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象牙山男孩
土地革命戰爭的後期(1934-1936)，中國工農紅軍第一、第二、第四方面軍和第二十五軍，離開了原來的革命根據地，實行了戰略大轉移。在這些遠征的部隊中，有一批堅強的女戰士，活躍在各個工作崗位上，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為紅軍長征譜寫了更加壯麗、更富傳奇色彩的篇章。
一、參加長征的三十位女幹部，被稱“政治戰士”
1934年10月初，第五次反“圍剿”戰爭失敗了，中央紅軍準備從中央革命根據地突圍向湘西轉移。許多紅軍女戰士，積極響應中央“準備反攻”的戰鬥號召，毅然要求加入長征的行列。
她們中的大多數，是透過嚴格的體格檢查和政治審查，確認為身體健壯，能走、能背，政治上堅強可靠，有獨立工作能力，會做群眾工作，得到組織批准而踏上征途的。
有少數女戰士，因生病、體弱、懷孕等原因，組織上動員她們留在根據地休養身體，堅持鬥爭；但因她們堅決要求跟主力部隊同行，最後也被領導同意參加長征。
如女幹部鍾月林，在長征出發前夕忽然得了痢疾，組織上叫她留下，她堅決不願留，一再向組織上表示：“我能走，死也要跟部隊走！”組織上見她態度很堅決，終於批准了她的要求。
女幹部曾玉，因懷孕被組織決定留在中央根據地，但她堅決要求跟隨部隊走，主動跟上了長征的隊伍。還有不少女戰士，因體檢不合格而被刷下來了。
關於婦女幹部參加中央紅軍長征的情況，中央工作團團長董必武有個概略的記述。他說：“在中央革命根據地出發時，原調有30多個女幹部，最大一部分是送總衛生部，幾個有病的養病，4個有身孕的在那裡休養，做工作的約20人。
衛生部檢查了這部分做工作的女同志的體格，認為不適合於遠征條件的留下了5個人，那時候被留下的5個女同志是多麼的不高興啊(後來有兩個仍跟隨別部分到了陝甘)毫無問題)！
移到麻地(距衛生部原駐地60裡)整備行裝時，有4個女同志‘打擺子’ (江西稱瘧疾為‘擺子’)，也被留下了。她們一個一個地都哭著臉，要同我們一塊兒走。實際上她們病了走不動，又沒有擔架，結果，就違反了她們的願望。”
1934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率領中央紅軍主力和後方機關86800餘人，從江西瑞金、于都和福建長汀等地出發，開始偉大的長征。
參加中央紅軍長征的女幹部共有30人，她們是：蔡暢、鄧穎超、康克清、賀子珍、劉英、劉群先、李堅真、李伯釗、錢希均、陳慧清、廖似光、謝飛、周越華、鄧六金、金維映、危拱之、王泉媛、李桂英、甘棠、危秀英、謝小梅、鍾月林、吳富蓮、楊厚珍、肖月華、李建華、曾玉、劉彩香、丘一涵、吳仲廉。
以上30名女幹部，除康克清在總司令部，蔡暢、危拱之在總政治部，劉英、李堅真在中央直屬機關，周越華在中央總衛生部，李建華在電臺，各隨自己的單位行動外，其餘23名女幹部都編在董必武、徐特立領導的中央工作團。
起初，她們單獨編成了婦女隊，由劉群先任隊長，李伯釗任政治主任。後來婦女隊解散，女幹部們分別被編入了中央工作團各連隊，從事政治思想工作等二到貴州黎平後，部隊實行整編，中央工作團編為總衛生部幹部休養連，女幹部被編入了幹部休養連的第二班——婦女班。
在幹部休養連的23名女幹部中，鄧穎超、賀子珍、陳慧清、曾玉、金維映、劉群先、楊厚珍、丘一涵等8人因體弱生病或懷孕在連裡休養，兼做些群眾思想工作，李伯釗、廖似光、錢希均、鍾月林、肖月華、謝飛、謝小梅等7人是工作組成員，做調查民情、宣傳群眾、僱請民伕等工作，危秀英、鄧六金、吳富蓮、王泉媛、劉彩香、甘棠、李桂英等7人則隨擔架隊行軍，做擔架運輸隊員的政治思想工作，也參加打土豪、籌糧籌款等地方工作，當時大家稱她們為“政治戰士”。
幹部休養連連長，開始由教導師政治委員何長工兼任了指導員是黃應龍。遵義會議後，部隊進行整編，何長工調往紅九軍團任政治委員，連長換成了原紅八軍團衛生部部長侯政，指導員換成了原中央直屬機關司令部民運科科長李堅真，吳仲廉任連隊秘書。董必武任連隊的黨總支書記，鄧穎超、李堅真、侯政等是黨總支委員。
中央紅軍到達雲南威信縣城扎西時，組織上考慮甘棠是四川南溪人，對川西情況比較熟悉，便決定讓她和李桂英留在川滇黔邊界開展游擊戰爭。
紅軍到達雲貴交界的北盤江堆區時，組織上又決定羅明去貴陽開展工作，讓他的愛人謝小梅隨同前往。紅一、四方面軍會合後，康克清、李伯釗、王泉媛、吳富蓮、吳仲廉隨以四方面軍為主的左路軍行動，三大主力紅軍在甘肅會寧地區會師後，王泉媛、吳富蓮、吳仲廉又隨婦女抗日先鋒團渡過黃河，參加了西路軍的行動。
這樣，自始至終參加長征的中央紅軍女幹部共有27人，其中隨中央紅軍到達陝北的是24人。這24人走完了兩萬五千裡的艱險路程，沒有一個人掉隊或病亡；有幾個患病、受傷的，經過長途跋涉的鍛鍊，反而增強了體質。參加西路軍的3名女幹部，則走了更漫長的路，經受了更艱苦的歷程。
此外，參加中央紅軍長征的還有女戰士蔡雲香、劉釗等。
二、一批最早遠征的女戰士，英勇的西征
參加紅二方面軍(1936年7月甘孜會師前稱紅二、六軍團可長征的女戰士約有20餘人。1934年8月，湘贛革命根據地的紅六軍團在任弼時、肖克、王震率領下，奉命作為長征先遣隊，開始了英勇的西征。
紅六軍團經過兩個月的艱苦行軍，到達黔東印江縣木黃地區，與賀龍、關嚮應率領的紅二軍團會合，進入湘西，建立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隨紅六軍團西征的女戰士有李貞、陳瓊英、周雪林、陳羅英、馬憶湘等，她們是最早參加遠征的女紅軍。
一年後(1935年11月)，紅二、六軍團在國民黨軍100餘團重兵包圍的險惡形勢下，開始從湖南桑植向貴州、雲南、四川等地突圍轉移。當時，隨軍長征的女戰士不足20人，途中又有一些進步女青年報名入伍。這樣，隨軍長征的女戰士便有20多人。她們是：
李貞、陳琮英、戚元德、周雪林、蹇先任、蹇先佛、陳羅英、馬憶湘、曾紅林、胡越強、張四妹、陳瓊英、伍秋姑、石芝、馬積蓮、範慶芳、杜玉珍、秦金美、朱國英、張金蓮、尹菊英、李智等。
參加紅二方面軍長征的女戰士，沒有單獨編隊，沒有統一的組織，分散在部隊各個單位。她們中有幹部、機要員、護理員、炊事員等，而大部分是擔任宣傳工作和群眾工作的。她們中有的是姐妹倆，有的是母女倆，身體條件也不一樣，但都經受了長征嚴峻的考驗，除個別人外，都隨部隊到達陝甘革命根據地。
三、人數最多的紅色娘子軍，三過雪山草地，歷盡艱辛
紅四方面軍參加長征的女戰士人數最多，約有2500人左右。
1935年春，紅四方面軍在川陝革命根據地粉碎四川軍閥的圍攻，取得了嘉陵江戰役的勝利後，開始了艱苦的長征。在夾金山下的懋功，紅四方面軍與中央紅軍(紅一方面軍)勝利會師。
毛兒蓋會議後，紅一、四方面軍混合組成左右兩路軍，分頭北上。但由於張國熹分裂主義的錯誤，致使紅四方面軍三過雪山草地，歷盡艱辛。
參加紅四方面軍長征的女戰士，有著名的婦女獨立團約1000多人。婦女獨立團是從川陝根據地的婦女獨立營發展起來的，從團長到飼養員，全都是婦女，她們大多擔負著繁重的後勤工作。
此外，總供給部下屬的婦女工兵營約500多人，主要負擔運輸工作。還有總政治部下屬的新劇團，總供給部下屬的糧食局、被服廠、軍醫院、運輸隊和各軍、師的宣傳隊，都有一批英勇能幹的女戰士。
紅四方面軍知名的長征女戰士有：
張琴秋、曾廣瀾、陶萬榮、林月琴、王澤南、汪榮華、王定國、何蓮芝、楊文局、吳朝祥、華全雙、李開芬、陳真仁、劉堅、林江、苟貴英、李健、劉伯興、彭玉茹、趙明英、侯守玉、馬正英、胡玉蘭、何福祥、張懷碧、趙應蘭、閻桂明、趙蘭英、劉桂蘭、何翠華、詹應香、廖赤見、劉立清、郭長春、張明秀、吳順英、張萍、史群英、張蘇、楊磊、何熾、王順洪、侯正芳、姜萍、李敏、孟瑜、盧桂秀、張正富、張茶清、李開英、李文英、賈德福、羅林、王學榮、王學農、朱映明、馬桂花、閻桂秀、彭仲美、周時；清、張世秀、張傳玉、劉照林、播家珍、李玉南、烏儘先碧、蒲秀英、鄭庭玉、蘇桂英、吳國秀、王子俊、王大英、李保珍、李秀英、宋學珍、孫桂英、李山仁、楊玉花等。
在各路長征女紅軍中，紅四方面軍的女戰士，不僅人數最多，而且擔負的任務也最繁重，犧牲也最大。尤其是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後，紅四方面軍中的1300餘名女戰士(稱“紅軍婦女抗日先鋒團”)，參加了西路軍的行列，經歷了英勇悲壯的歷程。
四、七女從徵，與部隊同生死共患難
參加紅二十五軍長征的女戰士最少，只有周東屏、戴覺敏、餘國清、田喜蘭、曾紀蘭、張桂香、曹宗楷等7名女護士。她們在長征開始時，曾兩次被組織動員留下，經她們堅決要求，才被領導同意跟隨隊伍長征。
第一次是1935年11月，紅二十五軍在程子華、吳煥先、徐海東的率領下，離開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向豫陝方向轉移。當時，紅二十五軍穿越平漢鐵路，軍政治部眼看前有阻敵，後有追兵，軍情緊急，怕隨隊行軍的7名女護士出危險，就派人一再動員她們留在根據地，並給她們每人發了8塊銀元。
但她們覺得離開部隊沒有出路，拿著銀元，心情很沉重，坐在路邊只是哭泣。曾紀蘭說：“不行，我們不能留下，要隨部隊走！”周東屏把銀元扔在地下，對政治部來做思想動員工作的幹部大聲說：叫我們回去，回到哪裡去？我是逃出來參加革命的，難道還要我回去重新當童養媳不成？”
周東屏一帶頭，其他6人也照樣把銀元扔在地上，同那個幹部講理：“我們沒有家了，往哪裡去？”“紅軍就是我們的家！”“紅軍走到哪裡，我們就跟到哪裡！”她們不管那個幹部講多少理由，都坐在原地不動。
就在這時，徐海東副軍長騎著馬過來了，她們7人就不約而同地圍上去，七嘴八舌地講起了事情的來由，並一致表示：“堅決當紅軍，走革命的路。就是死在這裡，也決不回頭！”
徐海東見她們革命意志十分堅決，便哈哈一笑，馬鞭一揚，大聲說：“革命性還蠻強嘛！快趕隊伍去吧！”她們7人頓時破涕為笑，歡快地趕路了。
第二次是在湖北棗陽。11月中旬，部隊領導見她們7人走路慢，行軍常掉隊，敵情又嚴重，便再次動員她們離開紅軍，先到幾個可靠的群眾家隱蔽起來，等形勢好轉後，再來接她們歸隊。
但她們有了第一次不離隊的經驗，說什麼也不聽了。領導找她們談話時，她們7人都堅決表示：“部隊走到哪裡，就跟到哪裡，我們活著是紅軍的人，死了是紅軍的魂，叫我們離開部隊，堅決不走。我們要與部隊同生死共患難。”
她們那種革命到底的決心，又一次感動了領導，再次允許她們隨隊前進。她們一路上風餐露宿，任勞任怨，努力工作，精心護理傷病員，克服了無數困難，終於成了最早到達陝北根據地的一批女紅軍。當時，人們風趣地稱讚她們是：“七仙女參加長征”。
總起來看，在約20萬長征健兒中，女戰士僅有兩三千人，所佔比例並不大。
究其原因，不只是因當時婦女受舊社會封建思想和家庭環境的束縛，參加革命隊伍的人數本來就較少，而且主要是因為組織上考慮到婦女的體力、生理等方面的特點，認為她們不易適應長途行軍作戰的艱苦環境，所以將女幹部和女戰士中的多數人留在革命根據地堅持鬥爭。
正如朱德在和美國作家尼姆·韋爾斯的談話中所指出的：“有許多婦女渴望加入正規軍，我們不能收容她們。這主要的是訓練的問題。
其次，紅軍是非常流動的，而她們在戰鬥動員上，卻適應不了這迅速的行軍，亦不能勝任地攜帶必需的用品，又因為生活萬分困苦，她們得病的機會總比男人來得多。”
但是，“無論如何，她們的精神是挺好的，而且在別的任何軍隊裡，她們能夠成為很好的優秀計程車兵。在遊擊部隊中，英勇的女戰士是很多的。”“她們在奪取敵人的糟重與武器上，很能勝任，並曾擊敗過敵人的一兩團兵。”
在二萬五千里長徵中，婦女的人數雖然不多，但她們經受了比男子更多的苦難，進行了可歌可泣的鬥爭，創造了驚天動地的業績，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勳。她們是中國婦女的光榮和驕傲。
作者簡介：象牙山男孩，東北歷史愛好者一枚，正經與逗比的歷史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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