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父親最後的兩天—舒乙
父親二十三歲那年，曾向比他更年輕的學生們發表過一次公開講演。他說，耶穌只負起一個十字架，而我們卻應該準備犧牲自己，負起兩個十字架，一個是破壞舊世界，另一個是建立新世界。這大概是他的第一個“舍予宣言”。
父親自己確實提到過一塊身後的小石碑，和王君所說的石碑相似，那是一九三八年的事情，不過，立碑是戲言，表達國難捨身是真意。
當時，國難當頭，文藝家雲集武漢三鎮，成立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熱心腸和任勞任怨的老舍先生當選為總務部主任，相當實際上的會長。有幾百名會員的“文協”，專職職員一開始是蕭伯青一人擔任，後來是梅林一人擔任，其餘的人都是盡義務。大家除了寫作之外，要開各種各樣的會，要聯絡各地的文藝工作者成立“文協”分會，要編輯《抗戰文藝》雜誌，要出版詩歌專刊、英文專刊和抗戰文藝叢書，要送通俗讀物到各個戰場，要義演，要出版《魯迅全集》，要組織作家上前線……忙得不亦樂乎，幹得有聲有色。這個時期在中國文化史上恐怕稱得上是文人們團結得最好的時期之一。跑路，開會，全是自己掏腰包，誰也沒有半句怨言，看到這種生氣勃勃的局面，父親快活得要飛上天。當他以最多的選票當選為“文協”理事之後，他寫了一份《入會誓言》。他莊嚴地向祖國宣誓，向人民宣誓，向熱愛他的同志和朋友宣誓：“我是文藝界的一名小卒，十幾年日日夜夜操勞在書桌和小凳之間，筆是槍，把熱血灑在紙上。可以自傲的地方，只是我的勤苦，小卒心中沒有大將的韜略，可是小卒該作的一切，我確是作到了。以前如是，將來也如是。在我入墓那一天，我願有人贈我一塊短碑，刻上：文藝界盡職的小卒，睡在這裡……你們發令吧，我已準備好出發。生死有什麼關係呢，盡了一名小卒的職責就夠了!”
但是，真正的“捨身”，卻發生在最不應該發生的時間，最不應該發生的地點，最不應該發生的人物，最不應該發生的情節上。
王君所說的小短碑上的“捨身”兩字，一下子，把我帶回到十八年前的太平湖畔。
坐在太平湖公園西南角的長椅上，面向東，夕陽照著我的背。四下裡一個人也沒有。這是公園的終端，再往西便是另一個更大的湖面，不過，已經不是公園了，它們之間沒有圍牆，只有一條前湖的環湖路和一座小橋把它們相連，實際上我處在前湖和後湖的交界線上。前湖環湖路外側栽著許多高大的楊樹，樹下安設了不少的長椅。後湖完全是另外一付景色，四周沒有修整過的環湖路，也沒有人工的岸堤，它荒涼，安靜，帶著野味，甚至有點令人生畏。湖邊雜草叢生，有半人多高，一直和水中的蘆葦連成一片。再往上則是不很整齊的大垂洋柳，圍成一道天然的護牆。遊人是不到這裡來的，它幾乎完全是植物和動物的世界，父親便躺在這另一個世界裡。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