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6年,大清道光六年。
這一年,一位不僅在帝國內部,而且被當時的西方人敬奉為傳奇人物的58歲富豪伍秉鑑(1769—1843),在廣州宣佈:
老爺子我,要退休了。
但,當吸血蟲吸飽了血的時候,它就要遭到反噬了。
伍秉鑑的祖上從清朝初期移居到了廣州,伍秉鑑這一代已是移民的第六代。此前,伍氏家族一直默默無聞,到了伍秉鑑的父親伍國瑩,才開始參與對外貿易。
1792年,伍國瑩的兒子伍秉鈞(伍秉鑑二哥)創辦了怡和洋行,然而1801年,伍秉鈞壯年去世。也就是這一年,33歲的伍秉鑑從伍秉鈞手中,接過了怡和洋行的家業,由此開啟了創造一個商業帝國的驚人歷程。
儘管父親和哥哥為伍秉鑑留下了事業的基礎,但伍家在世界商業史上的真正起步,卻是源自伍秉鑑的創造。
伍秉鑑生活的年代,清廷閉關鎖國,只允許在廣東進行一口通商。而作為千年商港和廣東省會,廣州就是那個唯一的通商口岸,由此成為全世界商人趨之若鶩的商業沃土。這種感覺,有點像1949年後至改革開放前的香港,一個能誕生首富的地方,一定是天時、地利兼具。
1757年,清廷宣佈僅保留粵海關一口對外通商,並且對外貿易的特權,還被清廷特許經營的少數商行所壟斷把持,這就是後來俗稱的廣州十三行。
少數幾家商行,卻壟斷了整個大清帝國的對外貿易,其中的利潤空間可想而知。
伍秉鑑接手經營的怡和洋行,作為十三行的重要代表,透過經營茶葉出口等壟斷性貿易,由此迅速崛起,一顆帝國鉅富之星冉冉升起。
商海廝殺,做任何生意,都比不上做壟斷生意有“錢景”。
在聯合官府進行壟斷經營多年後,伍秉鑑的生意不僅在國內,且擴張到了世界範圍。
透過代理人,他甚至投資了美國的鐵路生意,並廣泛參與美國的證券交易和保險業務。他還是當時在世界範圍內赫赫有名的英國東印度公司最大的債權人。可以說,在清朝中期,他是大清帝國絕無僅有的具有世界意識的大商人。
1834年,伍秉鑑曾經提起他個人的財富。經過計算他在國內的田地、房產、商鋪、錢莊、貨物和現金,以及在世界範圍內的投資,伍秉鑑說,他擁有多達2600多萬白銀的資產。
作為對比,當時,整個大清帝國一整年的財政收入,不過才4000萬兩白銀。
儘管富可敵國,但他的生意,卻始終以品質和誠信為重。在當時,廣州十三行中也有其他行商經營茶葉貿易,但從伍秉鑑的怡和洋行出品的茶葉,只要貼上“怡和行”的標誌,立刻會被外商認定為最好的茶葉,價格也水漲船高。
對於生意夥伴,伍秉鑑也講究共贏共富,由此贏得了行商們的一致敬重。
有一年,他從洋商處獲得了一筆百萬大單。正當大家都在議論怡和洋行又要狠發一筆的時候,他卻將廣州十三行的行商們請來一起吃飯,然後宣佈,這筆生意要和大家一起做、一起發財,引得其他行商震驚不已。
對於老外,他也頗有情義。
美國商人索薩經營不善,欠了伍秉鑑7.2萬多銀元,由於無力償還,被清廷禁止離開中國。聽說這件事後,伍秉鑑主動找來索薩,並當著索薩的面,將欠條撕毀。
伍秉鑑說,你是我的好友,你只是運氣不好而已,人生總有起伏,我不要你的錢,你快回國去吧。
由於誠信經營,待人厚道,伍秉鑑的商業帝國迅速擴大,他的商業口碑也在世界範圍廣為流傳。
美國學者特拉維斯·黑尼斯三世和弗蘭克·薩奈羅在《鴉片戰爭》一書中說,到1834年,伍秉鑑不僅是廣州行商最重要的成員,而且可能是那個時候世界上的首富。
2001年,美國《華爾街日報》做了一個專輯,統計過去1000年裡全世界最富有的50人,其中有6個是中國人,依次為成吉思汗、忽必烈、劉瑾、和珅、伍秉鑑和宋子文。
而這六人中,成吉思汗和忽必烈就不用說了,劉瑾作為明代的巨閹太監,和珅作為乾隆身邊的第一權臣,宋子文作為曾經的國舅,可以說,國外公認的中國六個世界首富中,只有伍秉鑑一人,是徹底的商人出身。
但要注意的是,他雖然是首富,但他僅僅,是個商人而已。
在中國傳統社會的政治生態中,作為士農工商四大階層的墊底者,商人永遠是最為卑微的階層——哪怕你貴為超級富豪,也是如此。
因為帝國的生態,不會因你而變。
商人永遠是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那個階層。
伍秉鑑生活的那個時代,更是如此。
廣州十三行的商人們,在帝國官員和政治生態面前的卑微地位,被當時的歐美人觀察得非常透徹。
伍秉鑑的同時代人、英國人約翰·巴羅說:“行商見了官府最低的小吏,也會發抖……”
英國人岱摩,對於中國商人的這種卑微感,印象十分深刻,他說:
在海關監督面前——他們都是高階官員——行商們從來都行跪拜禮,跪倒在地,叩首多次。即使某位驕傲的官員允許他們起身,他們的眼睛也從不會超過他的官服的第九粒釦子,疏忽了這項嚴格禮節,行商就會遭到最嚴厲的亂棒責打,如同處罰一個普普通通的轎伕。
岱摩注意到,大清帝國的富豪和商人們,在官員面前,眼光僅僅只能到達他的“第九粒釦子”。而第九粒釦子是什麼位置?領口是第一個,第九粒釦子的位置大家可想而知。帝國商人們的卑微感,哪怕貴為首富,也僅僅只能如此了。
超級財富來自壟斷性的貿易,而壟斷性的貿易,自然需要政治的加持。
所以,為了維持這種壟斷貿易地位,繼續當上十三行的行商,大把撒錢,自然是伍秉鑑的第一選擇。
據統計,從1800年到1843年,伍氏家族先後自願或被迫捐出了1600萬兩白銀,這還不包括各種私底下的賄賂及送禮。
在政治和官員面前的自卑,使得清朝的富豪都有個特點,就是喜歡捐錢買個虛職的官銜,然後穿下官服過過癮。我們今天看到的關於伍秉鑑的畫像,都有他穿著官服的樣子——透過捐錢,他買到了一個三品官員的虛職。
所謂“商而優則仕”,不僅僅是商人心理自卑的表現,更是尋求政治加持和保護的密碼。這個秘密,中國商人信奉的經驗是:“平常人我不告訴他!”
或許是在大清帝國的商海和政治博弈中覺得太累了,從1801年33歲時接過怡和洋行的家業,到1826年58歲時宣佈退休,伍秉鑑本以為,家族的生意可以一帆風順地經營下去,然而他還是太低估了人生和政治的風雨。
就在伍秉鑑宣佈退休後的第五年,1831年,作為怡和洋行接班人,伍秉鑑的兒子伍受昌受了英國人的委託,請求清廷允許英國商館在珠江邊搭建一個碼頭。
沒想到的是,時任廣東巡撫獲悉此事後勃然大怒,並表示要將伍受昌處死,這把作為首富之子的伍受昌嚇得渾身哆嗦,當場下跪磕頭求饒。當時一起在場的粵海關監督,平時收了伍家不少好處,也幫著一起求饒,伍受昌才逃過一劫。
兩年後,1833年,伍受昌不幸死亡,死因不得而知。退休多年的首富伍秉鑑,在65歲這一年,飽經了喪子之痛。
不得已之下,伍秉鑑選用了自己的第五個兒子伍崇曜作為接班人,而自己也在宣佈退休後,卻仍然不得不經常為家族的生意站崗、撐腰。
一個首富,哪裡是他想退,就能退的?
前面說過,一個首富的誕生,必須擁有天時、地利,再加人和。然而,伍秉鑑和他的家族,正在失去這三個缺一不可的條件。
得益於鴉片戰爭前清廷閉關鎖國,以及廣東一口通商的政策,伍家的怡和洋行將壟斷生意做得順風順水。在伍秉鑑他退休後,隨著歐美商人對於清廷閉關鎖國政策的越發不滿,一場政治風暴和戰爭正日益迫近,並即將無情地裹挾伍氏家族。
這個大清帝國的首富家族,迎來了鴉片戰爭的前奏——虎門銷煙。
作為大清帝國和外商的中介代理人,十三行的行商們,平時也需要為自己所負責對接的外國商人們在華期間的所作所為進行擔保。而為了牟取暴利,19世紀初開始,大量外國商人夾帶鴉片入華售賣,已經成了公開的秘密。
在此情況下,由林則徐發起的虎門銷煙運動,也即將拉開帷幕。
奉命到廣東查禁鴉片的欽差大臣林則徐,對廣州十三行中的行商代表、怡和洋行接班人伍崇曜)進行了開刀問責,並要求伍崇曜必須勒令洋商們交出鴉片進行銷燬。
洋商們哪裡肯?無奈之下,伍崇曜求爺爺告奶奶,讓洋商們交出一些鴉片做做樣子,加上自己又從洋商手裡買了一些,這才湊了1037箱鴉片上交給清廷,希望能結案了事。
林則徐勃然大怒,認為這是十三行的行商們,與英國商人串通一氣欺詐朝廷。
1839年,林則徐下令將伍崇曜收捕入獄。同年,林則徐在廣東虎門強勢進行銷煙。
儘管在上下各路打點下,伍崇曜最終獲釋,但怡和洋行在洋商中的地位,從此一落千丈。
捐錢買了個三品官銜的伍秉鑑,終於認識到了,他一生極力想觸控,卻又始終遙不可及的政治威力。
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後,英國海軍封鎖了珠江口。一位美國商人寫道,在聽聞鴉片戰爭爆發後,已經72歲的伍秉鑑“被嚇得癱倒在地”,伍家及廣州十三行的行商們希望和平解決的努力終於失敗。
然而,能成為首富的商人,自然有著清晰的頭腦。
在意識到戰爭已經不可避免後,伍秉鑑迅速捐錢出力,希望清廷能夠獲勝。因為他明白,一旦戰爭失敗,清廷被迫開放門戶後,廣東一口通商的獨特優勢,以及十三行的行商們所賴以發家致富的壟斷性貿易,也必將崩潰瓦解。
1841年5月,英軍直逼廣州。為了阻止英軍,奉了廣東當局之命的伍崇曜與英軍首領義律展開談判,最終雙方簽署了《廣州和約》,約定英軍退至虎門炮臺以外;清軍則退出廣州城外60裡,並向英軍交出600萬元賠款。
這筆賠款中,200萬元由十三行行商出資,其中伍秉鑑家族出資最多,共出了110萬元。
因為參與議和,伍秉鑑及其兒子伍崇曜,從此戴上了“漢奸”的帽子。
1842年,清廷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徹底失敗,被迫簽署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條約的條款之一,就是清廷必須向英國賠款2100萬元,為了籌措這筆鉅額賠款,清廷勒令伍秉鑑,逼他交出了100萬元幫助向英國人賠償。
而首富家族的滅頂之災,才剛剛開始。
比被勒捐更為致命的是,隨著清廷的戰敗,廣東一口通商的壟斷地位被廢除。在英國人的要求下,除廣州外,清廷又新增了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作為通商口岸。
五口通商局面的出現,加上《南京條約》取消了外商在華做生意必須經過十三行行商代理中介的規定(也就是說,外商從此可以跟任何中國人做生意,無需行商做中介了),各種壟斷特權的消失,使得伍秉鑑家族等十三行行商的壟斷貿易地位一去不返。
失去了政治保護傘和商業壟斷特權,伍秉鑑的首富家族,被迅速打下神壇。
就在《南京條約》簽訂後幾個月,1842年12月,伍秉鑑在寫給他的美國朋友羅伯特·福布斯的信中說:
如果我現在是青年,我將認真地考慮乘船前往美國,在你附近的某處定居。
這名曾經的世界首富,在政治和戰爭的風雨中,已經心力交瘁。
發出這封信半年多後,1843年,75歲的伍秉鑑在大清帝國的風雨飄搖中撒手人寰。
他一手建立的商業帝國,逐漸崩潰瓦解。他本以為退休後就可以安享的晚福,直至他死,也沒有到來。
寄生於貿易特權的吸血蟲,最終也被吸乾了血。即便貴為首富,他也只是風雨飄搖的時代中,一隻變形的蟲子而已。
參考文獻:
南方日報:《十三行故事:富可敵國的伍秉鑑家族的興衰》
周雁翔:《中國最早的世界首富:伍秉鑑》
章文欽:《從封建官商到買辦商人——清代廣東行商伍怡和家族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