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建國以後,毛主席對中西醫作了更多的闡明,要中西醫結合,發展我們的醫療事業。
1958年4月19日下午,衛生部副部長朱璉受到毛主席的接見。當時,朱璉的回答給毛主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毛主席對中醫史的名家頗有興趣
1934年秋天,毛澤東在江西于都身患重病,持續高燒,經醫護人員對症下藥,將他患得惡性瘧疾除掉。事後,毛澤東詼諧地說:“你們知道中國古代有個醫生叫華佗嗎?”
“我們現在也有華佗。”毛澤東伸出手指,指著主治大夫說,“你就是華佗。”
20世紀50年代,毛主席在散步時,對保健醫生介紹:“三國時有個名醫叫華佗,給曹操治過病。他學老虎、學熊、學猴子、學鹿、學飛鳥的動作,編了‘五禽戲’,這你應該知道吧?”
保健醫生回答:“知道。”
毛主席繼續說:“我看不錯,是很好的健身運動,這都是仿生運動。中國有螳螂拳、猴拳,蛙泳不就是從青蛙那裡學來的嗎?”
也許是模仿“五禽戲”,毛主席根據自身特長,自己編制了一套自由體操:他緩緩地向前走,深呼吸、搖頭、扭頸,有時屈伸肘腕關節,雙肩前後交替轉動;同時使腰部旋轉扭動。保健醫生在看了毛主席這套自編的體操,不禁聯想到,年輕時的毛澤東一定看過許多古代養生醫書,且參考了“八段錦”等。
1953年,毛主席在一次談話中,談到了清朝蘇州名醫葉天士。他說:“魯迅在《父親的病》這篇文章中,對清代名醫葉天士用梧桐落葉做藥引不以為然。其實,正是以葉天士取秋天的梧桐葉這個例子可以看出,中醫懂得認得疾病受自然環境影響。”
在場的人都認同地點了點頭。毛主席繼續說:“葉天士把人體的病變和氣變、環境聯絡起來是很高明的。這種認識即使在科學發達的今天,也是很先進的。”
1958年8月5日,毛主席赴河北安國縣視察。車開進南關大街,經過坐地3200平方米的藥王廟。這時,毛主席問安國縣長:“這廟裡的藥王姓什麼?”突然的發問,使安國縣長一愣,遲了很久回答不知道。
毛主席聽後有點不滿意,說:“一個縣長不知道藥王姓什麼?”
那時,安國縣藥王廟供奉有張仲景、朱丹溪、孫思邈、李時珍等古代十個名醫的塑像。毛主席對這些名醫的業績都很熟悉。
毛主席瞭解中醫,所以,有時還能向患者對症提供處方。上世紀50年代初,當他得知京劇演員李和曾有高血壓和肩周炎時,就說:“有高血壓,要注意適當休息。不要老查表,有負擔,可以找找中醫,吃點中藥慢慢會好的。肩周炎可以貼膏藥,貼膏藥的效果比吃藥更好一些。”隨後,毛主席向李和曾介紹了一種治療高血壓的中藥方子。
毛主席對朱璉說:針灸能治癌瘤嗎?
1955年4月13日,朱璉接到通知,匆匆從北京抵達杭州,被安排住在離毛主席下榻處劉莊不遠的一所招待所。
第2天下午,有關負責人讓她去見毛主席。談話中,毛主席說:“針灸是中醫裡面的精華之精華。它有幾千年的歷史,要有同志去整理它。這項工作是難做的,首先是衛生部行政領導上不支援,去年7月以後可能好一些,但還是沒有具體行動。我是支援的。我可以當衛生部長,把這項工作做起來。”
朱璉聽了,印象很深刻。
15日晚上,朱璉被邀請去和毛主席一道吃晚飯。那天,一起用餐的人坐滿了一張大圓桌席,其中有江青、葉子龍、林克、田家英、徐濤和洪敏大夫,還有浙江省公安廳廳長、中南海保健處處長周毅勝等。時任浙江省委書記江華也在座,但因為他已經吃過晚飯,毛主席便幽默地要他坐在一邊“觀餐”。
在同朱璉聊天的時候,毛主席說起了她的《新針灸學》一書。該書於1951年3月出版時,在國內外引起了很大的反響,我國領導人朱德、董必武為該書題詞、作序。這本書是3月22日送到毛主席的手中,主席不但全看了,而且頗為贊同其中說到的“針灸與現代醫學理論發展的關係”。
毛主席對朱璉說:“巴甫洛夫的高階神經活動學說的理論,對針灸治病的神秘提供瞭解釋的鑰匙。反過來針灸又能夠給它提供豐富的實際材料。研究針灸,對醫學理論的改革將會發生極大的作用。是嗎?”
朱璉肯定地回答:“是的。”
毛主席也點點頭,說:“很好。醫學理論的確要改革。”
開飯了,菜有幾盤,卻不奢侈。衛士送上一盤油烤饅頭片,毛主席指著推薦道:“土麵包比洋麵包好,大家都嚐嚐。”說完,毛主席夾了2片送給朱璉和洪敏大夫。
大家圍坐一桌,談話喝酒吃飯,都很隨意,氣氛十分融洽。有時一個話題,東一句西一句能嘮好久。
說到鍛鍊問題,毛主席自有他的見解。他說:“我是沒有出門休養過的。去年出來,醫生為我定下一個計劃,規定我第一天散步10分鐘,第二天散步15分鐘,第三天散步20分鐘,以後每天散步定為25分鐘。我突破了醫生的這個計劃,第一天就走了3個多鐘點,還上了山。身體是要鍛鍊的,還要看具體人的適應程度,不能作一般的硬性規定。”
這時,毛主席夾起一片豬肝,頗有些得意地放進嘴裡:“醫生不叫我吃動物內臟,說是增加什麼膽固醇,我已經上了整整兩年當了,今天開戒。”
毛主席津津有味地嚼完,又夾起一片:“他們不叫林伯渠喝雞湯,說是外國出版的雜誌上講到雞湯增加膽固醇。經過一段時間,又同意林老喝雞湯了。其所以同意,也是因為看到外國雜誌上說雞湯不增加膽固醇。殊不知外國人是沒有多少蔬菜吃的呀!”
爾後,毛主席又補充了一句:“中國醫學上有的還把動物內臟用來治療人的內臟病,常常用之有效。”在毛主席看來,最討厭的事是人云亦云,被人牽著鼻子走。
這時,已是晚上近10點鐘了。大家知道毛主席晚間還要辦公,請他先去休息一會兒。請了幾次,毛主席才動身。
朱璉回去後,把與主席接觸的這一切都記在了日記本中。
1955年12月,衛生部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組織‘西醫學中醫’的學習班,共6個班300多人。1958年4月,中醫研究院創辦的一個班已臨近畢業。對於這一切,毛主席是非常關注的。
同年4月13日,毛主席乘專機到達廣州。19日,時任衛生部副部長的朱璉接到通知,要她和洪敏大夫一起去見毛主席。
在去的路上,朱璉想了很多,後來在回憶錄中,她這樣寫道:
“自從1953年到中央衛生部工作以後,我不止一次見到過毛主席。因為專業工作的緣故,對毛主席的身體狀況和生活習慣也頗瞭解。對19號突然要我去見毛主席,並不感到奇怪。主席平日工作很忙,有時人閒下來了腦子閒不下來,想到些問題就非得找人談談不可。”
不知不覺,朱璉和洪敏來到了毛主席下榻的4號樓。4號樓帶著一個寬敞整潔的院子,朱璉到時,毛主席已經等在那裡,正和江青聊著什麼,看見她們來,都站起來迎接。
毛主席握住朱璉的手,張口第一句話便是:“辦了針灸學院嗎?”
朱璉回答:“還沒有辦,現在只有一個針灸研究所。”
毛主席又問:“不是還有一箇中醫研究院嗎?”
朱璉表示,針灸研究所就是中醫研究院的一個直屬單位。她又順便介紹了研究院其他幾個直屬單位的情況。毛主席邊聽,邊用手指記著數。他對中醫研究院的組織編制很關心,特別問起了中醫研究院學員的學習情況。
聽說這個班學習的60名學員都是從高等醫校畢業的西醫,毛主席說:“這個班有60名西醫專門學習中醫,好呀,但他們是不是真的誠心誠意地學呢?”朱璉一時不知如何回答這個問題。
毛主席似乎也看出來了,不等朱璉回答,他便繼續說:“我看,西醫治感冒就很少辦法,中醫治感冒有時只要一服藥就治好了。”隨後,毛主席說了一個身邊的例子。
一個叫劉惠民的人,任山東衛生廳副廳長。毛主席和他要了一個藥方,感冒時就服用。昨天下午毛主席吃了一次,晚上又吃了一次,熬一服湯藥分兩次服,出了點汗,今天感冒就好了。
毛主席看了江青一眼,又回頭問朱璉:“你們知不知道中醫治療感冒的藥?”
朱璉隨口舉出一服,並說劉惠民的那服藥的方子,她已經抄錄了一份。
暮色蒼茫,涼風習習,正是廣州最好的季節,隨處可聞隱隱的花香,偶爾還有動聽的鳥鳴。接下來的交談中,毛主席把話題轉向了蘇聯,他問道:“蘇聯派過3位醫學專家來學習了3個月的針灸,回去開展工作了吧?”
朱璉就把自己知道的這些專家,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開展針灸治療工作,向毛主席作了簡要的彙報。
毛主席點點頭,又問:“蘇聯專家來北京學3個月針灸就能使用,是怎樣學的?”
朱璉說:“主要是教授她們針灸的歷史、原理和基本操作技術,並透過臨床實習有重點地讓她們學會了35種病的治療法。她們回去後,對三叉神經痛之類的病治療效果不錯。”
毛主席聽得很認真,聽罷,他沉吟片刻,又道:“針灸是可以治瘧疾和痢疾的。是可以治吧?你們告訴了蘇聯醫生沒有?她們相信不相信?”
朱璉說,針灸可以治瘧疾。至於治痢疾,現在只有臨床經驗材料,但不夠系統。
毛主席說:“你們研究治瘧疾的根本道理沒有?據我看來,主要是打破了瘧原蟲的生存條件,而且許多原蟲和細菌的疾病這類問題,根本道理都是一樣,你看如何?”
朱璉點頭,說根據針灸治療瘧疾症狀消失的經過和瘧原蟲變化的科學分析資料,針灸治癒瘧疾的根本原理,正符合主席所說的。
毛主席笑了:“那麼,我也是內行了。”
停了一會兒,毛主席又問:“針灸能治癌瘤嗎?過去治過沒有?”
朱璉說過去在農村用針灸治過腫瘤,並舉出兩個例子。其中一位是婦女,她當時患的是腋下腫瘤,診斷為淋巴肉芽腫。毛主席聽後點點頭,很興奮地說:“有名堂,有名堂。”
說著說著,天轉陰了,一股風穿過院子,涼涼的。大家勸毛主席進屋休息,說主席的感冒剛好,可別再著涼了。
毛主席站起身來,仰頭看看天,穿上外套,向院外走去。他對大家說:“哪裡有那麼要緊?我們去散散步吧!”
等朱璉等人趕上他,毛主席又打開了話匣子……
1958年,10月11日,毛主席批示,以2年為期,在1960年冬或1961年春透過各地的學習班,培養出大約2000名中西醫結合的高階醫生。朱璉得知此訊息後,非常地感動!
在毛主席的鼓勵和支援下,朱璉著的《新針灸學》被譯成數國文字
朱璉是一名醫生,也是一名共產黨員。她常說:“我的一切是黨和人民給的,我要把學到的知識獻給黨和人民。”
1936年3月1日,根據黨的指示,朱璉在石家莊開設了“朱璉診所”,作為黨的秘密活動地點,提供黨的活動經費。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軍隊長長驅直入,進攻華北,石家莊的上空很快出現了日本軍隊的轟炸機,炸彈從天而降,很多市民身受重傷。‘朱璉診所’立即組織了救護衛生隊,積極搶救受傷的群眾。
1937年9月下旬,朱璉按照上級黨委的決定,離開石家莊西去太行山革命根據地工作。1939年冬,朱璉赴延安療養、學習。期間,她給毛主席做過肩周炎針灸治療,也給江青針治過疾病,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解放戰爭初期,朱璉任晉冀魯豫邊區衛生局長。她親自針灸治病,而且積極舉辦訓練班,努力培養針灸人才。朱璉的針術常常為人們所稱頌,她治癒的病人很多。
1956年,林伯渠同志患病住院,手術後遺下頑固性呃逆,嘔惡頻繁並吐血,經口服和注射多種藥物均告無效後,周總理把治療林老的任務交給了朱璉。朱璉運用針灸的獨特長處,大膽地探索,用安全留針的方法,終於治癒林老的病。
朱璉多次為中央領導同志針灸治病,受到中央領導同志的鼓勵和好評。後來,毛主席看過朱璉著的《新針灸學》後,鼓勵和支援將其譯成數國文字,在國外出版發行。
1957年秋,前印度援華醫療隊員巴蘇大夫來華學習針灸,將它傳入印度;1958年,朝鮮將該書譯成朝文出版;1959年,蘇聯也譯成俄文出版。此外,尚有越南文和其他轉譯本。
垂暮之年,朱璉還鼓起精力親自創辦針灸學校。從學校機構組織到備課,從教學到實習都是她親自操勞。她為工作常常是通宵達旦,廢寢忘食。家人勸她休息,她卻說:“我在和生命搶時間,歲月不等人啊!”
1966年春,董必武將軍在《又贈朱璉同志》詩中,說:“萬里傳針灸,能人遍市鄉;隨身帶工具,行篋即藥囊。大眾皆稱便,孤貧更不忘;我邦古醫術,賴爾好宣揚。”這首詩,可稱得上是朱璉一生推行針灸術的寫照。
據稱,在1978年夏,在她患病逝世前幾個小時,仍在修訂《新針灸學》。有可能朱璉一直記得,毛主席曾這樣說:“針灸不是土東西,針灸要出國,將來全世界都要用它來治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