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均田制的健全成長，製造了唐朝以繁盛交換、流通為特色的富庶社會。相對， 龐大發展的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倒反也形成盤剝農村的均田制強力摧毀力之一。法令許可出家免課役，所以則天武后時狄仁傑之言尚是“逃丁避罪，並集沙門”，以出家為逋逃藪。透過濫偽僧之道逃避租役，而且便以大戶、富民為多。如此導致維繫政權運營的稅基受到極大侵蝕，國家日益衰弱奔向一條不歸之路。
安史之亂
大唐歷史劇中最是富麗堂皇的場面在前半場之末，唐朝文化極盛期玄宗時代推出。“天下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漢，前指閩越。七津十藪，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鉅艦，千軸萬艘，交貿往還，昧旦永日”的物資流通景象，堪為寫照。都市高度消費生活所反映衣、食、住、行、育、樂高水準，經濟景氣，社會富庶康泰，歌舞昇平概觀逾於貞觀治世。
開元之治與貞觀之治並加禮讚，玄宗在位期太平盛世景象也媲美太宗時代的大唐金色世界。然而，開元之治究非全是貞觀之治的回覆。八世紀玄宗時代以來，卻已漸漸脫離原規制而出現新的走向。
唐朝權力集中化的統一國家完成，根柢在蹈襲隋朝的均田制，由國家以一定均等規模的土地分配人民，固定人民於規制化的土地上而加支配，對土地、人民同時加以掌握，透過強制性組織的單位聚居團體，徵集稅、役。所以，均田制是土地所有制，也是支配人民的手段，環繞於此中心的軍事、兵役制度（府兵制）、租稅體系（租庸調製）、村落組織（鄉里制），一系列機能組合成一整個的有機體， 唐朝中央集權統一國家強大能率，便由此有機體的靈活圓滑運轉而發揮。卻也得以明瞭，任何構成環節，不允許出現任何破綻，特別以阻止分配到土地上的農民移動與沒落為基本，否則執行定必發生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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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綻終於玄宗之世已分明存在，《唐書》楊炎傳的說明頗為具體：“初，租賦庸調法，自開元承平，久不為板籍，法度抗蔽。而丁口轉死，田畝換易，悉非向時， 而戶部歲以空文上”。土地、戶口的登記，田土還受，稅、役徵發等，都因生活安逸的怠惰而紊亂。特別又是“丁口轉死、田畝轉易”之句含義所包括，土地兼併現象已在加大，均田農民層分解，均田組織的矛盾漸漸明顯。
動搖均田組織根本的這些反動力量：
——均田制的健全成長，製造了唐朝以繁盛交換、流通為特色的富庶社會。相對， 龐大發展的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倒反也形成盤剝農村的均田制強力摧毀力之一。包括政府高利貸“公廨本錢” 自身的鼓勵，以及“富商大賈多與官吏往還， 遞相憑囑，求居（戶等）下等”所提示的弊情。
——法令許可出家免課役，所以則天武后時狄仁傑之言尚是“逃丁避罪，並集沙門”，以出家為逋逃藪。中宗時代李嶠之言，直接已係“巧詐百情，破役隱身，規脫租賦。今道人私度者幾數十萬，其中高戶多丁、黠商大賈， 詭作臺符，羼名偽度。且國計軍防，並仰丁口，今丁皆出家，兵悉入道，徵行租賦，何以備之”，透過濫偽僧之道逃避租役，而且便以大戶、富民為多。
——《資治通鑑》唐紀二七開元二年條：“中宗以來，貴戚爭營佛寺，奏度人為僧，兼以偽妄。富戶強丁多削髮以避徭役，所在充滿”，則濫偽僧流行，又與權貴勢力相結合。也因而再引起併發症， 如同系中宗時的魏元忠之言：“今度人既多，緇衣半道，不行本業，專以重寶附權門，皆有定直。以茲人道，徒為遊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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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戶富者有能力、有辦法逃避租役，租役的擔當者比重向貧者偏倚，而“富戶倖免徭役，貧者破產甚眾”現象自則天武后時代初現後， 八世紀初中宗之世迭遭天災飢旱，又由《唐書》《新唐書》諸當時人傳記均可反映，流民、逃戶非只繼續發生，抑且增加。
如上的均田制疲相初起，政治感觸敏銳人士已有警覺，李嶠於武后證聖元年（695年）上奏，力言國家、社會安定的必要條件， 第一必須穩定農民土著，流民與戶籍紊亂現象應該立加遏止，以免影響國家財政 。並提出四點具體對策：
1.禁令（地方自治團體警戒流民，勸令自首）
2. 恩德（免咎既往流亡之罪，且嘉惠衣食而協助返鄉復業）
3. 權衡（逃亡他鄉的流浪者，如願於到達所在地定住，允許就地隸名編戶）
4. 制限（免咎附以百日內自首的期限，限滿不出，依法科罪）。
其後任中宗宰相時，與再度建議取締濫偽僧的同時，重提遣使“訪察括舉，使奸猾不得而隱”，但都未實行。
敦煌文書
敦煌與吐魯番發現八世紀唐朝的戶、田籍登入例項，乃是憑證：
——敦煌天寶六載（757年）籍，十六戶的統計，女多於男為特徵，男子三十九人，女子數字至於佔全口數三分之二以上的一百二十四人，且女子中四十人均為中女（十八歲以上的未婚女）， 男子則多註明死亡，死亡者又非全系老人，都是極不正常的戶籍構成。唐朝以丁男、中男任稅、役，令男子從戶籍中消抹，而改以女子名義偽為登載，當系最容易也最直接逃脫租、役的方法。
——以索恩禮戶為例，此戶戶等僅系“下中戶”，索恩禮卻擁有“昭武校尉、前行右金吾衛靈州武略府別將、上柱國” 銜，並註明：“官，天寶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授，甲頭張思默；勳，開元十九年四月十八日授，甲頭王遊仙”。同年另一“下下戶” 籍，全戶五人（二死， 餘戶主與妻、女共三人），有地二十九畝， 戶主遊璟也於開元二十五年獲授上柱國勳位。
上柱國原系軍功為要件而授予的勳官中最高位，八世紀時卻已在農村中濫授。勳官按規定須賜勳田（官人永業田， 自上柱國三十頃至武騎尉六十畝），濫授的勳官有名無實固為可瞭解，替代的意義，獲授上柱國勳位的農戶，歸屬私有的土地因是得放寬限額至三十頃，則堪認定，而且以系“勳田”名目而享有免除課、役特典，如索、遊兩戶籍的“不課戶” 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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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典》食貨二田制下大唐條注：“開元之季，天寶以來，法令弛壞，兼併之弊， 有逾於漢成、哀之間”記事的印證。也便是說，均田法令允許質賣貼賃規定的漏洞加大，權勢者、富豪、強人、寺觀，以借糧、借錢為餌質押、買賣抑或強奪田地現象加大。
玄宗（太上皇）、肅、代相繼去世，代宗嗣位的寶應元年（762年）勅，已明言“百姓田地，比者多被殷富之家、官吏吞併，所以逃散，莫不由茲”。大土地所有制的莊園或莊田也由是興起。而大所有土地的勞動力， 堪注意仍是均田農民層分解過程中，被招致使役的沒落或自外地逃亡而來，變更身份了的農民，所謂“佃人”“佃戶”。到均田制崩壞而回復私有地制，佃戶成長大方向下，佃農與僱傭人制，後代乃發達為普遍的土地經營方式。
唐朝中期以後的任何變貌，都須以此為基點才能解說。然而，世界史上聞名的中國均田制沒落，自是不幸，唐朝也以此強大力量泉源受損，國勢盛極而衰，卻非可以之歸結便是唐朝傾覆的原因，玄宗次代肅宗以後的唐朝壽命與自此以前各佔全歷史之半，乃系事實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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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非均田制支配的唐朝全歷史後半期，政治力固然不振，社會生活一般仍然富裕，社會經濟力仍然強勁，十世紀以後宋朝社會秩序、經濟形態成立以此為前奏，又是均田制變貌私有田制與莊園經營，並非便是經濟萎退之義的指示。任何良法美意都不可能絕無負因子內在，負因子又必產生新生機，所以，籠統比喻玄宗時代唐朝社會系如熟透了的果實，而謂腐敗自壞已經開始，僅僅強調其破壞，一筆抹煞建設性新因子也從破壞中萌生，解說上是不周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