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6日,張作霖派兵闖進了俄大使館,將正在此處工作的共產黨人李大釗等人予以逮捕,隨後便將其關押在了俄兵營的第28號房間,而在遭受了二十幾天的折磨之後,4月28日,李大釗正式被推上了絞刑臺,在高呼一聲“為主義而犧牲”後,他便英勇就義。
新中國成立之後,黨中央開始對此事進行調查,誓要將曾經的反革命分子繩之以法,此時公安部也有積極配合。1951年,參與過對李大釗行動的特務相繼被抓,經過審訊之後,李大釗被害的真相始末終於露出水面,同一時間,人們也瞭解到了李大釗施刑過程持續40分鐘的細節。那麼當初李大釗究竟是如何被抓的?行刑的那四十分鐘裡又發生了什麼呢?
二十世紀初的中國,不斷遭受著帝國主義的剝削和壓迫,人民百姓過得水深火熱,而為了挽救國家於危難時刻,很快,一大批有志之士便相繼出現,這其中就有李大釗。
因為從少年時代就立志於要振興中華,於是到了18歲時,李大釗便努力考入了北洋政法大學,畢業之後他放棄做官,又奔赴日本尋求治國良策,而等到俄國的十月革命獲得勝利之後,李大釗便將馬克思主義帶入了中國,隨後又與陳獨秀一起建立了中國共產黨。
1922年到1924年間,李大釗受到黨的委託,開始行走於中國的大江南北,努力建立革命統一戰線,也正是在這一期間,他又在中共中央的安排下,正式以共產黨員的個人身份加入了國民黨,主要負責兩黨在北方的工作。
1924年10月,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將段祺瑞推上了臨時總執政的位置,隨後他又聯絡了奉系軍閥張作霖,一起歡迎孫中山迎來共商國家大事,然而後期局勢發生變化,馮玉祥反遭排擠。於是為了表達對於孫中山的支援,李大釗便將傾向於革命的國民軍聯合團結起來,與段祺瑞和張作霖所代表的奉系軍閥展開了對抗。
1926年3月,在處境極其危險的情況下,他再次領導參加了反帝和反北洋軍閥的運動,而段祺瑞為了平息此事,便特意下令以“嘯聚群眾,屢肇事端”的罪名通緝李大釗,為此他便不得已要轉向地下工作。
同年的4月份,奉系軍閥張作霖也加緊了對於國共兩黨的迫害,當時他曾命人在北京城中貼下了告示,宣佈只要是主張共產的,不管是誰一律死刑,於是不久後邵飄萍以及林白水等人都相繼被抓捕殺害。
至於李大釗,因為是國共兩黨的負責人,又能幫馮玉祥的部隊和南方的國民政府溝通,自然也成了張作霖追捕的主要物件。1927年4月7日,李大釗不幸被抓,而在遭受了十幾天的折磨之後,他又被推上了刑場。可是施刑過程卻持續了將近四十分鐘,李大釗才徹底停止了呼吸。
李大釗英勇犧牲一事對於後世影響深刻,以至於到了新中國成立之後,黨中央也要繼續下令讓公安部部長立查清此事,除了要將李大釗被害始末調查清楚,還要將那些參與了抓捕行動的反動特務繩之以法。
很快在全國各地的公安部門的聯合配合之下,曾經在京師警察局任職的多名相關人員,都相繼被抓住,分別是閻振郎、吳鬱文、雷恆成、陳興亞以及蒲志忠。在接受公安部審訊的時候,他們大多已經不再反抗,更沒有辯解抵賴,隨之也將李大釗的遇害的真相全部透露了出來,而人們也瞭解到了當初那四十分鐘裡究竟都發生了什麼。
1927年的1月的某個晚上,京師警察局廳偵緝處的處長吳鬱文,在聽取了調查員李渤海和許錫仁的工作彙報,得知了中國共產黨中央黨部設在了北京的東交民巷俄國兵營內部,而李大釗也在裡面後,便立即出門,將此事告知了警察廳的總監陳興亞。
陳興亞已經在特務行裡做了很久,算得上是老手,聽到這一訊息後,他並沒有表現得太驚訝,反而開始有了顧慮。因為東交民巷屬於外國人的租界,想要派人去那裡抓人的話,可能還得先獲得工部局的許可,所以他只能告知吳鬱文繼續盯著此事。然而誰曾想,之後一個人的出現,讓事情突然有了轉機。
當時警察廳內三警察區署抓到了一位“共黨嫌疑人”,名叫李大成,他稱自己就住在東郊民巷的俄國兵營裡。出於謹慎,警署便將他送至了司法處再次審訊了一遍,結果這一次的證詞和最初的證詞一樣,司法處便又將李大成送去了偵緝處。
此時得知訊息的吳鬱文為了能套出更多的資訊,便用上了各種審訊技巧,本來還想著如果軟的不行就來硬的,結果李大成一股腦全招了,還把自己在東交民巷的具體位置和李大釗的住址以及他親眷的住址也都說了出來。
吳鬱文心中大喜,隨後便把李大成放了回去,讓其跟自己保持聯絡互通訊息,而每次只要他能從俄國兵營送出信件,就獎勵他一塊或三塊大洋。就這樣在接下來的日子裡,吳鬱文先從李大成那裡獲取訊息,隨後又將其交給了陳興亞,這下他終於可以好好地策劃如何抓捕李大釗。
同年的3月,陳興亞在京師警察廳召開了會議,將此事同眾人仔細地討論了一番,最後定下由偵緝處派出200多名警探,保安警察隊140人,內一警察署警員100人,憲兵隊100名,加起來一共540人,等待時機攻進俄國兵營。同一時間眾人也達成了一致決定,只剿辦中共中央黨部,不管第三國際的事情,除了蘇聯人和女人,只要是中國男人一律逮捕。
4月6日上午8點,吳鬱文立即向眾人下達了命令,讓他們駐守在俄國兵營附近,隨時檢視可疑人物,10點,陳興亞又特意向外國駐華使團首席公使歐登科呈上了一份公文,其中寫道:最近有大批的共產黨員藏匿在使館區內,並且一直在煽動學生工人預謀在首都發動暴動,為了不損害外國人和破壞敵方安寧,希望能允許查抄共產黨人的躲避之處。
看完公文的歐登科沒有過多考慮,立即簽下了名字,同時又叮囑手下不得阻攔中國軍警入界。得到准許之後,吳鬱文便立即下令讓幾位精壯的警探抱在一起撞門,門開之後他們便直衝著共產黨中央黨部的辦公室和李大釗的住所而去,最終一共逮捕六十多名共產黨員。
當時李大釗和眾人都沒反應過來,但是看到這麼多軍警站在自己面前,他仍舊從容不迫地說道:“我就是李守常,也叫李大釗!”
其實前幾日就曾有人告知他,張作霖會派人前來俄國兵營搜查,但或許是因為相信了這裡的治外法權,加上又不想要放棄自己手頭的工作,李大釗便沒有選擇離開,他表示:“東交民巷不容許中國武裝入內,是載在條約上的,他們對我們是沒有辦法的”然而沒想到事情並沒有按照他所想的發展。
李大釗被捕的訊息很快傳了出來,在各界都引起了很大反響,北京的25所學校甚至都聯合起來發表宣告,希望張作霖能寬大處理此事,而章士釗也特意前去找人向張作霖求情,希望他不要因為一時之氣殺戮國士。
後期針對應該如何處理李大釗的事,兩個派別也隨之產生,張作霖開始有些猶豫。但是為了讓輿論更加傾向於自己,他便將當初從俄國兵營時搜出來的大量機密檔案公佈了出來,隨後張作霖又向孫傳芳、閻錫山等多名軍閥發去了電報,希望能聽取他們的意見,結果最後只有一人提議“量情法辦”,剩餘的人都主張“嚴辦”。
就在外界議論紛紛的時候,被關在監獄裡的李大釗,也一直在不斷遭受殘酷的審訊和折磨,可即便如此,為了保護其他的同志們,為了維護著黨的利益,他始終沒有談到共產黨,而是一直都在談論國民黨。張作霖手下的人此時雖然沒有辦法,但就是不願意放人。
隨後為了將李大釗救出來,北方的鐵路工人便開始行動了起來,他們準備嘗試劫獄,因為此前與李大釗結下了非常深厚的革命友誼,所以他們不能眼睜睜的看著他死,無論如何都要將人給安全的救出來。可這邊的李大釗聽後卻直接選擇了拒絕,他不能再讓黨組織為了自己遭受損失,也不願意看著他們為了救自己而犧牲。
4月23日,李大釗的案子被送去了軍事法庭會審,隨後他就被安上了勾結外國人、意圖紊亂國憲以及煽動內亂的罪名。
此時距離李大釗被關已經過去了十幾天時間,仍舊猶豫不決的張作霖,又去詢問了蔣介石該如何處理李大釗,因為他此前已經發動過四一而政變,殘害了不少共產黨員,所以這次回應張作霖時,他便建議從速執行。
4月28日上午,張作霖命人在京師警察廳開辦了一場特別法庭,只用了一個多小時的時間,案子就草草了結,李大釗以及其他的同志們都將被判處死刑。
下午一點鐘,李大釗和其他的二十多名同志緩緩走出了刑房,等到簽完名拍完照,便被押解到了一個龐大的絞刑架下,行刑正式開始。根據當時目睹過現場的人曾透露,負責行刑的人員並不太會使用絞刑架,所以他們便把李大釗拿來做試驗。
當時的行刑人員先是將繩索套在了李大釗的脖子上,等到他站在了特定的位置,便按下了開關,李大釗腳下的擋板立即開啟,隨即兩腳騰空,被繩子吊在了半空。
而就在他快斷氣之時,行刑人員又將他抱了起來,解開了繩子,於是李大釗又能繼續呼吸到空氣,可沒想到下一刻,他又被推上了絞刑臺,而行刑人員也將之前那一幕重複了一遍,就這樣李大釗連續三次被反覆推上去又吊起來,如此這般折磨,中間持續了將近四十分鐘的時間,他才英勇就義。
次日,張作霖下令提供了棺木,將被害者抬到了宣武門外北頭路西土地廟下斜街長椿寺內,告知親屬前來認領,而聽聞訊息之後,李大釗生前的好友便都紛紛趕來,湊錢為他準備了一口好棺材,後來因為有張作霖影響,葬禮並沒有舉行。
直到1933年,李大釗的夫人得知自己時日無多,便又向北大的校長蔣夢麟發起了求助,他深知李大釗之名望,隨即便開始在社會上募捐,同年4月,李大釗的公祭才得以在妙光閣舉行,而中共北方黨組織雖然不便前來,卻仍舊書寫了一塊墓碑,送至了李大釗墓前,悼念這位革命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