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5年中央紅軍抵達吳起鎮起,延安這座城,便與國家和民族的命運緊密相連。
延安位於溝壑縱橫的黃土高原腹地,寶塔山、清涼山、鳳凰山鼎足而立,延河與南河在這裡交匯,形成了三山如屏,兩水繞城的天然格局。
在山環水抱間,延安古城走過了2300多年時光。
延安古稱延州,從秦漢到隋唐,這裡一直是兵家必爭之地,是中原王朝與北方遊牧民族對峙的古戰場,有“三秦鎖鑰,塞上咽喉”之說。
到了宋代,這裡更是成為關中門戶,一旦失守,都城汴京便沒了後路。
北宋時期,党項人在中國西北建立起西夏國,時刻威脅著北宋邊境。
康定元年,西夏人集結十五萬兵馬,向東進犯。延州位置緊要,一旦陷落,敵軍便可沿黃河而下,威脅京師。
駐守慶州的劉平和石元孫得知訊息後,立即帶一萬士兵星夜馳援,當他們賓士到延州城外的三川口時,遇到了西夏的軍隊。
然而,對方的兵力足足有十五萬之多,一萬對十五萬,兵力如此懸殊,註定是一場惡戰。
但宋軍完全不懼,他們堅守在延河河谷,浴血奮戰,直到全部戰死沙場。
一萬將士用生命為延州城贏得了時間,守城士兵築起堅固的工事,受到重創的西夏軍只得無奈撤軍,古城得以保全。
歷史上,延安經歷了數代王朝的興衰更替,在一次次血與火的洗禮中,磨礪出古城人不屈的風骨。
延安也從黃土高原上的一座邊塞之城,發展成一座有著光榮革命歷史的紅色之城。古城中的每一寸土地、每一孔窯洞,都充滿著紅色印記。
古城裡的中共中央西北局紀念館,記錄著一段陝北紅軍的歷史往事。
1932年,國民黨部隊對中央蘇區發動第四次軍事“圍剿”,中國革命形勢陷入危機。而就在這一年,西北地區的革命火種卻形成了燎原之勢。劉志丹與謝子長一起建立了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年僅18歲的習仲勳率領三百多人發動“兩當兵變”。
兩年後,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成立,習仲勳被選舉為主席,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勳等領導的西北紅軍幾經磨難,歷經挫折,在殘酷局面下生存下來,不斷髮展壯大。
這支在陝北大地保留下的革命火種,為中央紅軍的到來,奠定了基礎。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經過艱苦卓絕的兩萬五千里長徵,到達陝北吳起鎮,與陝北紅軍會師。這支出發時八萬多人的隊伍,在敵軍重兵圍追堵截下,到達陝北時,只剩下七千多人。輾轉漂泊的隊伍,終於找到了紮根的土壤,並依靠群眾的力量在這片黃土地上茁壯成長。
當年奔赴延安的,不僅有上陣殺敵的戰士,還有眾多文藝工作者。
隨著大批進步青年的到來,以培養抗戰文藝工作者為目標的魯迅藝術文學院應運而生。
當時來到延安的文藝界人士的生活學習經歷,與這片黃土地上的人們截然不同,他們創作出來的作品,離老百姓和軍人的生活太遠,很難被接受。
直到1942年5月,毛澤東邀請在延安的文藝工作者前來參加那場著名的“延安文藝座談會”。
座談會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無數觀點自由地交流和碰撞。在會議的最後,毛澤東做了總結髮言,他把文藝的問題歸結為“為什麼人”和“如何為”的問題。號召廣大師生深入火熱生活,為最廣大的工農兵服務。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確立了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這一方針的確立,影響了當時延安和此後整個中國文藝的發展方向,成為中國文藝史上的一個里程碑。
從那時起,大批文藝青年開始下鄉採風,他們來到田間地頭,和老鄉們同吃同住同勞動,由此創作出許多反映時代本質、老百姓需求的作品。
在延安期間,“魯藝”培養出包括穆青、賀敬之、馮牧、李煥之等人在內的685名學生,他們先後隨人民軍隊走向四面八方,成為中國文藝事業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
歌劇《白毛女》,歌曲《黃河大合唱》,小說《暴風驟雨》《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等延安時期創作的經典作品,為抗日戰爭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力量和思想武器,這些作品在今天依然有著強大的生命力。
延安這座中國革命聖地,見證著中國共產黨由小到大,由弱變強,從低谷走向高峰,最終扭轉了中國的乾坤。延安精神滋養了幾代中國共產黨人,從硝煙瀰漫的崢嶸歲月到蓬勃發展的建設年代,從蒼茫無際的黃土高原到生態宜居的綠色新城。擁抱著新時代的延安人,如今再次起航,他們懷抱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邁向新的征程。
第七季
播出時間:2021年9月5日(週日)22:00
播出頻道:CCTV-4 中文國際頻道
中央廣播電視總檯華語環球節目中心新媒體
製片人/楊修雯
責編/王靜 編輯/王昕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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