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黃松 整理
在東方文化中，老虎自古以來都是力量與勇氣的象徵，亦是扶正鎮邪的守護神，在宗教與文化中扮演著不可替代的角色。正值農曆壬寅虎年新春，在深受中國文化影響的韓國和日本，也有著與中國相同的十二生肖，從韓日繪畫中的虎，依稀可見中華文化是如何傳播、輻射到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的。
《虎圖》（區域性），朝鮮王朝，韓國國立博物館藏
韓國：老虎幾乎等同神的化身
古代韓國，因為多山地，自古就有很多老虎棲息，故稱為“虎國”。古代韓國被稱為“駕馭老虎的君子國”，從古代到朝鮮王朝時代（1392-1897），受中國文化的影響，老虎不斷化身為墓葬美術中的守護神、佛教美術中的山神、繪畫中君子和辟邪象徵，反映出韓國人對虎的信仰與敬畏。
在韓國美術中，勇猛咆哮的虎並不多，更多的是姿態威嚴、面帶詼諧微笑的老虎。這些形象反映出韓國人重視儒家思想與樂觀詼諧的天性。這也證明了在韓國人的心目中，老虎一直是具有神通力和氣魄的靈物，也是一個詼諧親近的朋友。
韓國的三國時代（百濟、新羅、高句麗）與中國交流活躍，在百濟（前18-660年）首都扶余羅城遺址出土過“虎子”（夜壺）。在高句麗（前37-668年）墓葬真坡裡第1號墓（封土石室墓，現位於平壤）中的“四神”（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壁畫也與北魏墓葬壁畫有著相似之處。
真坡裡1號墓白虎壁畫（臨摹），韓國國立博物館藏；時任東京美術學校助理教授小場恆吉（1878-1958）繪製
“四神”源自二十八星宿。從公元前三世紀起，人們按照五行劃分東西南北各七個星宿，分別佈列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種神獸。隨著時間的推移，“四神”象徵的意義也有所擴充套件，漢朝在其辟邪的基礎上，增加了方位神的作用，四世紀以後逐漸為道教所接受。
小場恆吉臨真坡裡1號墓白虎壁畫（區域性）
墓葬壁畫上的四神是想借助它們的勇猛和神威護衛死者。這一想法同後漢極具代表性的學術著作《風俗通義》中記載的“老虎噬食鬼魅”一脈相承。
真坡裡第1號墓中的白虎壁畫，帶著火焰形的翅膀，細長的身體與四肢、頸部呈S形。與其說是真實存在的老虎，更接近於理想化的動物。白虎身處五色雲彩和花朵飄落的神秘場景，推測為仙界雲氣化生。從白虎精緻流暢用筆、雲氣花朵等畫法推測，這座古墓建於6世紀前期。
小場恆吉臨真坡裡1號墓白虎壁畫（區域性）
到了朝鮮王朝（1392年—1910年），越來越多的繪畫中出現虎的形象，比如《山神圖》。山神源自民間，在佛教與民間信仰相結合的過程中，山神被提升為護法神。到了18世紀中後期原本置於山神殿的《山神圖》移入道廟殿閣供奉。
《山神圖》，朝鮮王朝，韓國國立博物館藏
朝鮮王朝後期的《山神圖》多采用擬人的手法，以雲彩、遠山為背景，松下有搖扇的山神、童子與蹲坐的老虎。有人認為老者是山神，老虎是山神的使者；也有人認為老虎是山神，旁邊的老者是將老虎擬人化的“山中之王”。
“出山虎”也是朝鮮王朝中期以後虎畫常見的題材，“出山虎”始於中國北宋畫虎高手趙邈齪，“出山虎”顯示老虎作為百獸之王的威嚴，也可視為敦促為政者關切民生、嚴正執法。
佚名，《猛虎圖》，朝鮮王朝，韓國國立博物館藏
在韓國國立博物館藏的一幅“出山虎”作品中，墨繪的老虎躍然紙上，它停下腳步轉身凝視正面。因作品上有朝鮮王朝後期畫家沈師正“玄齋”的落款，曾被認為是他的作品。但題款上的“甲午年”與沈師正（1714-1774）的活動時期不符，據此推測作品上的題款與落款為後添，其作者不詳。
但這位畫家的藝術造詣並不低，他以細膩的筆觸畫出虎背的皮毛。並透過虎背的扭動讓觀者感受其健壯與強悍，以及不為周圍環境所動、唯我獨尊的王者風範。
佚名，《猛虎圖》（區域性），朝鮮王朝，韓國國立博物館藏
這幅圖寫實厚重、用細勁的筆致表現出老虎悄無聲息地出山，身姿敏捷的威武之姿。一根根刺起來的鬍鬚、霸氣凌人的眼神、欲行又止的威嚴神態，充分彰顯出百獸之王的霸氣與神秘感。觀者也身臨其境、有與老虎對視之感。
《易經》上說，大人虎變，小人革面，君子豹變。因此出山虎有隱身於山中的君子為匡救扶正出世的意味。
金弘道，《松下猛虎圖》，朝鮮王朝，韓國三星美術館藏
18世紀朝鮮畫家金弘道（1745-1806）的兩幅虎畫，被認為是朝鮮王朝後期最為優秀的虎畫作品，展現了畫家無不擅長的繪畫天賦。
其中，《松下猛虎圖》中松樹的畫法別具一格，由於松樹旁邊還有“豹庵畫松”的字樣，據說是與他的老師姜世晃（1713-1791）的合力之作，可是松樹的表現與姜世晃的畫風有一定距離。
金弘道，《竹下猛虎圖》，朝鮮王朝，個人藏
《竹下猛虎圖》是老虎在竹下屹立，抬頭翹尾。右側有黃基天（1760-1821）所寫題跋，黃基天曾擔任江東縣監、慶尚道都事，並善於書法。題跋寫著“朝鮮西湖散人畫虎，水月翁畫竹麥山道人評”，證實這件作品為金弘道畫虎，林熙之畫竹，黃基天評論。林熙之是中人出身的文人畫家，他介於兩班和平民之間的階層，他的畫竹技巧不亞於姜世晃。
金弘道，《竹下猛虎圖》（區域性），朝鮮王朝，個人藏
與中國一樣，龍虎代表瑞獸，通常被繪成一對。韓國國立博物館藏兩幅長寬過兩米的鉅作，背面分別貼上六張厚白紙形成一張底面，頂端放入粗繩卷邊固定。推測是朝鮮時代正月裡掛在宮廷門扉、官府大廳的掛畫，用來突出虎威，鎮宅避邪迎福，這也是現存朝鮮時代虎畫中最大的一幅墨繪龍虎圖。
《龍圖》，朝鮮王朝，韓國國立博物館藏
《虎圖》，朝鮮王朝，韓國國立博物館藏
畫家用淺墨、淡黃渲染底色、用墨色、白色渲染虎皮，以濃、淡墨畫岩石、松樹。松枝上的一對喜鵲，是朝鮮時代深受人們喜愛的“虎鵲圖”結構，“虎鵲圖”也被廣泛運用於民間年畫，意義也得到進一步拓展。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一件“民間虎鵲圖”中，老虎坐立咆哮，身邊圍繞著三隻幼虎。
申在鉉，《虎鵲圖》，朝鮮王朝，韓國三星美術館藏
畫面如同剪紙、沒有立體感。老虎、三神山、松樹皮等呈現形式化的工藝樣式，畫中的老虎、喜鵲展現出吉祥物般典型、簡潔、強烈的視角效果。老虎右側有“風聲聞於千里，吼蒼崖而石裂”；上方有寫成圓形的“虎嘯南山郡鵲都會”，即老虎在南山咆哮，喜鵲聚集。乘在母虎背上的幼虎旁邊寫著“膝下孫”把母虎作為仁獸慈祥的特徵，體現人們多子多孫的心願。作品右側寫著“甲戍元旦申在鉉寫”，由此推測這幅年畫由申在鉉繪製。
《權應銖肖像》，朝鮮王朝，個人藏
朝鮮王朝時代的官員服飾，也效仿的是中國的制度。官服上面繡有麒麟、白澤、獬豸、孔雀、仙鶴、虎豹等表示不同品階。朝鮮王朝中期武臣權應銖（1546-1608）的肖像（韓國第668號文物）展現了17世紀功臣肖像的基本樣式，胸前裝飾象徵武官的老虎胸背。
《權應銖肖像》（老虎胸背區域性），朝鮮王朝，個人藏
權應銖於宣祖17年（1584）考上武科，壬辰倭亂時期起義擊敗日本軍隊戰績出色被封為宣武功臣。權應銖將軍肖像為宣祖所賜，據推測繪製於封功之際。武官的胸背在英祖執政時期，一、二品使用虎豹，三品使用熊羆。也有一些“胸背”上老虎身上不是條紋而是斑點，特徵也很接近豹子。有研究認為，當時的朝鮮，虎豹是兩種動物相結合的獨特的姿態。
胸背，朝鮮王朝，19世紀，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日本本無虎，“照貓畫虎”尚欠缺
日本本土沒有老虎，約15世紀，當中國老虎畫被帶到日本時，老虎也作為繪畫題材在日本畫中流行。在禪宗寺院裡，它們成為了世俗精神的象徵，並經常與龍的形象搭配，象徵著翱翔和啟蒙精神，在繪畫及工藝品等領域多有表現。
博物館寫生圖（虎皮），繪者不詳，19世紀（江戶-明治時代），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但日本畫家筆下的老虎實在不敢恭維，其結構、神態、形體給人以鬆垮之感。因為在江戶時期之前的日本畫家幾乎無人目睹過真正的老虎，畫時只能參考國外傳入的虎皮和來自中國的老虎繪畫等，因此畫出的老虎常常姿態不自然，如肩膀高聳、缺少關節。由於參考有限，即便是日本地位很高、專門給皇室作畫的狩野派畫家，他們畫的老虎與本尊差距也很大，甚至被認為像過度生長的家貓，老虎在日本畫中的改良應該說是失敗的。
比如，德川幕府的御用奧繪師、江戶前期著名畫家狩野常信（1636-1713）並未畫出老虎的威猛，在他的《竹下虎》中雖老虎唯唯諾諾匐在竹子之間。其實在日本老虎是權力的象徵，竹子也因其韌性備受推崇。
狩野常信，《竹下虎》，1704-1713
狩野派之後，漢畫派、琳派、圓山派畫家均有涉足虎畫的創作。
曾我直庵，《龍虎圖屏風》17世紀（安土桃山-江戶時代），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比如，圓山應舉（1733 - 1795），早年跟隨狩野派畫家石田幽訂學畫，後師從旅居長山的沈南薪等人的畫風中學習中國明清院體風格的寫生技法;又研習了歐洲繪畫中的透視原理，並重視寫生，從而掌握高超的寫實技法，開創了嶄新的畫風。他的虎畫有了中國水墨的意味，也對虎有所研究，但造型上尚有欠缺。
左：圓山應舉，《虎圖》，京都福田美術館藏；右：長澤蘆洲，《虎圖》，京都福田美術館藏
圓山應舉的弟子長澤蘆雪（1754-1799）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紙本水墨障壁畫《虎圖》、《龍圖》。這兩件障壁畫位於日本無量寺（又稱蘆雪寺）之中，無量寺位於本州島最南端1707年寺廟因地震和海嘯完全摧毀，1786年重建即將完成時，無量寺住持邀請圓山應舉為寺廟創作障壁畫，後者因工作繁忙無法完成，遂由弟子長澤蘆雪代替他創作。
長澤蘆雪，《虎圖》，1786年，無量寺藏
長澤蘆雪的繪畫以自然與動物為主題，繪畫風格相比圓山應舉更加自由奔放，將西方現實主義融入作品。
圓山的另一位弟子原在中（1750-1837）早期以臨摹中國繪畫而聞名，後建立自己介於中國文人畫和“圓山派”之間的風格，並被認為是京都畫壇的領軍人物。大英博物館所藏的一件《虎嘯風生》中，一隻老虎緊張地站在陡峭的山坡上，松樹從斜坡上生長而出。這幅作品很可能是仿照了中國明代繪畫，但卻顯示出日本畫的特色，從題跋可知這件作品作於1775年的冬天。
原在中，《虎嘯風生》，1775，大英博物館藏
到了“浮世繪”盛行的時代，初代歌川豐國（1769-1825）門下學習歌川國貞（1786-1865）和歌川國芳（1798-1861）也留下了不少與虎有關的作品。歌川國芳在1827年出版了表現“108位水滸豪傑”的“武者繪”，水滸英雄豪邁威猛的形象，很快成為了理想武士形象的化身。他筆下的武松打虎充滿了動感；另一些表現“龍虎鬥”的浮世繪，表達了自然界中相生相反的原則，龍代表水和東方、虎代表風和西方，對峙的“龍虎”充滿氣魄。龍虎作為瑞獸，也出現在東方文化的諸多方面。
歌川國貞，《捉虎圖》，約1830，洛杉磯縣立藝術博物館藏
歌川國芳，《青河縣之產 武松》，1827
歌川國芳，《龍虎鬥》
在日本，陣羽織是象徵武士身份的服裝，虎的勇猛更是武士地位的體現。東京國立博物館藏一件陣羽織的背面有一隻威猛的老虎，並非織布或印染而成，而是直接用毛筆描繪。
陣羽織，白粗毛織品地虎圖案，19世紀（江戶時代），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進入明治時代後，動物園開始飼養老虎，日本從博物學的視角重新認識了老虎。竹內棲鳳、大橋翠石等畫家得以在寫生基礎上表現真實的老虎形象，“老虎”這種動物有了全新的探索。
柴田是真，《漆繪畫帖》，19世紀（明治時代），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注：本文部分參考谷歌“文化與藝術”
責任編輯：顧維華
校對：劉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