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審議透過《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與1945年4月中共六屆七中全會審議透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和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審議透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一起，成為百年黨史上的三個歷史決議。從理論上看，這三個歷史決議構建了中共詮釋自身歷史最為系統權威的敘事框架和話語體系，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程序中的光輝篇章。三個歷史決議內涵豐富，思想深邃，而貫穿其中的一條重要脈絡，則是中共善於透過總結歷史經驗進而養成超強自我糾錯能力，不斷進行自我革命，堅定歷史自信的鮮明政黨特質，這顯然是我們把握決議精髓的一個重要視角。
一、中共自我糾錯自我革命能力水平在黨領導人民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偉大社會實踐中不斷形成
在近30年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鬥爭史上，中共曾先後出現多個透過成功自我糾錯轉危為安的關鍵節點。比如1927年的八七會議。三個歷史決議均強調了其在黨史上的重要作用，第一個歷史決議還特別指出“它在中國革命的危急關頭堅決地糾正了和結束了陳獨秀的投降主義”。需要指出的是，對於陳獨秀錯誤的具體表述，第一個歷史決議表述為“陳獨秀的投降主義”，第二個歷史決議表述為“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第三個歷史決議則表述為“黨內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思想發展為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這種具體變化，本身反映出來的，也正是一個在科學修正中不斷與時俱進的過程。又如從1942年開始的延安整風。不同以往的是，延安整風透過對黨的歷史進行全面深入梳理總結，深刻反思自身問題，從思想根源上糾正了黨的歷史上“左”、右兩種錯誤，最終形成黨的歷史上第一個歷史決議，使全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達到空前的統一和團結。
1945年4月，中共中央在延安整風的基礎上召開了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審議通過了第一個歷史決議。這個決議不僅從史實和理論上釐清了黨走過的路程，汲取了中國革命的歷史教訓，而且突出強調了“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前車之覆，後車之鑑”“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等自我糾錯自我革命的理念和方針。在其後召開的中共七大上透過的黨章中，更是明確提出，中國共產黨“應該不掩蓋自己工作中的錯誤與缺點”“應該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經常檢討自己工作中的錯誤與缺點，來教育自己的黨員和幹部，並及時糾正自己的錯誤”“反對那種自高自大、害怕承認自己錯誤、害怕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情緒”。黨的七大以後，制度化、系統化的自我糾錯自我革命意識與機制在黨內漸成常態，蔚然成風，成為黨的組織肌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二、中共自我糾錯自我革命能力水平在黨領導人民完成社會主義革命推進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社會實踐中不斷淬鍊
作為首次登上全國舞臺的執政黨，中共面對異常複雜的國內外形勢和從未有過的挑戰，難免需要在曲折程序中不斷摸索前進，其間自然走過彎路，付出過沉痛代價，這些經驗教訓無形中也成為中共在執政中日益成長的一筆寶貴財富。歷史證明，在30多年時間裡，糾錯與犯錯相伴相隨，經驗與教訓同樣深刻，這一點，從第二、三個歷史決議中都得到了充分體現。
新中國成立後的前七年是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七年，在此期間，中共面對一系列嚴峻挑戰，不僅使新中國在錯綜複雜的國內外形勢中站穩腳跟，而且領導全國各族人民有步驟地實現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在全國絕大部分地區基本上完成了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總體上來看，在這個歷史階段中，黨確定的指導方針和基本政策是正確的，取得的成就毋庸置疑，同時，也出現了一些政策和執行上的偏差。值得慶幸的是，這些偏差大部分得以及時糾正，這使得中共在八大上依據對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斷制定了正確路線，順利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
在此十年間，由於種種原因，特別是對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斷出現偏差，使中共八大制定的正確路線未能完全堅持下去，導致先後出現“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化運動等錯誤，反右派鬥爭也被嚴重擴大化。需要指出的是，黨的錯誤雖有所增多，但黨對於錯誤的審視和糾正始終沒有中止。比如1950年代末期開始的糾“左”，毛澤東和黨中央曾經努力領導全黨糾正已經覺察到的錯誤併為之做出大量工作，從1958年第一次鄭州會議到1959年第二次鄭州會議，再到1961年廣州會議等，這些重要會議，主題都是糾“左”。1962年一、二月間，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史稱“七千人大會”。會上，中央主要領導同志開展廣泛批評與自我批評，總結了“大躍進”以來的經驗教訓，從思想上評析了“左”的錯誤。此次大會成為新中國成立以後，中共進行自我糾錯的一次最為典型的嘗試，在某種程度上，其對待缺點錯誤實事求是的態度，所採取的黨內民主方式以及透過批評與自我批評形成思想共識的方式方法，均為此後實踐提供了示範。
三、中共自我糾錯自我革命能力水平在黨領導人民進行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社會實踐中不斷增強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改革開放是黨的一次偉大覺醒，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發展史上一次偉大革命。回溯歷史，我們可以發現，“偉大覺醒”和“偉大革命”，同樣源自對於經驗的深刻反思和錯誤的徹底糾正。1978年下半年相繼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其核心要義便在於果斷結束“以階級鬥爭為綱”，實現黨和國家工作中心戰略轉移，由此，才真正拉開了從思想上到實踐上全面撥亂反正的序幕，成為改革開放的起點。
在改革開放剛剛起步的兩三年間，從真理問題標準討論的深入展開，到黨和國家工作中心戰略的轉移，再到各領域依次進行的撥亂反正，構成當時中國社會最顯著的時代特質。為恰如其分、實事求是總結好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史經驗，儘快形成廣泛的思想共識，進而全面、深入推進改革開放，如何在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組織路線基礎上，進一步徹底否定“兩個凡是”錯誤方針並正確評價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成為當時一項迫在眉睫的工作。為此，中共中央開始制定第二個歷史決議。經過一年多的起草工作和廣泛徵求意見，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於1981年6月透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個決議的發表，標誌著黨的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勝利完成。
在第二個歷史決議中，黨對於新中國成立32年以來的成功和失敗、正確與錯誤進行了反覆比較，其對於自身歷史經驗的認識可以說是達到了之前從未達到過的高度。更難能可貴的是，由此開始，中共對於自身錯誤的反思和糾正逐漸擺脫傳統的階級分析話語模式和階級鬥爭運動方式，自我糾錯的手段日趨豐富，能力日益增強。如決議中所說，黨不僅敢於正視和糾正自己的錯誤，而且有決心有能力防止重犯過去那樣嚴重的錯誤。主動的、科學的自我糾錯自我革命機制，越來越成為改革開放時期不斷加強、改進黨的建設不可或缺的一環。
四、在領導人民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歷史程序中，中共自我糾錯自我革命能力水平不斷提升，已然熔鑄於全面從嚴治黨的偉大實踐
黨的十八大以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共產黨肩負起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開啟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新徵程，朝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繼續前進的歷史重任。相比以往，新時代對中共自我糾錯自我革命能力水平提出更高要求。
在全面從嚴治黨取得歷史性、開創性成就，產生全方位、深層次影響的大背景大格局下，黨中央十年磨一劍，以前所未有的勇氣和定力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剎住了一些多年未剎住的歪風邪氣，解決了許多長期沒有解決的頑瘴痼疾，清除了黨、國家、軍隊內部存在的嚴重隱患，管黨治黨寬鬆軟狀況得到根本扭轉，探索出依靠黨的自我革命跳出歷史週期率的成功路徑。這一成功路徑，無疑是新時代黨的建設最為突出的成就之一。也正因為如此，在第三個歷史決議中，“堅持自我革命”被歸納於黨百年奮鬥的十條歷史經驗之一，勇於自我革命成為中國共產黨區別於其他政黨的顯著標志。正如決議所指出的：“自我革命精神是黨永葆青春活力的強大支撐”“黨歷經百年滄桑更加充滿活力，其奧秘就在於始終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由此可見，經過新時代全面從嚴治黨偉大實踐的洗禮，中共自我糾錯自我革命的能力水平上升到了一個新境界，達到了一個新高度。
黨的百年奮鬥歷程生動證明：黨的偉大不在於不犯錯誤，而在於從不諱疾忌醫，積極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敢於直面問題，勇於自我革命。2022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屆中央紀委六次全會上也強調，要總結運用黨的百年奮鬥歷史經驗，以偉大自我革命引領偉大社會革命，堅持不懈把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推進。在領導全國人民邁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程序中，需要一代代共產黨人接續奮鬥，這對中國共產黨的治國理政不斷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如決議所言：先進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斷自我革命中淬鍊而成的。在新的趕考之路上，黨的自我糾錯自我革命之路同樣永無止境。
（金羊網文/羊城晚報評論員謝濤）
（作者是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宣教處處長、廣東中共黨史學會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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