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吳仰湘，系湖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今天只要提起皮錫瑞，人們就會想起《經學歷史》和《經學通論》。這兩部著作，是皮錫瑞為晚清新式學堂編撰的經學教材，一百多年來風行於世，堪稱新經學教育的經典，也給這位矻矻窮經的學者帶來經學教育名家的桂冠。
皮錫瑞少時嗜好詞章、議論，直到壯年才轉向經學。他從訓詁、名物入手治經，研讀諸經註疏，進而精究今文《尚書》，同時疏證鄭玄經注，至晚年融貫群經，創發大義。他一生著述等身，成就絕特，蜚聲學林。章太炎曾稱讚他的《尚書》研究“抱一家之學，鉤深而致之遠，上規平津，下模西莊”（《校經生》），夏敬觀又表彰他的鄭學研究“暢微抉隱，扶翼西漢今文之學，殆超越乾嘉諸儒而為清代經師殿後之一人。”（《善化皮鹿門先生年譜序》）總體而言，皮錫瑞治經雖然宗主今文，但始終堅持“解經當實事求是，不當黨同妒真”（《今文尚書考證凡例》），能夠融採眾長，折中於是，因而學風謹嚴，持論平實。如徐世昌主編《清儒學案》，即以皮錫瑞“研精漢儒經訓之學，宏通詳密，多所發明”，專門設立《鹿門學案》，並評析他的經學特色是“博洽精審，亦能折中群言，無所偏激”，可謂公允之論。
身為經學大師的皮錫瑞，同時也是晚清湖南教育名家。他因家計困窘，光緒十六年（1890）就遠赴湘南，出主桂陽州龍潭書院講席。兩年後，得江西學政龍湛霖力薦，皮錫瑞獲聘為南昌經訓書院主講，直到戊戌政變後才被迫離職。他教導院生“說經當守家法，詞章必宗家數”，大力變革經訓書院學風，“一時高才雋秀，鹹集其門”（皮名振《皮鹿門先生傳略》）。光緒二十八年（1902），久被禁錮的皮錫瑞趁著興學風潮，受聘創辦善化縣立小學堂。此後，他相繼執教於湖南高等學堂、湖南師範館、長沙府中學堂，並一度擔任善化小學堂監督，短期代理湖南高等學堂總理，兼任湖南省學務公所圖書課長，為湘省新式教育鞠躬盡瘁，有“經師人師”之譽。
參與新式學堂管理，以及多年講授經學、史學、倫理等課程，促使皮錫瑞思考經學命運，積極革新經學教育。隨著書院改制、科舉停廢，教育體制迅速更新，經學地位驟降，經學教育陷入空前困境：“今學堂因功課繁多，往往偏重藝能，反輕聖教，經、史、國文，鐘點甚少，或且並無經學、國文。”（《皮錫瑞全集》第12冊，中華書局2015年版，第556頁）新教育重藝輕道，已使經學課程名實難符，崇尚西學新知的激進派更公開鄙棄經學，皮錫瑞為此痛言：“近日邪說流行，乃謂中國欲圖富強，止應專用西學，五經四書皆當付之一炬。辦學堂者，惑於其說，敢於輕蔑聖教。民立學堂，多無經學一門；即官立者，亦不過略存餼羊之遺。功課無多，大義茫昧。離經畔道，職此之由。”（同前，第557頁）為在新教育中突出經學的地位，他從改善經學課程設定、革新經學課堂教學、編撰新型經學教材等方面，進行了不懈努力。皮錫瑞曾向湖南提學使吳慶坻當面陳訴“各學堂不用經學之弊”（《皮錫瑞日記》，中華書局2020年版，第1653頁），又奏請朝廷嚴飭各處學堂遍設經學科目，或增加課時，“凡學堂不教經學者，即行封禁；不重經學者，罪其監督、堂長，則聖教益以昌明，而所學皆歸純正矣”（《皮錫瑞全集》第12冊，第557頁）。他以修身、倫理本為儒經所常言，而新的課程體系卻是三者分立，滋生各種流弊，因此主張將修身、倫理兩科併入經學，“則聖經定於一尊，而歧途不至別出矣”（同前，第558頁）。最值得稱道的是，皮錫瑞身體力行，用心改進經學教學，捨棄煩瑣破碎的治經舊法，只向學生講解經書中的大義要旨，並以史事、時局作比證，做到深入淺出：“其教授時復不作艱深之論，以苦人索解，於闡明微言大義外，必取與現今時代情勢相合與事之關乎政教者，反覆發揮，以求通經可以致用”（皮嘉祐《師伏堂春秋講義跋》）。皮錫瑞革新經學教育的成果，還直接呈現在三部經學講義中，即思賢書局刊刻的《經學歷史》《經學通論》，以及在他逝世後由家人印行的《師伏堂春秋講義》。其中宏觀上借史立論的《經學歷史》和具體指點治經門徑的《經學通論》，上下千古，獨具裁斷，不僅對中國數千年經學加以全面總結，更為新體制下的經學教育提供了理想教材。
皮錫瑞在《經學歷史》開篇指出：“凡學不考其源流，不能通古今之變；不別其得失，無以獲從入之途。”他分十個時代論述歷代經學的嬗變，析其源流，辨其得失，尤其針對“自新學出而薄視舊學，遂有燒經之說”，特意強調“立學必先尊經”，同時力言經學簡明、有用、易學，表達了在新教育中延續傳統文化慧命的強烈信念。意猶未盡的皮錫瑞，接著編撰《經學提綱》，稍後定名為《經學通論》。他在序中明言：“前編《經學歷史》以授生徒，猶恐語焉不詳，學者未能窺治經之門徑，更纂《經學通論》，以備參考。”對於中國二千多年經學的源流、正變，《經學歷史》作了一次縱向的回顧，《經學通論》作為續編，則從經學的內層作了更詳盡的歸結。它依五經分卷，各卷再按議題設篇，“條舉群經之旨”，分別對《易》《書》《詩》《三禮》及《春秋》三傳的成書、流傳、義例、要旨，和歷代註解、考訂、詮釋的得失，以及今古文、漢宋學分立互爭的是非，作出簡要梳理和精闢論述，還特別指示治《易》、通《書》、讀《詩》、習《禮》、明《春秋》的方法，開列研讀各經的書目，“俾學者有從入之途，而無多歧之患”，為初學者提供治經的基本理念、學問根柢與關鍵知識，企望“使天下生徒盡通經術”。《經學通論》議題鮮明，取材豐富，分之為209篇經學專題論文，合之則不啻是一部經學小百科。周予同認為皮錫瑞“學術門徑很清楚，善於整理舊說”（《經學歷史序言》），用來評價他的經學教育成就，確是深得要領。
皮錫瑞晚年的經學教育，既凝聚了畢生研治群經的學術成果，吸取了南昌經訓書院的教學經驗，又因應著晚清的時代劇變，“思殫炳燭之明，用救燔經之禍”（《經學通論自序》），將紛繁複雜的古代經學加以清理、總結，含英咀華，化繁為簡，形成提綱挈領式的專題論述，開啟了近代經學通識教育的新路。民國以來湧現出一批經學通論或十三經概論性著述，紛紛效法或直接吸收皮錫瑞的《經學歷史》和《經學通論》。儘管有些經學教材後出轉勝，但迄今為止，皮錫瑞這兩部膾炙人口的經學講義，仍是引導人們進入中國經學殿堂的入門讀物，甚至被列作高校文科院系研究生的必讀書目。
《光明日報》（ 2021年12月11日11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