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中共密戰揭秘系列之六:
間諜、密戰,似乎並不光彩。蘇聯的克格勃、美國的中央情報局、國民黨的軍統。國外間諜殺人越貨,國民黨特務無惡不作,而中共的隱蔽戰線,卻是人人敬佩的無名英雄。
中國共產黨的秘密工作自1927年開始組建中共特科開始,堪稱成績卓著,特色獨具。本文以十二篇章系列敘述了中共情報、統戰、保衛工作的真實歷史。
列寧有言: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在秘密戰法中,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內線偵察。正所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內線偵察無非兩種途徑:“打進去”,“拉出來”。“打進去”很難,當時人口的入戶要透過審查,進去也不一定能做到理想的情報位置。“拉出來”則更有效。
但是,“拉出來”的人可靠嗎?雖說是“身在曹營心在漢”,可如果曹營混得很好何必再冒風險?萬一引進個奸細呢?
保證內線的忠誠是對系統政治素質及優秀情報系統的重大考驗。
隱蔽戰線的“黃埔軍校”
在延安城南的七里鋪,有個偏僻的小溝,出口設卡,外人根本不知道里面在幹什麼的。1938年6月,這裡突然來了36名青年學生,幾孔窯洞,一個班擠住一孔,其中8名女生則住在一間小平房裡,大家同吃同住同學習同勞動,一天24小時都在一起。學員們被告知,不要互相打聽來歷,不準與外面聯絡,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
原來,這是延安陝甘寧邊區保安處的第一期情報偵察干部訓練班。學員都是抗戰爆發前後入黨的20歲左右的青年學生。解衡是東北流亡學生,呂璜來自四川學校,浦群英的父親是雲南火腿大王……青年一個比一個家庭成分高,一個比一個文化程度高。按照計劃,這批學員畢業後將全部派往日軍佔領區。
派往敵後工作的間諜,都要有當地的社會關係作為掩護。這樣,出身“高”反而成了有利條件。
秘密戰線上的國共之爭,共產黨員本來在意志和品質上遠超對手,只是文化程度和社會經驗偏低,但是有了這批知識青年,國民黨在人才方面一點兒優勢也沒有了,而共產黨方面則是如虎添翼。
這些從延安窯洞走出的青年學員,後來陸續都做出驚天動地的業績,並後來成長為新中國情報保衛戰線的領導層。
趙蒼壁就曾經是經過訓練班的學員,被稱為“紅軍中的福爾摩斯”。當時一場針對培訓人員的考核時,培訓班主任周興給全體學員出了一道考題,就是請大家在教室裡找出“反動”標語。
在其他學員聽完考題就立馬翻桌倒櫃,緊張查詢的時候,趙蒼壁卻沒有急著行動。他先是仔細地觀察四周,很快就邁出了腳步,從一張桌子上拿起了一張寫著“明日黃花,日理萬機、暴風驟雨,動作敏捷”的紙條,高聲說“反標在這裡”。
在場其他學員都停下了動作,往趙蒼壁手裡的紙條看去,但看來看去,他們都沒有看出什麼明堂來,還是趙蒼壁念出了這四個成語的第一個字“明日暴動”,他們才恍然大悟,明白了這是一個藏頭標語。
趙蒼壁細緻、敏捷的思維也給西北政治局偵察部長周興及其他領導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了結業的時候,趙蒼壁也順利被留在了西北政治保衛局工作,開始以保衛局巡視員的身份,開啟了他在延安的隱秘戰線事業。
1940年,陝甘寧邊區以偵破敵特組織為主要任務組建了便衣隊,由趙蒼壁任隊長一職,他還在參照蘇聯教材、結合實際情況和自己豐富的偵察工作經驗的基礎上,編寫一系列關於收集情報、傳遞情報、偵察、反偵察的基礎教材,從理論和實際雙向出發,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的偵察人才,使整支隊伍在短暫的時間內得到了迅速的成長。
而到了解放戰爭期間,趙蒼壁也始終憑藉其突出的偵察能力和管理培訓能力,帶領隊伍為黨中央破獲了大量的敵特分子,對我黨我軍最終取得解放戰爭的勝利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1977年,趙蒼壁被任命為公安部長,在從事偵察工作的40多年間,他始終保持著老一輩革命黨人的初心,為黨和國家政權的穩定、人民生活的和平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中日諜戰、長期經營
人才競爭無界限,國內有競爭,國際上也有競爭。中共領袖雖在西北小城,卻把眼光放射到國際上,不僅有斯諾和史沫特萊的“走進來”,還有周恩來的“走出去”。
秘密戰爭是最複雜的鬥爭,國家之間尚未開戰,秘密戰爭早已交手。
日本侵華,情報功夫長久而精細。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中國。第二年日本在中國上海開設東亞同文書院,招收日本優秀青年到中國官費留學,培養精通漢語的人才,實際上是個間諜學校。東亞同文書院的日本學生個個都對中國瞭如指掌,是名副其實的中國通,但其實他們本質上都是為日本軍國主義效力的間諜。
當時這所學校的校長就是臭名昭著的近衛文麿,在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時,他正擔任日本首相。正是在他的推動下,日本才與德、意兩國結成軸心國,快速走向了對外擴張的法西斯道路。從這一點可以看出,日本國內對設立在上海的東亞同文書院十分重視。誰也不會想到,就是這樣一所日本間諜學校居然會有中共地下組織存在。
王學文當時在同文書院裡教授中國文化。王學文另外一個秘密身份是——中共地下黨員。王學文早年曾到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留學,並在那裡結識了在日本國內非常知名的馬克思主義學者河上肇,河上肇當時在這所大學教書。
1927年學成歸國的王學文加入中國共產黨,他任教的同文書院學生都是日本人,但是平日裡他總是有意識向他們傳播馬克思主義等先進思想。
王學文逐漸發現這裡的很多學生思想都很進步,甚至有一些是可以爭取的。於是他便把這一情況報告給了中共領導人周恩來。
當時一直工作在白色恐怖籠罩的上海中央特科負責人周恩來在收到王學文匯報的情況後極為重視,當即指示命他前去做日本學生的工作。因此,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在浩浩蕩蕩的反日學生遊行隊伍中,就有了日本同文書院學生這樣特殊的群體存在。
這些學生都來自同一個組織——日支鬥爭同盟,這個組織主張中日友好,反對日本侵略中國,實際上,很多人不知道這個組織的秘密建立者正是王學文。
這個組織的總部就設立在其任教的東亞同文書院,更為諷刺的是,就在這個由日本人建立的間諜學校裡,王學文還秘密成立了一個共青團支部。
敢於在日本人的間諜學校裡做日本學生的地下工作,讓人不得不佩服中央特科領導的魄力與戰略眼光,而且很快這些日本學生就發揮了重要作用。
1932年1月28日,日軍海軍陸戰隊兵分三路進攻上海閘北,淞滬抗戰由此爆發。面對不宣而戰來勢洶洶的日軍,中國軍民奮起反抗,給了日本侵略者以迎頭痛擊。遭受重創的日軍海軍陸戰隊無奈提出,要讓在上海的日本籍學生參戰。
在當時的形勢下,不能公開反戰,於是特科和王學文等人商定之後制定出了一個以退為進的計策:要求學生集體撤離上海返回日本。
而他們給出的理由也非常具有說服力:我們來上海學習是為了回國做高階諜報人員的,並不是拿槍打仗的。
因此,東亞同文書院的這些學生並沒有被送上前線當炮灰,而是在淞滬抗戰爆發一個月之後乘船返回了日本。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間諜的培養,也需要長期經營,長期考驗。
敬請關注中共密戰揭秘系列之七:雙重間諜——國際大諜的傳奇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