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良的心就是太陽，恆久地散發著人性的光輝，照亮黑暗。
1938年11月9日，遙遠的歐洲爆發震驚世人的“水晶之夜”事件，大量猶太人外逃，卻被標榜“自由博愛”的西方國家拒絕接納。
而在遙遠的東方，一個正承受外敵入侵之痛的古老國度，卻伸出了援助的雙手，制定了一個龐大、縝密的拯救計劃——“方舟計劃”。
遺憾的是，因為日本的告密，這一計劃在執行的中途被迫終止。無數迫切渴望獲得庇護之所的猶太難民，因此被阻隔在大洋彼岸，無助而淒涼。
散發人性光輝的“方舟計劃”
自1939年1月起，中國上海以平均每週1000人的規模接納這些無家可歸的猶太人。截至1939年7月，上海已湧入3萬名猶太難民。
飽受日寇侵略之害的中國人，在自身危難之際，還不忘援助同病相憐的猶太人。這其中閃耀的人性光輝，在漫無邊際的黑暗中顯得彌足珍貴，溫暖了無數漂泊、彷徨的心靈。
但是，如此龐大規模的人口流入，讓形如“孤島”的上海不堪重負。而流浪至此的猶太人也因缺少缺醫少糧，陷入困頓的邊緣。
猶太難民的困境引起中國人民的高度同情，一項被猶太人稱為“方舟計劃”的議案漸漸被提上日程：該計劃擬幫助猶太難民建造庇護之地，初步規劃容納10萬人。
第一個提出這個議案的是孫中山先生的兒子孫科。
1939年2月，在提案書上，孫科列舉了詳細的辦法，建議國民政府“在西南邊陲之地建造庇護所，以容納窮無可歸之該國難民。”，其主張如下：
其一，在西南邊區劃定若干方里，為猶太難民寄居區域；
其二，由政府指定成立委員會，籌劃建設、組織管理；
其三，發動海內外有聲望的猶太人，宣傳、推廣該計劃。
對於接納猶太難民的理由，孫科描述得也十分詳盡。
儘管，這其中存著孫科欲拉攏英美猶太同族合抗日寇侵略的大局考慮，但是，毋庸置疑的是，這其中飽含的同情之心和人性的光輝，在那個時代尤其令人動容。
1939年初，日寇佔領武漢，正準備大舉向長沙進攻，以進一步壓迫中國軍民的戰略抵抗空間。
在那個時期，雖然中國軍民已經眾志成城、矢志抵抗日寇。但是，日軍精良的裝備、強大的作戰能力和處處領先的兵鋒，無不預示著“抗日戰爭”將發展成為一場艱苦卓絕的持久戰！
可即便是在如此艱難的時期，善良的中國人民依然毅然向猶太難民伸出了援助之手。
在炮火連天、人人自保的戰爭年代，中國人的善良就像金子一般，閃耀著動人的、美麗的光輝，照亮了連線東西大陸的迢迢之徑！
上海，成了生命的港灣
時光倒回到一年前。
1938年的7月，歐洲人在法國埃維昂召開會議，商議日益嚴重的猶太難民事宜。可是，讓與會的猶太代表絕望的，與會的32個西方國家全部對猶太人簽證亮起了紅燈！
曾經滿口的“平等博愛”，可在德國咄咄逼人的兵鋒面前，這些人做出了發自內心的選擇。
當中國駐維也納總領事何鳳山先生得知這一訊息後，心有悲慼！
自1937年日寇全面侵華以來，中國多次要求英美等國停止對日本的國際運輸、補給，可是，事不關己的歐洲人根本不予理睬，依舊向日本大量輸入石油等軍用物資。如今，猶太人的走投無路，和中國當今孤身抗戰的形勢何異？
在思考、打探了很久之後，何鳳山決定幫助這些猶太難民。
當時的上海雖然被日寇侵佔，但對歐美的忌憚卻讓他們不敢輕易招惹，因此，上海還存在著日本人管轄不了的法租界和公共租界。也正因為如此，上海成了當時全球唯一一個不需要辦理簽證就能自由進出的城市！
1938年底，何鳳山開始向猶太難民悄悄發放“中國簽證”，欣喜若狂的猶太人迅速把這一訊息告訴親戚朋友。
一傳十、十傳百，平均每個月，何鳳山要發出去500-900份簽證，一直持續到1940年。
據統計，何鳳山一共向猶太難民發放了至少4000份簽證。
在那個人命如草芥的時空下，這些簽證就像一張張護佑生命的符篆，載著歐洲的猶太難民來到中國，來到上海！
來到上海的猶太難民很快把平安的訊息傳給遠方的親人，特別是“不需要簽證就能自由進出”的訊息被確認後，更是刺激了無數猶太難民蜂擁而來......上海，成了庇護生命的港灣。
在短短的5個月裡，就有3萬猶太難民湧入上海，把狹小的租界擠得水洩不通。
同病相憐，讓中國人民對這些跋涉萬里而來的難民充滿了同情，紛紛出手捐助。可是，數萬人無衣無糧無藥無住所，這些捐助終究是杯水車薪，不能持久。
敲骨吸髓的“海豚計劃”
為此，持續關注海內外形勢的孫科提出了“方舟計劃”，打算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
在接下來的一個多月的時間裡，孫科積極奔走，終於促成這一提案的審議。而後，國民政府多部門協同商討，並於4月22日拿出定稿。
根據完善後的方案，區分了“有國籍”和“無國籍”兩種情況下的處理方式。
“如果是有國籍的猶太難民，必須以所屬國的公民身份辦理簽證手續，可以任意出入；對於無國籍的，則需確認其人品是否端正，並統一安排寄居。無論是哪一種形式，都享有與國民平等的待遇。”
這一方案推出後，立即引起各界的強烈反響。
對於接納萬里之外飽受戰爭荼毒的猶太難民，善良的中國人根本不會反對，而是想方設法完善方案，給跋涉萬里、抱著唯一希望而來的他們以援手。但是，正在加緊侵略程序的日本人卻不會這麼想！
1939年5月，猶太籍企業家雅各.伯格拉斯的一項計劃，成了這件事情的催化劑。
伯格拉斯帶著對同族人的憐憫來到上海，制定了一項龐大的計劃。
該計劃擬移民10萬猶太人，每名猶太人入境前向指定銀行交存50英鎊，同時組建一家合作銀行，為這些族人提供食宿保障。
一旦該計劃得以實施，不僅將極大提高中國在國際上的影響力，且能帶來大量的外匯，好處顯而易見。
可是，就在這一計劃正在國民政府內部被討論、審議之際，日本大本營卻正在謀劃一項惡毒的針對性計劃——“河豚計劃”。
自“水晶之夜”之後，日本內閣就開始討論接納不少於3萬猶太富人。其真實目的是利用猶太人在英美的影響力，遊說英美同意其“侵華方略”，改善其與西方的關係；次要目的則是吸納外匯，初步規劃吸納一億美元，幫助日本籌集發動侵略戰爭的資金。
河豚，味美而毒烈，若是烹飪之前處理不當，一不小心就會被毒死。
日本大本營之所有取名為“河豚計劃”，就是把他們當作了“河豚”，欲敲骨吸髓，但又忌憚其背後的英美勢力，所以打算去除其“毒素”後再將其吃幹抹淨。
日本大本營的歹毒算盤
在歐洲大陸被驅逐、虐待、殺戮的猶太人，怎們也不會想到，他們的地位和財產會讓日本侵略者念念不忘！而為了建立一種“和善”的信任關係，日本內閣甚至邀請了一些猶太人代表到東京訪問，大方“許諾”。
在種族滅亡的災難面前，總有一些慌不擇路的人，願意善良地相信別人遞來的“橄欖枝”。
因此，當雅各.伯格拉斯正在和孫科、孔祥熙、朱家驊等人商討“方舟計劃”的時候，日本人開始在上海、哈爾濱等地建造容納上萬人的難民營，搶在前面“接納”猶太難民。
從1939年5月到7月，總共有3000多名逃亡而來的猶太人住了進去。
與此同時，日本還派出大量特務、間諜進入上海的猶太人難民營，鼓動遊說、挑撥離間，試圖破壞猶太難民與中國人之間的關係。
此時，孫科等人仍在為接納10萬人的目標發愁，猶太難民被挑起的摩擦情緒有如火上澆油，讓他們焦頭爛額。
遠在雲南的龍雲得知後，提出一項建議，頓時讓孫科等人大喜過望。
按照龍雲的建議，“雲南地廣人稀、物產豐富，但經濟極度不發達；建議將猶太難民移居雲南騰衝、昆明等荒僻之地，既可獨立安置、化解矛盾，又可爭取英美不倒向日本，同時還能促進雲南的發展。”
龍雲的這一建議引起了蔣介石的高度關注，並下達抓緊籌集的指示。
孫科、宋子文、朱家驊等人開始加速進度，制定各種手續流程、法規預案，以爭取搶在被日本人破壞之前落實“方舟計劃”。
中國人在這邊為挽救更多的猶太難民爭分奪秒地做準備，那邊，日本大本營很快就意識到“方舟計劃”將被不可阻擋地執行，開始打起了更歹毒的算盤！
為了阻止“方舟計劃”的執行，日本特務很快把這一訊息通報給了德國。
1939年6月，德國對“方舟計劃”提出抗議，希望不要破壞雙方關係。
在強大的外部壓力面前，孫科、宋子文、朱家驊接到“暫停大規模接納計劃”的指示。
至此，龐大、縝密的“方舟計劃”因為日本人的告密而被迫終止！
由於猶太難民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普遍不信任，讓日本惱羞成怒，竟然釜底抽薪、借用第三方勢力強迫“方舟計劃”中止。而隨著這一計劃的終止，數萬猶太難民在歐洲的港口、碼頭無路可逃，只能在無助中等待悽慘命運的降臨。
1939年8月，本來不設限的上海不再接納來自歐洲的猶太難民；而作為始作俑者的日本人也接到德國的警告，不敢再執行“海豚計劃”。
失去了東方安全通道的猶太難民，不得不擦乾血淚、重新尋找新的庇護之所。
為了一己之私，日本不惜“借刀殺人”，斷絕了無數猶太難民的生路。對比處於日寇侵略之下仍無私伸出援助雙手的中國人，很多年過去了，猶太難民及其後代依舊深懷感恩之情。
1945年，隨著日本戰敗投降，寄居在上海、哈爾濱、天津等地的猶太人紛紛離開。
3年後，以色列國建立。
在以色列的利順市有一個獨立廣場，一圈石柱拱衛著一支熊熊燃燒的火炬，在火炬的下方，有一段文字：“沒有他們的幫助就沒有今天！”在石柱上，鐫刻著“CHINA”幾個大寫字母。
2010年，出生於哈爾濱的以色列“原居中國猶太人協會”會長特迪·考夫曼先生，在致謝詞中說：“在那個難忘的年代，無論是政權的更迭，還是時局的變化，都沒有使在中國居住的猶太人受到任何歧視。中國，就是我們這些人的再生之地！”
儘管接納10萬猶太難民的“方舟計劃”因為日本的告密最後不得不終止，但是，沒人會忘記在那段苦難歲月裡伸出無私雙手的中國人！
那種勇於犧牲的善良，那一道道散發著人性之輝的光芒，永遠照耀在世界民族之林的上空，其光如日，生生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