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修身立志，儲才養望，奠定做大事業的基礎
清嘉慶十六年（1811),曾國藩出生在湖南湘鄉白楊坪（今屬雙峰）的一個耕讀之家。所謂的耕讀之家，就是家裡有讀書人的種田家庭，又耕又讀。這在湖南的農村比較普遍，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曾家與一般的耕讀之家不同的地方有這麼幾點：
第一，曾國藩出生的時候，家裡是四代同堂。四代同堂在中國封建社會中是很理想的家庭。他出生的時候，他的曾祖父還在，直到5歲的時候，曾祖父才去世。這樣的家庭在中國傳統的觀念裡，是很完整的，很受尊敬的家庭。
第二，他的祖母和母親都比自己的丈夫大，這是他家庭的第二個特徵。他的祖母比他的祖父大7歲，他的父親比他的母親小5歲。
第三，他的父親考秀才，考了17次，到43歲才考中。
第四，他的祖父是他心目中的英雄。通常中國人心目中的英雄是父但他不同，他認為相父才是英雄。直到曾國藩晚年封侯拜相，祖父依然是的曾國藩心目中的英雄。
曾國藩5歲發矇，23歲中秀才，24歲中舉，28歲中進土，選輸林院度吉士。靠自己的努力，透過層層嚴格的考試，改變自己的處境。從偏遠的鄉村進入京師做官的人不少，這還算不上很特別。曾國潘跟其他科舉優勝者相比，他的特別不同之處或者高明的地方就是在於他進京師以後，不但沒有陶醉在科舉勝利的喜悅之中，而且很快看出自身嚴重的不足。他覺得自己最大的不足是缺乏身心修養。
到了翰林院以後，他有機會接觸到鄉村所不容易看到的書籍。於是在師友的引導下，選擇程朱理學作為修身養性的理論依據。他決心要與過去告別。把自己的號改為“滌生”。所謂“滌”就是滌去過去不好的東西，“生”就是重新獲得新生。過去有一句話，說是“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滌生”，表示他告別過去、追求嶄新境界的決心。
他當時為自己立了很多的功課，其中最主要的有這麼五個字，即“誠、敬、靜、謹、恆”。所謂“誠”，就是要誠實、誠懇，為人表裡一致，內心的一切都可以公佈於眾。程朱理學非常講究“誠”，它甚至認為“不誠無物”。所謂“敬”，就是敬畏，內心裡要有所敬畏：畏道、畏法、畏輿情。畏道，就是畏人世間的大道理；畏法，就是畏法律，要遵紀守法；畏與情，就是我們現在講的重視社會輿論、口碑，重視老百姓對你的有法，靜”就是人的心、氣、神、休都要處一種安靜放鬆的狀態。”就是指謹理。“值”指的是有恆心，生活進其律，飲食有節，起居有常。除了這些，還有一些別的要求，比如他早起有練字，晚上不出門等等。
許多人都認為，修身是很空疏的東西，辦事靠的是才幹和實力。但是我們縱觀曾國藩後半生的事業，可知這五個字對他的成功有很大的作用。在以後的歲月中，他大致守住了這五個字，使得他在腐敗的晚清官場中不入濁流，不陷卑汙。
他當時用什麼樣的辦法來監督自己呢？除和師友一起互相幫助監督之外，主要是靠寫日記。他以日記的方式來促使自己每天反省、檢討，以取得心靈上的日新日日新的效果，特別是監督自己在沒有人監督的情況下的作為，也就是儒家所提倡的“慎獨”。
曾國藩“慎獨”慎到什麼地步呢？他有一天的日記中寫道，早上起來想起昨天晚上做了一個夢，夢到別人得了好處，心裡很羨慕。於是他就批判自己，每天講要按照聖人的標準來要求自己，但是靈魂深處卻是那麼羨慕金錢，這很卑鄙。下午他到一個朋友家裡去，知道這個朋友得了一筆別敬，心裡又很羨慕。他回來後補日記，說上午剛剛進行了自我批評，下午又犯這個毛病，真可謂下流。這就是曾氏當時的“慎獨”。
就在這時，他為自己立下志向。他的志向大大小小比較多，主要有一大一小兩個志向。小的志向是，道光二十九年（1849)三月，他在給弟弟的一封信裡寫道：“予自三十歲以來，即以做官發財為可恥，以宦囊積金遺子孫為可羞可恨。”他不但以謀取非法之財為可恥，而且認為拿自己的積蓄給子孫，也是一件很可羞可恨的事情。“故私心立誓，總不靠做官發財，以遺後人。神明鑑臨，予不食言。”他發了這個誓言：絕不以做官來發財，請老天爺監督，絕對不食言。下面又講：“故立定此志，決不肯以做官發財，決不肯留銀錢與後人；若祿人較豐，除堂上甘旨之外，盡以賙濟親戚族黨之窮者：此我之素志也。”就是絕不以做官來發財，假如今後薪俸多了，除了讓父母生活好一點以外，其他的錢都送給親戚朋友中貧窮的人。這是我的素志，就是我一貫的志向。這是曾國藩修身立下的志向。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志。與他後來大半生的事業比，這隻能算是小的。
他的大志就是他的《年譜》裡講的“澄清天下之志”，就是經邦濟民，安定天下。這是儒家信徒最高的理想追求。
儲才養望。儲才就是儲備才幹。翰林院清閒，給了他讀書的好機會。他充分利用這個機會，發憤苦讀先輩大家之作，如諸子百家，二十三史，韓、歐、李、杜等人的文集。他也讀了很多治理國家的實用之學，如兵書、荒政、水利等方面的書籍，以充實自己的知識結構，為做大事做準備。
養望就是培養自己的聲望，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提高知名度。曾國藩靠什麼來提高知名度？今天提高知名度，比較容易，接受報紙、電視的採訪，很快全國就知道了。那時候沒有這些東西，他主要以詩文和奏摺來達到養望的目的。
曾氏一生真正自詡的是詩文。30歲出頭的時候，他就說他的詩文已達到很高的境界，只是當世無韓愈、王安石一類人來與他談論。那時候在北京官場士林中間，他的每一篇詩作出來，便有很多人爭相傳抄、爭相閱讀。在文人圈裡，有很高的知名度。
還有一個重要的途徑就是給朝廷上奏章。咸豐帝初登大位的一年多里，曾國藩一連上了五道著名的奏疏，都是針對當時時政，反映社情民意的。限於時間關係，我只舉一個例子。他在一道奏疏裡講，官場問題很多，最主要的問題是官員的自身素質和能力不行。現在朝廷京官最大的毛病是“退縮、瑣屑”。所謂“退縮”，就是不擔擔子，遇到事情往後退。“瑣屑”就是隻做一些雞毛蒜皮的事情，不去想大事。外官最大的毛病也是四個字：“敷衍、顢頇”。“敷衍”就是應付上級，自己不去動腦子，應付了事。“顢頇”就是糊塗。你問他，一問三不知，問錢糧不知道，問稅收不知道，問老百姓的情況不知道。他說，假設“將來一有艱鉅，國家必有乏才之患”。他寫這道奏摺的時候，太平軍尚未起義。一年以後，果然應了這句話。後來太平軍在廣西揭竿起義時，從中央到地方，沒有對付得了的人。太平軍勢如破竹，文武官員哪怕是欽差大臣拿著皇帝送的尚方寶劍也沒有用，真的就是曾國藩講的“一有艱鉅，國家必有乏才之患”。體制內沒有人才，要靠曾國藩從體制外去尋找人才，自立一支軍隊。我曾經有一篇文章專門談到這個事情，說曾國藩創立的湘軍，實際上是中國近代第一家民營公司，是體制外的東西。
他甚至敢於直接批評咸豐皇帝，指出咸豐有三大缺點：謹於小而失於大；徒尚文飾，不求實效；自以為是，聽不得批評意見。要知道，這個奏疏的背景是皇帝至高無上的時代，批評皇帝，重則殺頭，輕則撤職。此外，當時還有一個背景。曾國藩講自從道光皇帝晚期以來，朝政非常疲沓，“十餘年間，九卿無一人言時政之得失，司道無一折言地方之利弊”。九卿指各部官員，司道指地方官員。“相率緘默，一時之風氣，有不解其所以然者。”已經成風氣，大家都不談。這個時候，只有曾國藩敢於上疏。這五道奏摺，無異於政壇上的五顆重型炮彈，引起很大的反響。
他把這份對皇帝提意見的奏疏親筆抄一份寄給家裡。他父親看了以後，為他捏著一把汗。寫信給他，告訴他不應該以批評朝廷來表現自己的本事，而要從正面引導君王。父親很擔心這個事情給他帶來禍患。但是社會普遍給他以很大的正面反應。他的好朋友劉蓉寫了一首詩，其中有這樣兩句話：“曾公當世一鳳凰，五疏直上唱朝陽。”把他比喻成一隻鳳凰，說他這五道奏疏將會引出一片朗朗晴天來。這是知識界對他的反應。就這樣，曾國藩為自已製造了巨大的知名度。
透過“修、立、儲、望”，曾氏在當時已經是人人皆知的政壇上的傑出人才。自己的努力再加上運氣好，使曾國藩在當時的官場上春風得意，飛黃騰達。他中翰林後，十年七遷，37歲便已是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在湖南省，有清一代，37歲官居二品的官員，空前絕後，就他一個人。不久正式做禮部侍郎，後來又先後任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官運非常之好。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即使沒有後來的時世劇變，曾國藩也會在十年二十年後入閣拜相，成為中國封建社會末世的一位賢能名臣。然而命運卻把他從平靜的書齋官衙裡推到血火刀槍的戰場中，這個轉變的結果是造成他的非同尋常的事功。
（二）抓住機遇，做大做強，讓事業蓬勃發展
咸豐二年（1852)末，一個改變命運的巨大機遇降臨到曾氏的頭上。這便是前一年起義的太平軍衝出廣西，向江南進軍，東南各省陷入戰亂之中。為了配合正規部隊的作戰，朝廷在江南各省很快任命了43位團練大臣。什麼是團練？團練就是民兵，配合、協助正規部隊。沒有事，大家都是農民，有事了，拿起刀槍，就是軍人。這個制度自古以來就有。
這43個團練大臣，後來死的死，走的走，幾乎都沒有辦成什麼事，惟一一個成就了一番大事業的就是曾國藩。成與不成，這中間因素很多，如何把握住機遇，充分利用機遇，是其中一個主要的因素。曾國藩充分利用機遇的一個主要手段，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做大做強。回過頭看，他的做大做強，有三個步驟。
過去團練只在縣裡，在鄉下，當時所有的團練大臣都因循舊例，但曾國藩不是這樣。他一到長沙做團練大臣，馬上就給朝廷上了一個奏摺，說眼下的團練不行，起不到什麼作用，必須在省城裡建立一支大團，才好指揮。有什麼突發事變，立刻把團練派去應付。哪地方有亂子，省城裡有一支人馬才好去彈壓。請求朝廷批准在長沙建立一個大團，人數不多，只有1000人。朝廷同意了。他一接到朝廷的指令，就把羅澤南、李續賓這些他最親信的好朋友調來，利用他們原來在湘鄉的團練基礎，把1000人調到長沙，編成三個營。這些人拿薪俸，穿軍服，每天訓練。他們工資比別人拿的高，待遇也好。不要做別的事情，每天操練，聽候命令，這實際上就是軍隊，名義上仍叫團練，但實質已經變了。這是第一步。
曾國藩在長沙城裡，完全按照嚴格的雷厲風行的作風訓練一支新的軍隊，這就跟長沙城裡的其他軍隊形成對立。那些士兵原來都是懶散慣了的，八旗、綠營完全都是老爺兵，根本不訓練。到訓練時就在街上找個要飯的，給他十文錢二十文錢代替，他們自己下館子上酒樓。曾國藩嚴格訓練，他們不高興。此外，曾國藩為了地方上安定，大開殺戒。凡是遇到有作亂的抓了就殺。後來有人講曾國藩是“曾剃頭”，就是從這開始的。就地正法，壞了規矩。不用法律，也不要地方行政官員，所以省裡的行政官員很不滿意。軍隊不滿意，省政府市政府對他也不滿意，他在長沙就呆不下去。於是，他就給朝廷打報告，說現在南部很亂，北部相對安定些，請朝廷允許我到南部去鎮守。朝廷同意了。然後他到衡陽，藉口為江忠源提供兵力，大力擴張軍隊。很快就在那個地方建立水陸兩支人馬，20個大營。水師10個營，陸師10個營。再加上輔助人員8000多，共18000多人，號稱2萬，在衡陽建立了一支軍隊，浩浩蕩蕩。這樣，他就從民兵師長變成一個正規軍隊的總司令。這是第二步。
第三步，他率這支軍隊，一路北上，很快把武漢打下來了。打下武漢以後，他給朝廷上一個報告，要求攻打南京。曾國藩帶領湘軍收回中南重鎮武漢，這是很大的本事，所以朝廷同意了。那時候打南京，相當於現在的國家第一號專案，誰拿到，誰就是最了不起的。湘軍是民兵，不是朝廷的正規軍隊，曾國藩卻向朝廷要到了這個專案。然後他率領這支軍隊打南京，做大做強做到這一步，也就是做到最高了。
（三）打脫牙和血吞，屢敗屢戰，贏來最後的勝利
真正的做大做強何其艱難！有一個千難萬難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苦多樂少，敗多勝少。從衡陽出師到打下武漢，這七八個月裡曾國藩歷經過兵敗投水自殺、湘軍四散潰逃、湖南軍政兩界譏諷、長沙城閉門不納的羞辱。他打了敗戰，回到長沙，長沙把城門關起來，不讓他進。一個堂堂朝廷大員，為國家的事情打了敗仗，竟然連自己的省城也進不了，這個羞辱非比一般。直到武漢打下，才一洗滿面羞慚。
經過一個短暫的勝利時期後，曾國藩來到江西，很快又處於戰事膠著狀態。從咸豐五年到咸豐十年的五六年裡，曾國藩在江西安徽一帶的軍事行動一直在低迷中徘徊。這期間，曾國藩遭受到江西官場的排斥，湖南官場的指責，朝廷的不信任，友軍的不配合，他再一次投水自殺未遂，又被朝廷冷落了一年多，弄得他覺得自己是一個從朝廷到地方都不能容的異類，以致得了嚴重的神經官能症。回到家裡守父喪，那時是他神經官能症最嚴重的時候，一天到晚吃不好睡不好，不到50歲，連一寸大小的字都看不清，隨時都有死去的可能。
面對這一切，曾氏都忍了，他用湖南鄉間的一句土話來安慰激勵自己：“好漢打脫牙和血吞。”一個好漢牙齒被人打脫了，連血一起吞到肚子裡。“打脫牙和血吞”，一層含義是不人以弱，不要人憐憫，不在人前求取寬容。第二層含義就是把仇恨記在心裡。
野史中有一個流傳很廣的故事。有一個湘軍將領寫報告，說現在是“屢戰屢敗”。曾國藩拿來改了一下，改作“屢敗屢戰”。屢戰屢敗和屢敗屢戰，一字之動，精神面貌就完全兩樣了。
（四）儘可能地減少人為的阻力和障礙，全力以赴於大目標
湘軍有很重的私家軍隊的味道。當時野史記載，對於湘軍，朝廷的命令無法調動，但曾國藩的一紙手令，他的部屬可以為之千里驅馳，可見湘軍私家軍隊的性質。當時，從武漢到南京，千里長江江面數以萬計的戰船上，飄揚的都是寫著斗大“曾”字的帥字旗，給人一種“東南已是曾氏天下”的感覺。曾國藩心裡當然知道這樣的局面。一方面他需要這樣，另一方面他又要提防由此而產生的負面影響。他是怎樣儘可能地減少人為的阻力和障礙，來確保大目標的順利實現呢？他主要做了三個方面的努力。
1.啟用滿人做湘軍名義上的統帥。私家性質的軍隊一向為當國者所防範，眼下的當國者又是滿人，其防範又更進一步。滿人是少數民族，他要統治漢民族，靠的就是軍隊，他自己奪得天下靠的也是軍隊，所以軍權是不能輕易授予漢人的。這一點，曾國藩作為一個滿腹詩書的翰林很清楚。
所以他要給朝廷造成這個印象：這支軍隊不是我的，這支軍隊是朝廷的，是愛新覺羅氏的工具。於是他在創立湘軍時，就立即提拔一個滿人塔齊布做這個湘軍的第一號人物。這個人本來是一個很小的官，大概類似現在軍分割槽的參謀長，一下子提拔成相當於省軍區司令員。後來，他又把官文抬出來。曾國藩其實最不喜歡官文，但因為官文是滿人，就把他抬出來。打下南京的捷報上，第一個就掛官文的名字，讓朝廷覺得攻打南京的第一號功勞是滿人所立。曾國藩這樣做，有必要嗎？朝廷難道真的對曾國藩如此不信任？事實上，當時的朝廷對曾國藩是很不公平的。
第一，曾國藩創辦湘軍，咸豐四年（1854)七月打下嶽州府，這是一個很大的勝利，朝廷只賞他一個三品頂戴。這是很可笑的事情。曾國藩那時已經是二品官，創立一支軍隊，打下嶽州府，立了很大的功勞，朝廷反而給他三品官的賞賜。這很奇怪！當然有個理由說，曾國藩是在籍侍郎，他已經沒有官職，在家守制，是個老百姓，三品也不低。但從感情上來說，一個二品大員給三品銜的酬勞，這無異於羞辱。
第二，咸豐四年八月打下武漢，朝廷首先一道命令，叫他代理湖北巡撫。只有七天，馬上撤掉，然後給他一個兵部侍郎銜。其實這個官職對他毫無意義，多年前他即官居此位了。
第三，辛辛苦苦幹了五年，可以說為朝廷把老命差不多都丟了。咸豐七年（1857)他守父喪，回家的時候仍然是侍郎銜，而這時多少沒有做事的人早就提上去了。一年多以後，朝廷沒有辦法，叫他出山，仍然是兵部侍郎銜。
第四，咸豐十年（1860)江南大營潰敗，兩江總督何桂清失職，被朝廷逮捕法辦。朝廷在四顧無人的情況下，不得已而任命曾國藩做兩江總督。
朝廷對待曾國藩是這樣的，而對於其他一批湘軍系統的統領又是什麼樣子？他們一個個官運亨通，年年高升。江忠源在咸豐元年對付太平軍的時候，只是秀水縣的代理縣長，了不起一個七品官員。到了咸豐四年他死的時候，已經是安徽巡撫。胡林翼在咸豐四年領兵入湘的時候，還只是剛剛提拔的四品道員，就在一年零一個月的時間裡，不斷升按察使、布政使，升湖北巡撫。只有一年零一個月，從一個道員到巡撫。李續賓咸豐二年（1852)起兵的時候，只是一個秀才，咸豐八年（1858)死的時候，是巡撫銜的布政使。羅澤南起兵時也只是一個秀才，到了咸豐六年（1856)死的時候，是一個布政使銜的道員。左宗棠，咸豐十年（1860)是曾國藩保他，稱讚他“剛明耐苦，曉暢兵機”。到同治二年（1863),只有三年的時間，左宗棠就是閩浙總督，已經跟曾國藩平起平坐。這些人都不能跟曾國藩比，資歷既沒有他老，貢獻更不能跟他比。但是就是那麼幾年的時間，一個個平步青雲，更不用說還有一批人碌碌無為混日子，卻一個個高升。
到底是什麼原因，使朝廷對曾國藩這麼不公平？大概有這麼幾個原因。一個是曾國藩的威望太高，有野史記載，朝廷在任命他做代理湖北巡撫的時候，馬上有一個宰相就提醒咸豐皇帝，說曾國藩現在不過是一個在籍侍郎，在籍侍郎，猶匹夫也，匹夫一呼而應者雲集，非朝廷之福。他威望太高，因此要壓抑他。
第二個原因，朝廷始終認為曾國藩出兵是“衛道”，而不是“勤王”。史學界也一直有這樣的爭論：湘軍是“勤王”之師，還是“衛道”之師？這個原因出在曾國藩起兵時，有一篇著名文告，叫做《討粵匪檄》。文章裡面打的是捍衛孔孟之道的旗幟。他認為太平軍破壞了孔孟之道，利用拜上帝會這套西方傳來的東西來否定中國的“孔孟之道”。他號召天下的讀書人起來捍衛孔孟之道，捍衛中華文化。如果是漢人當皇帝，就不在乎，但是滿人做皇帝，他就看著不舒服。你為什麼不說捍衛朝廷，而是要捍衛漢人的孔孟文化呢？背後藏的是什麼呢？朝廷始終覺得曾國藩動機不純，他只是“衛道”，不是“勤王”。所以我在《唐浩明評點曾國藩奏摺》一書中講到，這篇文章本身是一篇很犀利的文章，但是曾國藩實在不應該寫，導致很長時間裡朝廷不信任他。
第三個原因，他手下的兵最多，實力最強。剛才提到的那些人只不過是他的偏師而已。那些人手下兵力都不強，而曾國藩手下的兵力最強，實力最大，所以朝廷要壓他。同時要迅速提拔那些人，藉以形成一支制衡力量。
2.尊重友軍，尊重與之地位相當的官員，以收協同作戰的功效。
當時與湘軍共同作戰的軍隊，有胡林翼指揮的湖北綠營、袁甲三（袁世凱的叔祖）指揮的安徽綠營、都興阿的八旗兵等，曾國藩都儘量與他們保持友好的關係。特別是對於胡林翼，他既是湘軍中的重要領導人，又是湖北省綠營的統帥，他本人是靠曾國藩發跡的，曾國藩卻對他特別尊重。
3.嚴格要求家人安分守己，不以權謀私。
在社會上，家裡有人做了大官，家人利用他的權勢來謀私利，這種現象極為普遍。這種謀利主要有兩種方式：一種是直接從做官者手裡索取利益，一種是打著他的旗號從旁人那裡索取。我剛才說過，曾國藩對他的祖父特別尊敬，這是為什麼？我只講一點，他的祖父有過人之處。當年曾國藩考上翰林，這是他們曾家500年來出的惟一一個功名，而且一步登天。在湖南那個偏僻的山村裡，是多麼震動的一件事！在送曾國藩進京的時候，曾國藩祖父對前來祝賀的親友說了這樣一番話。他說，我這個孫子現在是到北京去做官了。他做他的官，我們仍然靠種田吃飯。我們在家裡還是種田，不要去麻煩他，以免分了他的心。對於一個做官的孫子，祖父這番話是多麼重的一份禮物。所以當年曾國藩在北京做了那麼多年的官，他家鄉很少人來找他。
史料上記載，他一個親妹夫來找他，想謀求翰林院的一個臨時工的職務，曾國藩沒有答應他。讓他住了三個月，陪他到北京城裡各處走走看看，然後打發他一點錢，讓他回去了，勸他安心做一個農民。所以曾家人直接利用他的不多。比較多的是打著他的旗號。曾國藩非常注意限制這一點。我們都知道曾國藩治家很有方也很嚴。他有兩個目的，一是他真誠希望自己的子弟成為人才，這是他主要的目的。另一個目的就是他作為一個從政者，不希望他的家屬給他帶來麻煩，要確保後院安靜，免得授人以柄。
他在這一方面非常注意。比如他的兒子在湖南參加科舉考試，他給兒子寫信：你千萬不要遞紙條，不要去開後門，不要去找人，以免招來非議。他的家屬從湖南到南京來跟他團聚，坐的船是當時湘軍的船。他就講，我現在沒有坐在上面，船上的那個帥字旗就一定不能掛，以免沿途驚擾地方。 （五）交錯使用儒法道三家學說，依時而變，左右逢源
曾國藩的一個朋友名叫歐陽兆熊，曾說過曾國藩一生在學理持守上有三變。
第一變是由詞賦之學變到程朱理學。說的是早期曾國藩從湖南鄉村到北京以後的修身行為。原來只講八股文，後來才知道程朱理學的修身養性，真正的學問在這裡。第二變是由程朱理學變為申韓之術。他後來奉命到湖南辦湘軍，認為混亂時期，必須要以重典來治理，嚴刑峻法，雷厲風行，用的是法家的申韓之術，毫不講情面。他有一篇奏摺，講我現在做這個事情就是為了社會的安定，老百姓的安寧。我不怕得罪任何人，哪怕所有的人都罵我，我也不在乎。
一個從政者應該有這樣的氣魄。當時他有一副很有名的對聯，就是“以霹靂手段，顯菩薩心腸”。在一個非常時期需要這樣做，手段是靠靂的，心腸是菩薩的，是為了百姓好，為了社會好。這就是申韓之術。但是搞久了不行，弄得他四處碰壁，到處樹敵。湖南、江西文武兩界都不能容他。最後有人指點他，你不能一味這樣蠻幹，要以柔克剛，以退為進。所以他後來逐漸體會到黃老之術的妙處，把道家的學理用於他的工作之中去，最後獲得了大成功。從此曾國藩有了一個新的境界。
（六）成功後不居功，謙退自抑，淡化光環，縮小靶的
翻開中國史冊，常見這樣一些故事：與人相處，共患難易，共成功難，功高震主者更是自身難保。人們都知道“飛鳥盡，良弓藏，狡兔亡，走狗烹”的典故。這些典故都在提醒人們，成功之位不易居，尤其是在握有生殺大權的君王面前，立有蓋世之功的臣子更難自安。這種事情發生，是由主客兩個方面決定的，並不能完全歸咎於某一方。上司的防範猜疑，同事的眼紅嫉妒，屬於客觀的情形；自我膨脹、自以為了不起，則屬主觀的原因。曾氏對這種種人性和社會性，看得透徹，甚至到洞若觀火的境界，非常清醒。他多次對家人說，自古以來，建立大功又得善終的人不多。
同治三年（1864),經過十幾年的千辛萬苦後，湘軍終於打下南京，取得對太平天國作戰的決定性勝利，朝廷給予曾氏封侯之賞的同時，也對他手下的十餘萬虎狼之師——湘軍存高度警惕。與曾氏同處於一個戰場的其他將帥，一面對他頌揚恭維，好話說盡，一面在暗中竭力挑刺，恨不得將他一棍子打死。 曾氏對這個局面看得很清楚，但是他的九弟曾國荃和他手下的一批人卻昏昏然，沉醉於大勝之中，放火燒南京城，大肆搶劫金銀財寶，同時又埋像朝廷對他們的賞賜太薄。以老九為首的吉字營的將領，與曾國藩對當時險悉局面的清醒認識是一個強烈的對比。曾國港而對這個局面，主要做了下面五個方面的工作：（1)把功勞歸之於先帝、太后和朝廷，歸之於協同作戰的友軍。他在給中央的報告、給別人的信件中，反覆講到這個事情，說這是朝延裡太后的功勞、軍機處的功勞，朋友們的功勞，我自己沒有什麼功勞。這個話看起來像是官樣文章，其實仔細想一想，也是事實。假如朝廷不支援他，中途撤換他，他也不可能成功；假設友軍完全不配合，總是跟他爭吵，也不能收到這樣的戰功。（2)動員牢騷滿腹的九弟辭職回家養病。（3)大量栽減湘軍，90%的湘軍裁掉。湘軍當時是一把橫在朝廷脖子上的劍。他現在把90%的軍隊解散，讓他們回到家裡去當農民，自動斬斷羽翼，朝廷最大的顧慮消除了。最後達成一個交易。本來朝廷是要求湘軍將攻打南京時得到的金銀財寶交公。但是，這些錢都入了私人腰包。他跟朝廷達成一個協議：軍隊撤退，朝廷也不要錢了。（4)立即裁撤厘金局。厘金局就是收買路錢的卡哨，因為當時湘軍沒有軍餉，朝廷沒有錢。沿途設卡，靠收買路錢來保證軍餉。老百姓很痛恨這些東西，最不得人心，所以他立即裁掉。（5)在百廢待舉的時候，他第一件事是修復江南貢院，開科取士，輿論是靠什麼人造的？是靠讀書人。南京城裡被太平天國領導了十多年，正規的科舉考試停頓了十多年。曾國藩先修貢院，停頓12年之久的江南甲子科鄉試很快舉行，18000多個考生來參考，中國科舉史上前所未有。很多父親帶著兒子，爺爺帶著孫子來參加考試。這一來，大家都歌頌曾國藩聖明。就這樣，曾氏及其代表的湘軍集團，較為平安地度過了表面風光、內裡危機四伏的政治險灘。
（七）制定正確的戰略決策，是曾氏的最大本事
曾國藩這個人很奇怪。他是帶兵的人，但是他自己不能領兵打仗，所謂“將人則勝，自將則敗”。就是說他自己帶兵打仗一定失敗，他指揮別人打仗就勝利。曾國藩早期很多失敗都是因為他自己帶兵去打，敗得一塌糊塗，狼狽不堪。所以他後來凡打仗，就不去。他弟弟打南京，他去看弟弟，一會兒就要走，說我住在這裡，你會打敗仗。但是他能夠指揮別人去打仗。這叫飯什麼，叫做不是將才而是帥才。曾國藩作為帥才超過別人的地方就是能制定正確的戰略決策。湘軍的做大做強是一個很大的戰略決策。還有一個很大約戰略決策，就是攻打南京。
太平天國佔領南京十多年，朝廷一直想打。但過去歷次打南京，都是急功近利的做法，在南京周圍設江南大營、江北大營，設在最靠近南京的地方，以為一下子就打下來了。還有野史說，江南大營、江北大營的頭領是滿人，朝廷的設想是讓漢人拼命，滿人立功。不管怎麼樣，朝廷的決策是錯誤的。曾國藩當年在打下武漢以後，給朝廷上奏摺，要改為西面制勝。從西面步步推進，穩紮穩打，是自古攻克江寧的正確方法。這個戰略決策，朝廷後來採納了。他用這樣的辦法果然把南京打下來了。這是因為他看中了一個“勢”字。所謂勢，即形勢、態勢。就是誰佔領了這個勢，誰就在軍事上取勝，而南京這個勢是由長江來控制的。南京本是長江下游的碼頭。只有把長江的西部即南京上游的重要碼頭控制住了，南京才會失勢而孤立。這是一個統帥很重大的決策。所以，曾國藩作為帥才應該是當之無愧的。
（八）識才用才，是曾國藩成功的第一秘訣
後世對曾國藩有很多爭論，看法不一。這是很正常的。但是，有一點幾乎沒有什麼爭論，那就是都認為曾國藩很會識才用才。
曾國藩是一個文人，他沒有帶過兵，不會領兵打仗，他靠的是手下的人才。大家都知道，劉邦在得勝以後，跟他部下說他有“三不如”：謀劃不如張良，打仗不如韓信，後勤不如蕭何。這是一個很著名的關於用人的歷史典故。李秀成晚年有一篇自敘，內裡有兩句很重要的話。他說太平天國之所以失敗，是因為天王洪秀全“誤國不用賢才”，而曾國藩卻“能識別賢將”。曾氏自創湘軍，白手起家，建立人才隊伍，從無到有，由小到大，最後開創了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人才幕府。他的幕府成為晚清人才的淵藪，一時有“第二朝廷”之稱。許多中進士的人，不願意在朝廷為官，而願意到曾國藩手下做幕僚，這是當時的一個特殊現象。因為在朝廷做官，出息不大，在曾國藩手下做幕僚有出息，能得到鍛鍊，很快能夠提拔。
曾氏到底是如何網羅人才的？第一，曾國藩從心裡認識到人才的重要性。他知道要集齊眾人之才才能成就大事的道理，正所謂“辦天下事，要天下才”。第二，曾國藩做到了真正的“愛才、惜才”。曾國藩在他的1500多萬字文集中，處處都可以看到他對人才的愛護和珍惜。這裡略舉兩個例子：胡林翼本來是應湖廣總督吳文鎔的邀請，帶了600名貴州兵，到湖北去援助吳文鎔。結果他到湖南湖北交界地時，吳死了，武漢城已經被太平天國打下來。胡林翼以一個剛剛提拔的道員身份，一個翰林出身的文人，帶領著600人，進退失據，進也不是，退也不是。軍餉也沒有著落，也沒有人管。曾國藩看出胡林翼的才能，他要留下胡林翼和湘軍一起作戰。於是他給朝廷寫報告，說把這支軍隊留在湖南，一切軍餉由湖南來供應。他說“胡林翼之才，勝臣十倍”，他那個時候有那麼高的地位，這種話不是那麼容易說出來的。
在保舉人才時，他都在後面加上一句話：如果這個人不能勝任的話，今後出了什麼事，請朝廷撤掉我的職，我用我的名聲來為他擔保。清朝末年的官兵
“惜才”，他愛惜人才。比如當年左宗棠是一個幕僚，充其量相當於省政府的一個秘書長，但是這個人自視很高，也不很約束自己。沒有一官半職，他居然可以指揮省長，號令三軍。人家一個軍分割槽司令員，到省裡彙報工作，沒有向他行禮，他就罵人家，拿腳踢。這個人覺得受到奇恥大辱，給朝廷寫了一個報告，說左是一個很壞的人，非要處理不可。左宗棠踢朝廷命官，簡直是打朝廷的耳光。咸豐皇帝接到報告以後，下令湖南調查這件事，如果是真的話，就地正法，殺掉左宗棠。後來很多人來保他，曾國藩也堅決保他。他講左宗棠是一個有真才實學的人，就是性格不好。他說天下紛擾，培養一個人才不容易，請為天下愛惜這個人才，請咸豐帝刀下留人。然後又推薦左任藩臬一級的官員。本來曾國藩對左宗棠有再造之恩，但左宗棠這個人後來因為本事也大，官位也高，他完全不記得這些恩德了。後來就什麼時候都罵曾國藩，跟他關係搞得一塌糊塗，兩人鬧翻了。但是曾國藩不計較。後來左宗棠奉命到新疆打仗的時候，曾國藩把自己手下最得力的一支軍隊老湘營，交給左宗棠。當時湘軍創始之時，有兩個很有名的將領劉松山、劉錦棠，他們是很會打仗的兩叔侄，老湘軍的統領。左宗棠打新疆主要靠的就是這支老湘營，新疆第一任巡撫就是劉錦棠。那時曾國藩是兩江總督，錢糧源源不斷地予以供應。這個事情最終感動了左宗棠。在曾國藩死後，左宗棠發自內心地給曾國藩一副輓聯：“知人之明，謀國之忠，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
第三，曾國藩善於識別人才。後人講曾國藩善於識別人，尤善相士。現在坊間有一本書叫做《冰鑑》，這本書類似於《柳莊相法》、《麻衣相術》。《冰鑑》署名曾國藩，但不是曾國藩寫的，是後人假冒的。早在道光年間就有《冰鑑》這本書了，為什麼後來署上曾國藩的名字呢？就是因為曾國藩有善於識人這樣一個知名度，於是書商就打著他的旗號來推銷。
曾國藩識人主要是建立在他的學問和閱歷上的，應該是可以值得重視的。比如說他講的“端莊厚重是貴相”、“謙卑含容是貴相”、“事有歸著是富相”、“心存濟物是富相”，這些講的都是一種修養，一種性格，一種處事態度，不是很神道的東西。
他在識人上有兩個要點。一是在“德”與“才”之間，他特別重視“德”。他曾經說過，“德”好比水之源頭，“才”是水之波浪；“德”為木之根本，而“才”是木之枝葉。二是在“學”與“識”之間，更重視“識”。他說過“凡辦大事，以識為主”。“識”是最主要的。他很推崇諸葛亮“才需學，學需識”的觀點，他認為這是至論。他一看到容閎，就認為容閎是個了不起的人才。容閎是中國第一個在美國獲得學位的人，對促進近代中國走向世界起了很大作用。他跟容閎第一次見面，聽容閎談中國富強的出路。容閒講中國要學西方，要把科學技術引進來。曾國藩認為這是一個很有見地的觀點，馬上就給他6萬兩銀子，要他到美國去買機器。後來就用這批機器，建立起中國第一家機器製造局。同時曾國藩還給朝廷上了一個奏摺，建議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這個奏摺，被史學界認為是揭開中國洋務運動的一個里程碑。從那以後，中國開創了一個新的局面，向西方學習，走向世界。這就是近代史上的洋務運動。
在具體識別人才上，他有一些自己的做法。首先，他特別看重言談，他不喜歡誇誇其談的人，甚至喜歡木訥的人，他認為這種人比較可靠。其次，他特別注重小事。有一個人從鄉里投奔他，跟他一起吃飯，看到飯裡有穀粒，就將穀粒丟掉不吃。曾國藩覺得這個人不好。他本來是窮苦人出身，到軍營裡能吃飽飯，跟鄉里比已經很不錯了，他卻把穀粒丟掉。他覺得這個人不可重用，後來就打發這個人回去。再就是看舉止。他認為一個可以擔當大事的男人，最好的舉止是穩重。他教育他的兒子，一再講要穩重，不能輕飄。
第四，曾國藩很善於使用人才。使用人才才是最後的目的。他的做法是，（1)廣收慎用。人才大量接收，但是使用上很謹慎。（2)因量器使。你是什麼才，我就把你放到什麼地方。（3)區別對待。絕對不能把賢才和庸才放在一起。（4)培養人才。他認為人才是培養出來的。培養的主要方法是“宏獎”，即充分鼓勵。他認為鼓勵可以使一箇中才變大才。對待部下要鼓勵，要愛護。他有句話說得好：“揚善於公庭，規過於私室。”對部下好的地方當面表揚，不好的地方個別談話批評。他也很善於儲備人才，這方面最大的貢獻就是開創公派留學生的先河。他和李鴻章一起提出建議，派一批幼童到美國學習十年十五年，讓他們學習西方科學技術，學成後歸國，使中國徐圖自強。
第五，慎選替手，使事業後繼有人。曾國藩一生在人才上，最大的成效就是他選擇了一個好的接班人－李鴻章。李鴻章是曾國藩嚴格意義上的真正的學生。他著意裁培重用李鴻章，使得李鴻章成為他事業的接班人。在曾國藩去世後的30年中，李鴻章執掌中國軍事、外交的大權。曾國藩死後，他的名聲在很長一段時間比生前還高，這有很多原因，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李鴻章不斷為他的老師鼓吹宣揚，這是曾國藩死後名聲大顯的一個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