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化和對外文化交流的擴大,文物出國(境)展覽呈現出日益繁榮的局面。但是也由此加大了文物遭受損害的可能性,對文物的安全構成了潛在威脅。對此,國家文物局根據地方文物部門和有關方面專家的意見,先後三次遴選了一批重要文物共制定了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目錄,目的是保護國家一級文物中的孤品和易損品,禁止其出境展覽。
2002年國家文物局發文規定了64件(組)國寶級文物為首批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為適應文物出境展覽的新形勢和新要求,切實保證珍貴文物安全,2012年國家文物局釋出了《第二批禁止出境展覽文物目錄(書畫類)》,共37件(組)文物(包括17件書法作品、20件繪畫作品)自即日起禁止出境展出。2013年8月19號國家文物局釋出《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覽文物目錄》,共有94件(組)文物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覽文物目錄,含青銅器、陶瓷、玉器、雜項等四類。以下就對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覽的文物(先秦時期)進行盤點。
1. 河姆渡文化雙鳥朝陽紋象牙雕刻器
此牙雕長16.6釐米、殘寬5.9釐米、厚1.2釐米。正面用陰線雕刻出一組圖案,中心為一同心圓,外圓刻有光芒,形似太陽。兩側刻有昂首相望的雙鳥,面向太陽,成對稱形。四周鑽有六個小圓孔,上四下二,背面製作較粗糙。這件牙雕構圖對稱和諧,線條生動流暢,是原始象牙雕刻中的藝術珍品,反映了河姆渡人的審美觀念和最高藝術成就,更為研究當時人們的思想意識提供了寶貴的資料,也是中國傳統花鳥畫的原始雛形,堪稱曠世珍寶。1977年浙江省寧波市餘姚縣河姆渡遺址出土,現藏於浙江省博物館。
2. 仰韶文化彩陶人面魚紋盆
此盆由細泥紅陶製成,敞口卷唇,口沿處繪間斷黑綵帶,內壁以黑彩繪出兩組對稱人面魚紋。人面呈圓形,頭頂有似髮髻的尖狀物和魚鰭形裝飾。前額右半部塗黑,左半部為黑色半弧形。眼睛細而平直,鼻樑成倒立的“T”字形。嘴巴左右兩側分置一條變形魚紋,魚頭與人嘴外廓重合,似乎是口內同時銜著兩條大魚。另外,在人面雙耳部位也有相對的兩條小魚分置左右,從而構成形象奇特的人魚合體。在兩個人面之間,有兩條大魚作相互追逐狀。此盆畫面構圖自由,極富動感,圖案簡潔並充滿奇幻色彩,反映了半坡型別彩陶常以魚紋裝飾陶器的特點,充分顯示了中國原始先民豐富的想象力和藝術才能,是新石器時代陶器珍品,也是仰韶文化彩陶的代表作品之一。1955年陝西省西安市半坡遺址出土,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
3. 仰韶文化彩陶網紋船形壺
該器器作船型,杯型口,平肩,肩上兩邊各有一半環型鈕,鼓腹,兩端起尖角,平底。泥質紅陶胎,器身表面不甚平順,撫摩時有澀手感。腹兩壁以赭黑彩繪網紋。陶壺上端兩肩上,橫置兩個橋形小耳,既便於提拿,又可穿繩揹負,隨身攜帶。這件陶壺的壺身兩側均畫有魚網紋,學者認為當時原始人已有划船撒網捕魚的能力。仰韶文化中有大量的石制網墜,這也證明了當時確已使用魚網捕魚,向人們揭示仰韶文化地區人類與黃河的共生關係。此壺是一個獨木舟的模型,造型罕見,儲存完好,是仰韶文化的藝術珍品,也是最早的船形酒器,是人們製造原始舟船、網具並掌握捕魚技術的真實寫照,對研究仰韶文化的生活提供了重要的參考資料。1958年陝西省寶雞市北首嶺遺址出土,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
4. 仰韶文化彩陶人頭形器口瓶
此瓶高31.8釐米,口徑4.5釐米,底徑6.8釐米。器形為兩頭尖的長圓柱體,下部略內收,腹雙耳已殘。口做圓雕人頭像,披髮,前額短,發整齊下垂。鼻呈蒜頭形。鼻、眼均雕成空洞,口微張。兩耳各有一小穿孔,頭頂圓孔做器口,腹以上施淺淡紅色陶衣。黑彩畫弧線三角紋和斜線組成的二方連續圖案三組。瓶口做圓雕人頭像,塑造了一位端莊、典雅、古樸、大方的美女形象,體現遠古先民源於現實又超越現實的藝術表現手法。此瓶造型以抽象的線條與人頭像相結合,頗具特色,裝飾以雕塑與彩飾構成一體,極其自然,是一件既具實用性又具有藝術性的古代藝術品,是大地灣仰韶彩陶的代表作品,也是目前唯一一件以立體人物造型的彩陶作品。1973年甘肅省天水市秦安縣邵店大地灣出土,現藏於甘肅省博物館。
5. 馬家窯文化彩陶舞蹈紋盆
此陶盆用細泥紅陶製成,上腹部弧形,大口微斂,卷唇鼓腹,下腹內收成小平底,施黑彩。口沿及外壁以簡單的黑線條作為裝飾。內壁飾三組舞蹈圖,圖案上下均飾弦紋,組與組之間以平行豎線和葉紋作間隔。舞蹈圖每組均為五人,舞者手拉著手,面均朝向右前方,步調一致,似踩著節拍在翩翩起舞。在目前發現的彩陶器物中,裝飾有先民集體舞蹈活動場面的,這是第一例,為研究馬家窯文化和我國原始社會音樂、舞蹈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這是首次發現的直接描繪原始先民生活場景的圖畫,具有極高的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繫馬家窯文化的珍寶。1973年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縣上孫家寨出土,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
6. 馬家窯文化彩陶貼塑人紋雙系壺
此彩陶壺呈小口鼓腹造型,腹部兩側有對稱的雙環形耳。上腹部裝飾黑彩圖案紋飾,特徵和同時期常見的馬家窯文化彩陶壺裝飾差別不大。與眾不同的是它的頸部略高,口沿外侈,在壺身彩繪之間還捏塑出一個裸體人像。人像站立,頭位於壺的頸部,五官俱備,身軀和四肢位於壺的腹部。特殊的圖案裝飾表明它不是生活用具,而是禮器或專門製作的葬具。這件彩陶壺融浮雕和繪畫的藝術手法於一身,頭像部分就運用了雕鏤、貼塑、刻畫和繪畫等不同的藝術手法,在數以萬計的彩陶器皿中脫穎而出,是史前雕塑藝術的傑作,被譽為稀世藝術珍品。1974年青海省樂都柳灣墓葬出土,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
7. 紅山文化墨玉龍
此玉龍呈勾曲形,口閉吻長,鼻端前突,上翹起稜,端面截平,有並排兩個鼻孔,頸上有長毛,尾部尖收而上卷,形體酷似甲骨文中的“龍”字。玉龍墨綠色,體捲曲,平面形狀如一“C”字,龍體橫截面為橢圓形,高26釐米,直徑2.3~2.9釐米。玉龍以一整塊玉料圓雕而成,細部還運用了浮雕、淺浮雕等手法,通體琢磨,較為光潔,這都表明了當時琢玉工藝的發展水平。此件玉龍造型獨特,工藝精湛,圓潤流利,生氣勃勃。玉龍形象帶有濃重的幻想色彩,已經顯示出成熟龍形的諸多因素,曾被譽為“中華第一龍”,雖然此後我們又發現了更早的龍形的蹤跡,但紅山玉龍的典型意義仍不容置疑。1971年內蒙古自治區翁牛特旗賽沁塔拉村出土,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
8. 良渚文化神人獸面紋玉鉞
鉞是古代兵器之一,以玉製成的鉞並非實戰武器,屬於禮器一類。這件玉鉞長17.9釐米,最厚0.9釐米、孔徑約0.55釐米,出土位置推測它可能是死者生前手持之物,是其身份和權威的代表物,應為當時某部落首領所有,是其身分、權力的象徵。整體呈"風"字形,兩側略向內凹弧,左右不對稱。鑽孔上方較為粗糙,隱約可見捆紮痕跡或刻劃痕跡。鑽孔較小,在刃角上各雕刻影象,兩面對稱。上角為正面的淺浮雕神人獸面紋,下角為淺浮雕的鳥形象。另有鉞瑁、鉞鐓、以及鉞柲上鑲嵌的玉粒合為一套。此器製作精緻,有紋飾的玉鉞目前僅此一件,是迄今所知良渚文化玉鉞中最傑出者,有“鉞王”之稱,對了解此類器物的用途和定名等問題有重要的演技價值。1986年浙江省餘杭縣反山12號墓出土,現藏於浙江省博物館。
9. 大汶口文化彩陶八角星紋豆
此彩陶豆斂口侈沿,深盤圓底,下有喇叭形高把,造型勻稱、深厚、穩重。器皿的主體裝飾是紅褐色陶衣上描繪的六組白彩八角星紋。八角星紋是由一方形四面延伸兩角構成八角,六組八角星繞豆腹一週,均勻地分佈成帶狀,星與星之間採用兩道豎線分隔。 八角星紋樣在大汶口文化的彩陶器中較為多見,可以說是我國東方先民共同認可和喜愛的圖案。此豆口沿上用褐、紅彩繪對頂三角形與若干線條相間組成的圖案,腹部用白彩在深紅色陶衣上繪有5個方形八角星狀紋飾。此器造型勻稱穩重,紋飾構圖對稱,色彩對比強烈,在紋樣構圖和施彩作畫方面集中體現了大汶口文化彩陶藝術的較高水平,堪稱我國彩陶藝術珍品。1978年出土于山東省泰安市大汶口遺址,現藏於山東博物館。
10. 大汶口文化象牙梳
此牙梳略呈長方形,頂端有四個開口,其下有三個圓孔,梳身用平行的三道條孔組成“8”字形的鏤空裝飾,內填T字形花紋,此裝飾圖案的具體含義不得而知。梳的“8”字形花紋的兩邊,刻出對稱的三個條孔,上邊刻出兩個條孔,構成了一個長方形的裝飾畫面。牙梳中的“8”字形透雕圖案為刻刀一次刻成,刻痕明顯,拙樸可愛,其圖案裝飾性強。梳身上雕刻的“S”字形圖案頗像後世的八卦太極圖。這把象牙梳是迄今為止原始社會儲存最為完好的梳子,也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一件象牙鏤孔工藝品,反映了大汶口的雕刻藝術水平已達到相當高的程度。1959年山東省泰安市大汶口遺址出土,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
11. 龍山文化彩繪蟠龍紋陶盤
此盤內一蟠曲的龍紋,為燒成後在黑陶衣上以紅彩繪成。龍雖捲曲而不呆板,雖靜勝動,不怒而威,正所謂龍蟠虎踞之妙。盤中畫面色彩耀目,線條流暢,造型生動有力,錯落的鱗紋和盤曲的龍身,使畫面充滿古樸的裝飾趣味。陶盤出自陶寺遺址的大墓中,可能是當時“王室”使用的禮儀用品。從陶寺的龍紋陶盤開始,我國的龍形象的演變發展,延續至今。此盤是黃河中游龍山文化陶寺型別的陶製禮器,利用巧妙的構思將龍體的色彩變化與陶盤的彩繪融為一體,代表了這類題材原始繪畫作品的最高水平,有“中華第一龍陶”的美譽。1980年山西省襄汾縣陶寺遺址出土,現藏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12. 夏七孔玉刀
此玉刀長65釐米,最厚0.4釐米。玉料呈墨綠色,區域性有黃色沁。體扁平,呈肩窄刃寬的寬長梯形,兩側有對稱的凸齒,近肩處有等距且排成一直線的七個圓穿。玉刀兩面飾紋相似,皆以交叉的直線陰紋組成網狀和幾何紋圖。玉刀早在新石器時代已有發現,此後的夏商仍有生產,西周已經消失,推測為古代代表權威和地位的玉儀仗器。此器儲存完好,是迄今為止偃師二里頭遺址出土的最大的玉器,且為迄今所見飾紋最精美者,堪稱絕品。1975年河南省洛陽偃師市二里頭遺址出土,現藏於洛陽博物館。
13. 商龍紋兕觥
龍紋兕觥通高19釐米,長腹弧鼓,後端截平,背部為弧曲形長蓋,內有橫榫與器腹扣合。蓋面中央有一蘑菇形鈕。器身口沿外附有兩對貫耳,用來把龍形觥吊起加熱酒,另一端沒有封口是用來散水蒸氣的。器物底部有長方形矮圈足,放置平穩,整體如一停泊的龍舟,造型獨特,獨具風采。器身遍飾華麗精美的圖案,蓋面為逶迤的龍身,與器物前端的龍頭相銜接,兩側襯以漩渦紋和雲紋。此器上飾以鼉的形象,極為罕見,龍形觥獨特的造型與花紋裝飾,與同時期典型的中原文化風格相區別,龍形觥所屬的山西省石樓縣桃花者村遺址就是商代晚期方國文化系列,是商代晚期“方國”青銅文化的代表作品。1959年出土于山西省呂梁市石樓縣,現藏於山西博物院。
14. 商大禾方鼎
大禾方鼎高38.5釐米,顏色碧綠,器身略呈矩形,器身外表四周飾半浮雕的人面。人面周圍有云雷紋,人面的額部兩側有角、下巴兩側有爪,鼎腹內壁鑄“大禾”兩字銘文。現存的商周青銅方鼎,有四面鹿頭紋的,有四面獸紋的,但就是沒有四面飾人面紋的。不僅未見實物,就是歷代的金石著錄也未見記載。此器運用反覆、對稱的裝飾手法,佈局嚴密,寫實與抽象紋飾結合,是當今世界上唯一的一件人面紋方鼎,是中原文化與南方地域文化結合的一件特別器物,是中國青銅器中獨一無二的器物,絕無僅有之寶。1959年湖南省長沙市寧鄉縣黃村寨子山出土,現藏於湖南省博物館。
15. 商子龍鼎
子龍鼎重達230公斤,通高1.03米,比著名的“大克鼎”和“大盂鼎”都高。該鼎厚立耳,微外撇,外側飾兩週凹弦紋,折沿寬緣,腹部橫向寬大,微下垂,下承三蹄足。器頸部以雲雷紋為地,周飾2類6組浮雕式獸面紋,足上端飾高浮雕式獸面紋,下襯三週凸弦紋。此鼎形體巨大,造型雄偉,鑄造工藝精良,紋飾精細優美,它與著名的國寶後母戊方鼎一方一圓,合稱商代重器雙璧,是現已發現的商代青銅圓鼎中形體最大的一件,也是帶有“龍”字銘文最早的青銅器,儲存品相完美,是商周銅器中的極品。相傳20世紀20年代出土於河南輝縣,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
16. 商四羊方尊
四羊方尊高58.3釐米,重量34.5公斤,器身方形,方口大沿,頸飾口沿外侈,長頸,高圈足。頸部高聳,四邊上裝飾有蕉葉紋、三角夔紋和獸面紋。整個器物用塊範法澆鑄,一氣呵成,鬼斧神工,顯示了高超的鑄造水平。四羊方尊集線雕、浮雕、圓雕於一器,把平面紋飾與立體雕塑融會貫通、把器皿和動物形狀結合起來,恰到好處,以異常高超的鑄造工藝製成。在商代的青銅方尊中,此器形體的端莊典雅是無與倫比的。此尊造型簡潔、優美雄奇,寓動於靜,被稱為“臻於極致的青銅典範”,是中國現存商代青銅器中最大最精美的方尊。1938年出土於湖南省長沙市寧鄉縣,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
17. 商三星堆青銅立人像
青銅立人像高172釐米,底座高90釐米,通高262釐米。整體由立人像和臺座兩大部分接鑄而成,立人像頭戴蓮花狀的獸面紋和回字紋高冠,後腦勺上鑄有一凹痕,可能原有髮簪之燈的飾物嵌於此。身著窄袖與半臂式右衽套裝上衣三件。青銅立人像的雙手極為誇張,呈抱握狀。他代表的是國王兼巫師一類的人物,在下民眼中,他同時也是“神”,是集神、巫、王於一身的最具權威性的領袖人物,是神權與王權最高權力的象徵。此像是中國,也是世界迄今為止發現的同時代文物群中最早、最大、最奇特、最神秘、最為宏偉壯觀的青銅立人雕像,被譽為“銅像之王”。1986年於四川省廣漢市三星堆遺址二號祭祀坑出土,現藏於三星堆博物館。
18. 商三星堆金杖
金杖全長1.42米,直徑2.3釐米,淨重約500克,系用金條捶打成金皮後,再包卷在木杖上;出土時木杖已炭化,僅存金皮,金皮內還殘留有炭化的木渣。在金杖一端,有長約46釐米長的一段圖案,圖案共分三組:靠近端頭的一組,合攏看為兩個前後對稱,頭戴五齒巫冠,耳飾三角形耳墜的人頭像,笑容可掬。另外兩組圖案相同,其上下方分別皆是兩背相對的鳥與魚,在鳥的頸部和魚的頭部疊壓著一支箭狀物。此金杖是古蜀權力的象徵,也反映出古蜀與中原王朝之間的宗教祭祀表現形式的差異,帶著濃厚的地域特色,是中國迄今發現的商代金器中最大、最重和表示王權神權的絕無僅有的稀世珍寶。1986年出土於四川省廣漢市三星堆1號祭祀坑,現藏於三星堆博物館。
19. 商太陽神鳥金箔片
此金箔呈一圓環形狀,外徑12.5釐米,重量20克,金飾上有複雜的鏤空圖案,分內外兩層,內層為周圍等距分佈有十二條旋轉的齒狀光芒;外層圖案圍繞著內層圖案,由四隻相同的朝逆時針飛行的鳥組成。四隻鳥首足前後相接,朝同一方向飛行,與內層漩渦旋轉方向相反。整個圖案似一幅現代剪紙作品,線條簡練流暢,極富韻律,充滿強烈的動感,富有極強的象徵意義和極大的想象空間,該器生動的再現了遠古人類“金鳥負日”的神話傳說故事,四隻神鳥圍繞著旋轉的太陽飛翔,週而復始,迴圈往復,生生不息,體現了遠古人類對太陽及鳥的強烈崇拜,表達了古蜀人對生命和運動的謳歌。此器構圖凝練,是古蜀人豐富的哲學思想與宗教思想,非凡的藝術創造力與想象力和精湛工藝水平的完美結合,也是古蜀國黃金工藝輝煌成就的代表,後被確認為中國文化遺產標誌。2001年出土於四川省成都市金沙遺址,現藏於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
20. 西周天亡簋
天亡簋高24.2釐米,為四耳方座青銅簋,是西周初期獨有的樣式,簋身和方座裝飾兩兩相對的夔紋,夔體捲曲,狀如蝸牛,這種體態的夔紋也是周初特徵。天亡簋內底有78字銘文,記述周武王滅商後在“天室”舉行祭祀大典,祭告其父周文王,並取代商王的地位來祭祀天上神帝。此簋銘文用韻協調,開創了千古詞賦先河,也是我國韻文的最早表現形式,是研究西周早期歷史的重要文物,同時也是西周銅器斷代的標準器。清道光年間出土於陝西郿縣(今寶雞市眉縣),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
21. 西周伯矩鬲
伯矩鬲通高30.4釐米,全身以牛首為主要裝飾,造型華麗。器物造型為立耳、三袋形足,有平蓋。鬲頸部飾一圈夔紋。在器腹連三袋足的體積感最強部位,裝飾以大形的浮雕牛首,牛角尖端突起於器表。全器裝飾立體與浮雕的牛首共7個。整個器形端莊厚重,紋飾大方,不加地紋,蓋內及頸部內銘文相同,蓋內4行15個字,頸內壁5行15字。此鬲紋飾十分精美,各部均以牛頭紋裝飾,主體紋飾皆為高浮雕,給人雄奇威武之感,藝術設計和鑄造工藝極為高超,是周初青銅器中的傑作,形象地反映了商周時期的鑄造技術。1974年北京市琉璃河251號墓出土,現藏於首都博物館。
22. 西周晉侯鳥尊
晉侯鳥尊高39釐米,長30.5釐米,寬17.5釐米。整個鳥尊以鳳鳥回眸為主體造型,頭微昂,高冠直立。禽體豐滿,兩翼上卷。在鳳鳥的背上,一隻小鳥靜靜相依,並且成為鳥尊器蓋上的捉手。鳳尾下設一象首,象鼻內捲上揚,與雙腿形成穩定的三點支撐,全身佈滿紋飾。鳥尊的蓋內和腹底鑄有銘文“晉侯作向太室寶尊彝”,可證明為宗廟禮器。此尊造型寫實生動,構思奇特巧妙,是中國青銅藝術中罕見的珍品,以其獨具想象力與創造力的藝術造型、重要的歷史考古研究價值及獨特的文化意義,成為山西博物館的“鎮館之寶”。20世紀90年代出土于山西省襄汾市曲村晉侯墓地,現藏於山西博物院。
23. 西周晉侯夫人組玉佩
這件組玉佩長度約158釐米,大致有三列,中列有玉璜19件、玉珩3件、玉雁2件,左右兩列各有玉璜13件,衝牙1件,上部由玉管、玉珠、瑪瑙串聯。玉璜、玉珩裝飾姿態各異的雙龍紋、雙首鳥紋、人龍合體紋,其中,人首側視,大眼闊嘴,圓鼻巨耳,腮下有須,前肢伸出利爪。組玉佩的下端是兩件玉雁,昂首展翅,生動活潑。這件玉組佩由玉璜、玉珩、衝牙、玉管、綠松石珠、瑪瑙管等共有204件組成,工藝精湛,製作對稱精工,色彩柔和淡雅,莊重典雅,令人歎為觀止,是迄今所見西周時期最大的組玉佩,在我國玉器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1992年山西省曲沃縣M63墓(晉穆侯次夫人墓)出土,現藏於山西博物院。
24. 西周害夫簋
此簋通體高59釐米,口徑43釐米,腹深23釐米,重60公斤,器型為方底座,圓形腹,高圈足,鳳鳥形雙附耳。器底座上飾豎條瓦楞紋,腹上部和圈足各飾一圈鉤雲紋,腹中部飾豎條狀瓦楞文。此簋器形雄偉厚重,拙樸典雅,是目前存世商周青銅簋中最大的一件,堪稱“簋王”,內底鑄銘文124字,製作於厲王十二年,不僅是一件藝術瑰寶,也是西周青銅器斷代的一件標準器。1978年出土於陝西省寶雞市扶風縣,現藏於寶雞青銅器博物院。
25. 西周逨盤
逨盤通高20.4釐米,口徑53.6釐米,方唇,折沿、淺腹、附耳、鋪首,圈足下附四獸足。腹及圈足裝飾竊曲紋,輔首為獸銜環。盤內底鑄銘文21行,約360字,記載了單氏家族8代人輔佐西周12位王(文王至宣王)征戰、理政、管治林澤的歷史。銘文對西周王室變遷及年代世系有著明確的記載,可映證史書的記述,對夏、西周斷代工程所擬的西周宣王年表做出了檢驗。此盤優美的造型與紋飾,氣勢恢弘的長篇銘文,精湛的鑄造工藝均表明它無愧於中國古代青銅藝術的經典之作,對西周王室變遷及年代世系有著明確的記載,第一次印證了《史記》所記西周諸王名號,可與史料記載相印證,堪稱“中國第一盤”。2003年出土於陝西省寶雞市眉縣楊家村窖藏,現藏於寶雞青銅器博物院。
26. 春秋越王勾踐劍
越王勾踐劍通高55.7釐米,寬4.6釐米,柄長8.4釐米,重875克。劍首為圓箍形,劍格正面用藍色玻璃背面用綠松石嵌出花紋,劍身飾菱形暗紋。劍在地下埋藏2000餘年,仍是寒光逼人。劍身有“越王勾踐自作用劍”8個鳥篆銘文。此劍製作精良、犀利異常,是東周兵器中罕見的精品,此劍雖歷經數千年,但劍身沒有鏽跡,花紋光亮如新,劍鋒閃爍寒光,依舊鋒利無比,實為曠世罕見之奇物,反映出越國當時制劍工藝的高水平,素有“天下第一劍”、“青銅劍之王”的美譽。1965年湖北省荊州市望山1號墓出土,現藏湖北省博物館。
27. 戰國商鞅方升
此方升呈長方形,直壁,後有長方形柄。方升外側有銘文三十二字,記載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大良造“鞅”頒佈標準計量器,以十六寸五分之一立方寸為一升。“大良造鞅”就是商鞅,故而這件器物被命名為商鞅方升。戰國商鞅方升前後經歷了120多年的實際使用時間,從秦孝公變法時商鞅統一秦國度量衡,到秦始皇統一六國,它是天下盡用秦制最有力的物證,同時也充分說明秦始皇統一度量衡,是商鞅在秦國變法的繼續和發展。方升底部加刻秦始皇二十六年詔書,證明秦始皇統一中國後仍以商鞅所規定的制度和標準統一全國的度量衡,是中國度量衡史上極重要的珍品,也是研究秦國量制的極重要的資料,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清朝晚期出土於陝西蒲城縣,現藏於上海博物館。
28. 戰國錯金銀鑲嵌絲網套銅壺
此銅壺有三處銘文:一處為口內,內容為“廿五重金鉻壺受一孛五紂”,這是一批器皿的編號、名稱及容積。然、孛、紂為戰國時燕國的專用量詞,相當於當時的鬥、升,故可確認此壺鑄成時為燕國器。此壺因長期受到20公斤黃金的壓力,長埋地下2000年,在雙金屬與應力腐蝕的作用下,腹下部鏤空紋飾有殘損,但仍不失中國青銅時代泥範鑄造工藝技術最完美的產物。重金絡青銅壺造型奇偉,紋飾華麗,集三處銘文於一身,是唯一一件能集先秦金屬工藝之大成於一身,並反映重大歷史事件,體現泥範鑄造工藝最高水平的現存青銅器,也是所有青銅器中唯一的一件以工藝命名的青銅器。1982年於江蘇省盱眙縣穆店鄉馬湖村南窯莊出土,現藏於南京博物院。
29. 戰國多節活環套練玉佩
這件玉佩長48釐米,寬8.3釐米,全器成長帶形,共分十六節,另加十一個活動環扣組成。玉料呈青白色,由五組主體構件套扣成一個似長龍形的整體。各組均透雕成龍、夔龍、鳳和璧、環形,其形象正面和側面兼備,並兩面雕刻成陰刻龍鳳的嘴、眼、角、羽毛、尾、爪等,主紋表面再飾以谷紋,雜以弦紋、雲紋、斜線紋。除透雕的龍鳳和蓋面等主紋外,兩面還有雕刻或陰刻的龍鳳蛇等,其中有的僅具獸面。此玉佩共透雕和陰刻出三十七條龍,七隻鳳以及十條蛇,形象千姿百態,栩栩如生,並往往相對稱,紋飾豐縟細緻,集各種難度高之玉雕技藝,巧奪天工,是迄今發現的多節活動鏈狀玉佩中最長、最精美的一件,堪稱戰國玉雕中的瑰寶。1978年出土於湖北省隨州市曾侯乙墓,現藏於湖北省博物館。
30. 戰國彩繪樂舞圖鴛鴦形漆盒
此器形如一鴛鴦,器身肥碩,由兩半膠合而成,內部挖空,背上有一長方形孔,承一長方形浮雕夔龍蓋。翅膀微上翹,尾部平伸,足作蜷曲狀。全身以黑漆為地,施以豔麗的鱗紋、鋸齒紋、菱格紋等。器腹右側繪擊鼓圖,以獸為鼓座,上立建鼓,一旁繪一獸拿兩個鼓槌正擊鼓,另一旁繪一高大佩劍武士,正隨著鼓聲翩翩起舞。器腹左側繪撞鐘圖,以兩鳥為立柱,立柱分上下兩層,上掛兩鍾,下懸二磬,旁有一似人似鳥的樂師,拿著撞鐘棒正在撞鐘。此盒圖案精美、造型別致、頗富情趣,器物造型與所繪漆畫均具有強烈的藝術魅力,為研究曾侯乙墓出土的樂器的演奏方法提供了形象的資料,距今已有2400多年,堪稱戰國漆器的代表作。1978年湖北省隨州市曾侯乙墓出土,現藏於湖北省博物館。
31. 戰國包金鑲玉嵌琉璃銀帶鉤
此銀帶鉤長18.7釐米、寬4.9釐米,呈琵琶形。中部凸起,呈弧狀,底部為銀託。鉤首為獸首,青玉雕刻,獸首用細線刻畫出圓眼、長鼻和長嘴喙,喙兩側有數道橫線紋。額頭正中有一花蕾紋,上斜刻小方格紋,有角。面為包金組成的浮雕獸面,兩側盤繞兩條夔龍,倒向勾端,合為一首。與兩側夔龍方向相反,又蟠繞著兩隻鳳鳥紋。脊背正中,均勻嵌入三塊白玉玦,玦面刻有臥蠶紋。前、後兩玉玦的中心孔各嵌入一個琉璃珠。此帶鉤紋飾繁複,玲瓏剔透,包金鑲玉,雍容華貴,是戰圍帶鉤中的精品,極為奢華,整個帶鉤把金屬鑄造工藝和琢玉工藝結合起來,反映了當時金銀工藝的最高水平,堪稱中國古代最華美的帶鉤。1951年河南省輝縣固圍村5號戰國墓出土,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
32. 戰國郭店楚簡《老子(甲、乙、丙)》
郭店簡本《老子》的絕大部分文句與今本《老子》相近或基本相同,但不分篇章,而且章次與今本也不相對應。簡本《老子》分見於傳本《老子》的三一章,其內容有的相當於傳本全章,有的只相當於該章的一部或大部分。簡本存2046字,約為傳本的五分之二。由於墓葬數次被盜,竹簡有缺失,簡本《老子》亦不例外,故無法精確估計簡本原有的數量。郭店簡本《老子》甲、乙、丙本利用竹簡由長到短的變化顯示著形成時代上的由早到晚的先後順序,是截止到二十世紀所發現的時代最早、文字最原始的道家著作,對於研究中國哲學、思想史、古文字學、簡冊制度和書法藝術等方面提供了可貴的資料。1993年出土於湖北省荊門市郭店一號墓,現藏於荊門市博物館。
33. 戰國楚簡《孔子詩論》
竹簡是古人在紙張發明之前,用以書寫文字的竹片。對楚國竹簡的資料研究,對於研究戰國時期文化有著特殊的意義。該《孔子詩論》是迄今發現的最早評論《詩經》的專文,完、殘簡有二十九支。該文字較為奇特,不為人所熟悉,關於其文字的釋讀尤其引人注目,一直是學術界研究的熱點。其文字奇雄,不類齊魯,奇詰古拙,形成一種豐富多變與絢麗婉轉的藝術風格。楚國文字在戰國文字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從楚國文字與書法風貌,可以窺探到楚國文化“荊楚雄風”的藝術特色,此書不僅是早期書法作品的代表,也是十分珍貴的文化研究資料。傳世作品,現藏於上海博物館。
34. 戰國竹簡《金縢》
本篇簡文原篇題作《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學界一般用《尚書·周書》中的篇名《金縢》做簡稱,文中記載了周武王病重,周公向祖先祈禱,請求自己代周王死去的情況,以及周公平定三監之亂,周成王從誤解周公直至盡釋前嫌的史實。清華簡《金縢》將周公代禱這一史實部分概括減削,更為細緻地描述成王與周公之間的故事。筆削加工的結果,一方面體現在其整體的故事框架更為完整,這既包括主線的完整——從成王疑周公未能迎接周公,到成王悔悟改過迎接周公。同時也反映在一些細節的敘述上。如上下文的呼應,增加“就後”等過渡詞,使得故事更為緊湊、連貫,經過這樣的剪裁,加強了簡本《金縢》故事的完整性,增強了其可信性。此簡證實了戰國中晚期已有成篇的“金縢”故事,然簡本《金縢》在內容、文字上與今傳本大有不同,此簡未經“焚書坑儒”影響,能夠最大限度地展現先秦古籍的原貌,對於研究中華文化的初期面貌和發展脈絡有重要價值。2006年清華大學校友趙偉國收購於香港,2008年捐獻給母校清華大學。
35. 戰國秦石鼓(1組10只)
石鼓也叫“陳倉石碣”、“岐陽石鼓”,是十隻刻有文字的石墩,刻於先秦時期。由於鼓身上刻鑿的文字珍貴,歷代都極受重視。根據鼓身上的文字分別命名為:乍原、而師、馬薦、吾水、吳人、吾車、汧沔、田車、鑾車、霝雨。 石鼓文比金文規範、嚴正,但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金文的特徵,它是從金文向小篆發展的一種過渡性書體。石鼓文處於承前啟後的時期,承秦國書風,為小篆先聲,是大篆留傳後世,儲存比較完整且字數較多的書跡之一,是中國現存最早的石刻文字,世稱“石刻之祖”,中國九大鎮國之寶之一,大秦帝國的“東方紅”,被康有為譽為“中華第一古物”。唐代(627年)發現於鳳翔府陳倉境內的陳倉山(今陝西省寶雞市石鼓山),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