞山遇險”後拍攝下來的。對於當時所發生的事情,總理直到建國後還膽顫心驚、餘悸未散。
那是一場撲朔迷離、真相難尋的刺殺案件,是總理一生中最黑暗的時刻。可以說,如果沒有身邊人員的極力保護,總理可能就遇難了。
出發時,總理一行共有25人;事發後,十餘人當場犧牲,僅有總理、張雲逸、孔石泉和曹鴻都四人因先走未傷分毫。
也許吉人自有天相。據不完整統計,發生在總理身上的刺殺案件至少有四起以上。史料集中記載的就有以下幾起:
一、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裝起義期間,一個反叛工人試圖暗殺總理,好在虛驚一場;二、1934年11月,總理的居所發生火災,經查是特務在搗鬼;三、“勞山遇險”;四、1955年4月,震驚中外的“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發生,謀劃者的目標正是總理。
相比之下不難發現,危機程度最嚴重的還是總理的“勞山遇險”。事發時,因副官陳友才穿著與總理相似,加之極力保護總理以及指揮現場,被當成了射擊目標,身中數槍英勇就義。
這還沒完事,匪徒還殘忍地在陳友才的遺體上補刺幾十刀才悻悻離開。正因如此,所有人才為總理捏一把汗,說:“這是總理距離死神最近的一次遭遇。”
那麼,究竟何人如此大膽,在路上刺殺周總理,還讓11位警衛壯烈犧牲?就如國民黨高層宣告一樣,總理一行人真的是遇到了劫財的悍匪?總理是如何脫險的?真相又到底是什麼?
整起事件得從波詭雲譎、內憂外患的1937年說起。
1936年12月12日後,周總理就為西安事變忙前忙後,一邊促進和平處理事變,一邊則積極推進國共合作的談判程序。
1937年4月,應黨中央安排,作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的周總理決定前往西安,負責同國民黨商談國共合作、聯合反擊侵略者等事宜。
彼時,黨中央機構和毛主席才進駐延安不久,周圍的社會環境還沒完全整頓,各種危機隨時都有可能爆發。
為了路上平安,防止土匪、特務和地方反動勢力的偷襲,延安邊區保衛處決定派遣一個加強排和動用三輛卡車去護送總理。
然而,由於總理臨時有事,改變了原有計劃,提前帶著兩個警衛班和兩輛卡車先行離開了,風險也在此刻提高。
除了總理外,隨行的還有中革軍委副總參謀長張雲逸、參謀處負責人孔石泉、邊區衛戍司令部參謀長兼總理的副官陳友才、記者吳濤以及20名警衛員(包括司機等),共計25人。
就此而言,一行人的目標雖不大,但動靜也不小,如果途中遇上突發情況,很難及時應對,又或者是隨時都有可能陷入敵眾我寡的劣勢之中。
之所以這麼說,除了警衛人員比較少外,他們所配備的槍支彈藥也並不多,每人只配了一支短槍、150發子彈、4顆馬尾手榴彈和一把鬼頭大刀,僅此而已,沒有更多的裝備了。
綜合這些,一旦路上發生意外,周總理的安全真的很難得到保證。
25日清晨,用過早餐後,周總理、張雲逸、陳友才等人便在毛主席的目送下坐車離開了延安。
從八一起義開始,我黨高層領導人的出行都是絕密行動,很少有人知曉。因此,周總理等人去了哪裡?何時出發?這些都是很少有人知道的,可以排除遭遇敵人刺殺的風險。
當然,百密總有一疏,訊息被傳播出去的可能性還是很大的,所以總理的安全依然時刻受到威脅。
總理等乘坐的是8成新的軍用卡車,加之周興、許建國等保衛處負責人已提前調查好沿途的路線與安全狀況,這就排除了地方反動勢力和土匪攔截的可能性。畢竟,誰都沒有膽子去動軍隊,除非不想混下去了。
即便如此,警衛參謀陳友才還是不放心。剛出發的時候,他就主動讓總理穿上軍裝,自己則換穿總理的呢子西裝,戴上禮帽,成了總理的“替身”,以保萬全。
從延安直達西安,沿途要經過甘泉、富縣、黃陵、銅川、耀縣等地勢複雜的地區,共有幾百公里的路程,警衛員戰士們得時刻保持警惕。
但讓他們都沒有想到的是,意外很快就會來臨。
總理一行人緩緩駛出延安城,首先到達了一個名叫三十里鋪的地方,那裡設有延安邊區保衛處的“邊檢站”,尚處於我軍的管控範圍內,但離開了此處,便一切都得小心。
三十里鋪與國民黨控制的甘泉縣相接壤,兩者之間有一座山,名叫勞山(又名“嶗山”),是陝北黃龍山的餘脈。
勞山雖然地勢不高,也不陡峭險峻,但卻溝壑縱橫交錯,山頭盡是齊人高的荒草與刺人的灌木,易於埋伏與躲藏,自古便有草寇喜歡到此遊蕩,算是兵家的搶奪之地。
比如,清同治年間,清軍曾在這裡與回民激戰,死傷逾千人,留下了一個巨大的千人墓;紅軍抵達陝北後,紅十五軍團也在這邊殲滅了東北軍的兩個團。
當總理的車輛緩緩逼近勞山時,突然響起的密集槍聲截停了他們。憑藉多年的戰鬥經驗,總理很快就判斷出遭遇突襲了,只是暫時不明朗對方的人數、力量和目的等。
陳友才也被槍聲震撼到了,警覺地觀察著周圍,時刻注意保護周總理。
總理臨危不亂,以極快的速度觀察地形,發現公路通往谷底的水潭,那裡是躲避射擊的極佳之地。
水潭右面的丘陵上長滿了茂密的森林,可以暫時躲避起來;左面的蘆葦塘緊挨著陡峭的湫燕山,是敵人的盲區;越過水潭,可直達孤立在大壩樑上的山神廟裡,算是離開勞山的出口。
分析好形勢,總理當機立斷下達命令,讓車輛加速前行。然而,子彈從左右兩側如雨滴般迅猛而來,逼停了直行的車輛,總理身邊的司機也因中彈當場死亡。
卡車熄火了,總理等人完全暴露在敵人的火力之下,情況萬分危急。敵眾我寡、敵暗我明,形勢越來越不明朗。
正當這一生死時刻,張雲逸迅速進行戰術調整,兵分兩路,一邊命令陳友才帶著一部分人馬保護周總理轉移,另一邊讓陳國橋與自己指揮剩下的人員,為總理一行打掩護和吸引敵人注意力。
陳友才與總理等剛出走不久,便不幸中了槍,傷勢很是嚴重,暫時無法移動。於是乎!他命令警衛員帶著總理先走,自己殿後。
倖存者之一的向三志回憶:陳友才為保護總理而中槍,為了安全起見,自己和孔石泉、陳賢仁等只能繼續將總理護送到有森林的山面,以擺脫敵人的射擊。
看到總理等轉身就沒了身影,匪徒開始將目光轉移到倒在地上的陳友才,發現他身穿領導服裝,還指揮隊友作戰、撤離。由是匪徒們便認為,他可能就是指揮官,隨即瘋狂掃射,直至看到他沒了呼吸才停止。
然而,匪徒們哪肯就此罷手,為了驗證陳友才確實已亡,他們還用刀子扎刺他的遺體。據說,共計有不下十幾處刀口。
陳友才等戰士陸續犧牲後,陳國橋一行依然堅持戰鬥。等到周總理安全轉移不久,陳國橋便開始改變戰術,命令戰士們且戰且退,往總理的方向撤離以保住有生力量。
得到陳國橋的命令,曹鴻都儘管有萬分不捨,但為了總理的安全,還是帶人離開了。當他們不斷往總理的方向轉移時,遭遇了相當迅猛的打擊,最後只剩下曹鴻都一人存活下來。
曹鴻都很快就找到總理,並靈巧地爬上土崖,用綁腿的繩子將總理等拉了出去。隨著槍聲越來越稀疏,戰鬥此後便結束。
經此一戰,一行25人死傷慘重,陪在總理身邊的僅剩下了曹鴻都、孔石泉、陳賢仁和向三志四名警衛員。
陳國橋、王明兩人則在打光子彈後,用手榴彈攻炸敵人,但未能逃過敵人的射擊,都英勇就義了。
非常幸運的是,在其他警衛員的護送下,張雲逸也成功遠離了埋伏圈,得以倖存下來。
激烈的交火之聲,很快就驚動到駐紮在勞山附近的我軍部隊及相關通訊班。他們急忙與步兵一連取得聯絡。
然而,非常巧合的是,電話線卻被敵人給切斷了。於是,他們直接同參謀總部一局報告,將訊息傳給中央警衛團。
獲此情報,警衛團團長黃霖非常震驚,馬上集結警衛隊的二、三班前往現場檢視情況。同時,還將訊息轉告給毛主席。
毛主席對此也非常驚訝,他親自對黃霖下達命令:一定要查清狀況,瞭解周總理等是否已安全。
經過一個多小時的快馬加鞭,黃霖很快就趕到了三十里鋪檢查站。周總理、張雲逸等脫險後,也朝著檢查站進發,與趕來支援的警衛團騎兵成功會合。
不久,增援人馬不斷從四面八方趕來。周總理一邊分析局勢,一邊指揮部隊,讓黃霖帶著人馬向伏擊現場進軍,準備營救被困的戰士。
但當黃霖等趕到勞山的時候,匪徒早已逃之夭夭了,只留下犧牲了的陳友才、陳國橋等11名警衛員和其他倖存傷員。
得知陳友才已就義,周總理異常悲痛。回想長征時,是總理將他拯救出來的。從此以後,他便跟隨總理左右,成了總理非常信任的副官。
1970年,總理來到延安視察,再次想起了戰友陳友才,不由得感慨說:“陳友才是個好同志,我們現在一提起他的犧牲,就覺得很難過,我們是經常想念他的!”
剛脫險不久,總理又踏上了新的征程,繼續為國共合作事宜冒著生命危險四處奔波。
4月29日,1000多名黨政軍人士聚集於延安南門廣場上,共同參加了為勞山遇難的戰士們召開的追悼大會。會後,戰士們的遺體分別被安葬在鳳凰山麓和寶塔山的公墓中,得到了安息。
勞山事件爆發時,不僅延安,全國上下都為之震動。對我黨而言,周總理一行人的出行是絕密行動,知情者甚少,但他們卻遇上了匪徒的偷襲,事情肯定沒有想象中的那樣簡單;在全國愛國人士看來,周總理遇刺,這背後肯定藏有很多的貓膩和見不得人的勾當。
為了瞭解事情真相,還已犧牲的戰士們一個公道,以及防患於未然,杜絕此類事件再次發生,黨中央決定徹查到底,將任務交給了擁有“延安福爾摩斯”之稱保衛科得力干將謝滋群。
大略瞭解事情的經過後,謝滋群得出了三個推論:
一、為破壞國共合作,此次勞山伏擊可能是日本特務或國民黨親日派有意為之的行為;二、我黨內部的托洛茨基派為了達到破壞國共合作目的,決意刺殺周總理;三、土匪所為,其目的在於劫財。
關於托洛茨基派的問題,我黨自從抵達延安後,思想方面便逐漸實現統一,就算是有分歧也不至於謀殺自己的同志,所以謝滋群很快就排除了第二種可能,只留下一、三這兩個可能了。
憑藉多年的辦案經驗,謝滋群認為匪徒突然出現在勞山一帶,他們肯定會在此處留有蛛絲馬跡。因此,他派出了大量的偵查人員對附近的群眾進行走訪,搜尋有用的資訊與線索。
很快,傳回來的一條線索就成了破案的突破口。偵查人員從一位姓李的老漢處得知,在周總理遇襲的前一天,老漢曾到勞山砍柴,發現約有兩百多名類似土匪的人正在山上挖戰壕,因擔心土匪打擊報復,他不敢打草驚蛇,就偷偷逃回了家中躲藏,沒有將訊息洩露出去。
從以上可以瞭解到兩則重要的資訊:一、匪徒是提前知道周總理行蹤資訊的,肯定有人在指揮,由此才提前做了襲擊的準備;二、襲擊者可能是一幫土匪,並非正規軍隊。
從現場遺留的物品來看,謝滋群發現丟失最多的是財物、武器彈藥等物資,但檔案、密碼等機要東西並未丟失,因此他肯定了是土匪所為。
至此,謝滋群基本已選好了案件的突破點,等待進一步偵查和偵破。但是,他依然不清楚土匪的身份,以及認定是什麼人在背後指揮。
儘管延安和附近地帶有我軍與國軍鎮守,不過在延安、宜川、甘泉交界處的金盆灣、臨鎮等一帶,依然有許多無惡不作的土匪勢力。
具體而言,主要有兩幫人馬在影響當地的治安。一股是李青伍率領的一群氓流慣匪;另一股則由姬延壽領導的民團。
姬延壽是當地的土豪劣紳,不像土匪,但比土匪更加狠毒,手上握有由80多人組成的民團力量,無人敢惹。
進一步分析,由於李青伍是流寇,一般不會和官府合作,因此受人指使的可能性很小。但是,這並不排除他們與其他反動勢力合作,間接接受第三方勢力指揮的可能,畢竟現場就有土匪洗劫過的痕跡,是他們乾的機率也很高。
反觀姬延壽,可能性就更大了。魚肉百姓的同時,姬延壽還與國民黨甘泉縣黨部有非常密切的聯絡,是否受到了國民黨的指揮襲擊周總理?有待進一步偵查、核實。
為了整治當地的社會治安,還百姓一片安寧。早在1937年初 ,中央就曾成立過剿匪司令部,意在剿滅這一股慣匪和地方反動勢力。
見到我軍來勢洶洶,打擊態度強硬,李青伍、姬延壽很快就都服軟了,不敢鬧出太多動靜。
但是到了3月,姬延壽的舉動卻開始反常起來,他怪異地讓手下80多人離開舒服的城鎮,鑽進了鳥不拉屎的山溝,似乎在謀劃著什麼大事。
為了徹底遏制住姬延壽,防止更多不可控事變的發生,剿匪司令吳臺亮隨即將姬延壽逮捕起來。然而,當時正值國共合作談判的大背景下,我軍最後還是放了他。
果不其然,姬延壽的異常舉動是早有預謀的。他開始與李青伍豺狼結合,將兩股土匪力量合併起來,人員超過了200人,戰鬥實力翻了一倍。
瞭解完這些情況後,謝滋群決定主動出擊,抽調一批優秀的偵查員來收集情報。他先讓他們假扮成農民,試圖以入夥的身份混入土匪控制區,伺機完成任務。
不久,偵查員張丕謀便傳來好訊息:土匪頭子李青伍最近的舉動非常詭異,很少回家,只讓號稱“坐地大爺”的土匪李鳳山作為傳話人,負責幫他聯絡家人。
謝滋群由此推測,可能是李青伍真的襲擊了周總理,做賊心虛,擔心我軍報復,因此才斷絕與家人的往來,等待風波過去再回家。
為了驗證這一則推論,謝滋群旋即命令逮捕李鳳山。果然,李鳳山很快就交代了一切,透露周總理4月25日的遇襲事件,的確是李青伍、姬延壽二人所為。
謝滋群進一步瞭解到,李青伍雖然號稱是政治土匪,但卻一直都沒有將國民黨放在眼裡,依然帶著那幫流寇慣匪打家劫舍,欺壓百姓。在勞山事件發生前,他還曾帶人搶過東北軍的車隊。
由此看來,李青伍並不畏懼軍隊,一心想著如何打劫的事兒,所以才有勇氣對周總理的車隊下手。
那麼,李青伍是如何掌握周總理的動向,提前埋伏的呢?這背後是不是有人在指揮?
相關調查表明,李青伍之所以獲得周總理出行的情報,並不是在我軍、我黨內安插了特務,又或者是從第三方得到訊息。事實上,是他一直把一個名叫馮長鬥的人安插在延安的南門,觀察著我軍和商旅動向,等待打劫的機會。
周總理出門前,保安處給總理準備了三輛卡車和部分人馬。這一動靜恰巧被馮長鬥看到,於是他就將訊息傳給李青伍,看李青伍是否有打劫的準備。
在李青伍看來,三輛卡車出行,還要帶上不少的兵力,上面肯定載有豐厚的物資。
馮長鬥再次打聽到一則訊息:共產黨要派人到南京去與老蔣商談紅軍改編的問題。
李青伍、姬延壽由此進一步推測:想要與國民黨達成合作,肯定要獻上很多的好處。所以他們認為,車上極有可能載有黃金等貴重物品,於是打定了打劫的計劃。
24日晚,李青伍將土匪們分成五組,分別埋伏在勞山埡口的3個山頭的兩側,從三個方面伏擊過往車輛。事後便發生了之前的一幕。
李青伍知道車上有一位大官,但並沒有想到居然是周總理。當他們從陳友才的口袋中搜出總理的名片時,不免嚇出了一身冷汗,感覺滅頂之災即將來臨。
土匪李青伍的猜測沒有錯。不久, 吳臺亮便調集力量對他們進行嚴厲的打擊,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這一股合併起來的土匪就被剿滅了,李青伍、姬延壽等也都被逮捕歸案。
最後,李青伍、姬延壽、馮長鬥等被處以槍決,結束了這罪惡的一生。
其實對於總理遇刺的事情,一直以來都有一個爭議,有人猜測是何應欽收買土匪做的。基於這些,真相一下子就變得撲朔迷離起來了。
結語:
經過驚心動魄的勞山事件後,保衛處的戰士們吸取了很多經驗教訓,積極抽調精幹力量,組建中央警衛營,讓他們專門保護毛主席、周總理和劉少奇等高階領導人的安全。從1937年8月起 ,陝甘寧邊區成立了保安司令部,統一指揮該地區的地方部隊和自衛軍,以拱衛延安。也是從這個時候起,發生在革命領袖們身上的刺殺事件基本不再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