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章百家：
塑造適合時代需要的中美關係，
需要打破常規的勇氣
本刊記者/宋春丹
發於2022.2.21總第1032期《中國新聞週刊》
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國外交史研究專家章百家的父母都是中美破冰的直接親歷者。1971年初，基辛格秘密訪華之前，在周恩來、葉劍英的直接領導下外交部成立了專門的籌備組，章百家的父親、時任外交部美大司司長章文晉是籌備組的主要成員，在外交部新聞司工作（1972年任副司長）的母親張穎也是這個組的成員。
這些都是絕密的，當時20歲出頭的章百家作為部隊文工團一名學員，自然對此一無所知。只是1971年初，他所在的部隊下發了毛澤東與斯諾的談話整理稿，幾個月後報紙上刊登了基辛格訪華的訊息。那是他第一次模糊意識到中美緩和的好處，因為之前大家擔心會爆發中蘇戰爭，這之後他覺得戰爭可能性降低了。
從尼克松訪華至今，整整半個世紀過去了。章百家說，其間中美關係雖經歷了一些曲折，但總的來看是不斷向前發展的，然而最近幾年兩國關係卻出現了自那時以來所未遇的困難，中美之間出現了結構性矛盾。儘管今天中美關係涉及的問題要遠比當時複雜，但有一點是不變的，那就是合則兩利，鬥則俱傷。中國和美國作為世界上兩個偉大的國家，應該也可能具有超越過往歷史的洞察和能力。
中國新聞週刊：2月21日是尼克松訪華50週年之日。作為當年中美破冰者的後人和一位研究中國外交史的資深學者，在這個日子裡你有什麼回憶和感觸？
章百家：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標誌著中美關係正常化程序正式開始。這是中美關係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影響和改變世界的一件大事。
雖然我的父親和母親都是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直接參與者，但我當年所知有限。我和大多數人一樣，都是從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攝製的新聞簡報中看到尼克松訪華的場景。給我留下較深印象的有三件事：一是那段時間父母工作很忙，我幾乎見不到他們；二是此前各單位都傳達了中央關於接待尼克松訪華的精神和要求，特別是遇到美國記者應如何作答；三是整理市容，主要是清除“打倒美帝國主義”之類的標語。
由於尼克松訪華的訊息在1971年7月基辛格博士秘密訪華後已公佈，當這一破冰時刻到來時，北京的氣氛比較平靜，但略顯緊張，沒有當時歡迎友好國家領導人來訪時的熱烈。當然，對尼克松的接待是高規格的，準備充分、禮數週全、安排縝密。在不卑不亢的基調中，人們能感覺到，一個巨大的變化發生了，中美兩國長達22年的對峙與隔絕終於結束了。
50年彈指一揮間，中美和世界都發生了巨大變化。毫無疑問，中美關係的改變是促成這許多變化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中美關係自身的變化之大、變化之深刻，更是當時人們難以想見的。如今，造就中美關係歷史性轉折的那一代人多已逝去，但他們的遠見、魄力、智慧和為此付出的努力永遠值得後人敬佩，他們留下的寶貴經驗也值得後人汲取。
（1971年4月，美國乒乓球代表團受邀訪華期間，中美乒乓球運動員一同訓練，切磋球技。圖/人民視覺）
中國新聞週刊：在以“反帝反修”為標誌的“文化大革命”中，中美這對20年的冤家對頭卻走向了和解，這種變化可以說是極富戲劇性的。你曾說，歷史有自己奇特的邏輯，耐人尋味。現在來看，其中主要的邏輯是什麼呢？
章百家：上世紀70年代初，中美關係從對抗走向緩和，從短時段看的確充滿了戲劇性。然而，從長時段看，支撐這種戲劇性的卻是一種歷史的必然：在一個世界中，中國和美國這兩個偉大國家不可能永遠對峙，互不承認，互不來往。
事實上，新中國成立之初所設立的一項主要外交目標，就是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基礎上與世界各國建立正常的外交關係，這也包括美國在內。上世紀50年代中期，周恩來總理在日內瓦會議和萬隆會議期間都表達了中國希望同美國緩和關係的意願，但那時美國奉行僵硬的遏制和孤立新中國的政策，並試圖製造“兩個中國”。60年代初期和中期，美國的肯尼迪政府和約翰遜政府也多少作出過一些緩和中美關係的姿態，但那時中國政府確定了對美“一攬子”方案，即臺灣問題不解決，其他問題都不談。雙方的想法無法契合，中美關係的緩和也就遲遲不能到來。
那個時代中美關係的主題可以用“鬥爭”兩個字來概括，但值得注意的有兩點：一是兩國到頭來仍要建立起正常關係的想法在雙方領導人的頭腦中始終沒有泯滅；二是在長期的對抗和對峙中，雙方領導人都謹慎地設定了底線，在朝鮮戰爭之後避免了兩國再度發生直接衝突。這就為日後中美關係的轉圜留下了餘地。
當中美和解到來之時，中國正處於“文化大革命”之中，美國正處於越南戰爭之中。中國的這場“革命”和美國的這場戰爭，在相當程度上是互以對方為假想敵的。然而，這兩件事卻最終導致了雙方的和解。歷史邏輯的奇特就在於它釀造的果實往往出乎人們的設計。
中國新聞週刊：毛澤東啟動中美關係正常化程序，有哪些主要戰略考量？你曾說，步入暮年的毛澤東在這一過程中又一次體現出他那種革命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相結合的獨特氣質，這種氣質體現在哪裡？周恩來又在其中起到了怎樣的作用？
章百家：俗話說“一個巴掌拍不響”，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啟動需要雙方有共同的意願，還要找到和把握恰當的時機。
推動中美關係正常化的決策無疑是以現實主義為基礎的。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之交，國際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當時，美國深陷越南戰爭泥潭，在美蘇爭霸中處於不利地位；中國亟須擺脫因“文化大革命”在國際上造成的孤立狀態，並抵禦蘇聯對中國國家安全的威脅。雙方各有需求並有所交匯，這就在客觀上為中美關係的轉變提供了契機。在這種情況下，尼克松在競選美國總統時和當選後都表現出與中國改善關係的意願。毛澤東也敏銳地察覺到這一動向，決心以中美關係為突破口，大幅調整中國對外政策。
啟動中美關係正常化的程序是毛澤東的重大戰略決策，這一決策融入了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集體智慧。毛澤東和周恩來都堪稱洞察形勢、知己知彼、把握時機的大師。只是在選擇達成目標的方式上，毛澤東更體現出他那種革命浪漫主義的情懷，最典型的事例就是以“小球”的轉動推動世界“大球”的乒乓外交。在決策制定和實施過程中，周恩來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他直接參加決策並加以貫徹執行，透過周密的安排搭建中美聯絡的秘密渠道，精心準備同基辛格的秘密會談，最終取得中美關係正常化的突破。
這裡，我特別想補充強調一點：中美關係走向正常化的程序是“靜悄悄外交”和“公開外交”相結合的經典案例。仔細考察中美相互接近的過程就會看到，這種“靜悄悄外交”包括釋放帶有善意的訊號、採取微小但具有實質意義的改善關係的步驟、透過秘密渠道實現雙方最高決策層的聯絡、幕後的談判與磋商，等等。如果沒有由此建立起來的最初互信和幕後的細緻安排，就不會有大眾在公開的外交舞臺上看到的那些高潮迭起、精彩紛呈的大戲，也不可能具備真正的推動力和持久的影響力。
中國新聞週刊：1972年中國共與18個國家建交，是新中國建交最多的一年。有外媒說，中國是1972年國際外交舞臺上的“颱風中心”。為什麼會發生這種有如多米諾般的反應？
章百家：新中國成立後，遲遲不能與世界上的許多國家特別是西方發達國家建立起正常的外交關係，主要是由於國際冷戰的出現和美國的阻撓、干擾。尼克松政府開始調整對華政策，意味著美國長期奉行的遏制和孤立新中國的政策失敗了。領頭者的政策要改變，跟隨者自然不甘落後，甚至要搶先與中國建交。這就是所謂的“多米諾”反應。
如果眼界更加開闊，我們就會看到，這是新中國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指導，細緻耐心、以務實精神開展外交工作的長期積累的結果。
新中國外交史上有三次建交高潮。第一次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建交國以社會主義國家和一些周邊國家為主。第二次在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和1955年的萬隆會議之後，建交國以亞非國家為主。最難突破的是與西方發達國家的關係，截至60年代末與中國建交的僅有北歐的瑞典、丹麥、芬蘭、挪威，中歐的瑞士和西歐的法國。1970年10月中國與加拿大建交，此後隨著中美關係開始解凍，中國外交的新局面出現了。與新中國建交的第三次高潮貫穿上世紀70年代的上半期。在此期間，中國與除美國以外的所有發達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並繼續與一大批亞非拉發展中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
如果說，新中國成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其實只是在半個國際舞臺上活動，那麼從這時起，中國外交活動的範圍迅速擴充套件到整個國際舞臺。中國外交格局的轉換，為“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更加積極地參與國際事務提供了前提，打下了基礎。
中國新聞週刊：當前中美之間出現了兩國關係開啟正常化以來所未遇的困難，中美“破冰”的那段歷史又能為我們提供哪些基本經驗和啟示呢？
章百家：尼克松訪華開啟了中美關係正常化的程序。兩國在上海發表的《聯合公報》標誌著中美之間長期存在的敵對狀態業已結束，中美關係走向正常化的大門正式開啟，也標誌著國際政治格局的轉換，為亞洲太平洋地區以及世界的和平帶來了新的希望。
但是，《公報》也反映出中美雙方在臺灣問題上的立場還相差甚遠，尼克松政府也沒有明確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這些都導致了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還有一段艱難的行程。1979年1月1日，中美兩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這一程序才告結束。
回顧中美關係走向正常化的歷程和此後中美關係的發展，我有三點體會。第一，中美兩國關係正常化和不斷髮展順乎歷史潮流，不僅有利於中美兩國和兩國人民，也有利於亞太地區和全世界的和平、穩定和發展。第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中美關係的基礎，是兩國關係健康發展的指導原則。中美三個聯合公報都貫穿了這些基本原則。第三，妥善處理臺灣問題是中美關係健康發展的關鍵。承認一箇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這是中國同任何國家建交和發展友好關係的前提。據此，建交時美國政府做出了與臺灣斷交、終止共同防禦條約、撤出美軍的決定。美國人民同臺灣人民保持文化、商務和其他非官方關係。但須指出，由於種種原因，臺灣仍是中美關係發展的主要障礙。
歷史總是不斷向前發展的，每個時代人們遇到的問題和要解決的問題不盡相同。今天的世界、今天的中國和美國已與那時很不一樣。其中一個重大變化就是中國的成長，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令人矚目的新興大國，中美之間出現了結構性矛盾。儘管今天中美關係涉及的問題要遠比當時複雜，但上述三個方面仍是兩國關係的基礎。
去年11月16日，習近平主席在同美國總統拜登舉行影片會晤時說了一段很重要的話。他指出：過去50年，國際關係中一個最重要的事件就是中美關係恢復和發展，造福了兩國和世界。未來50年，國際關係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中美必須找到正確的相處之道。他強調，總結中美關係發展經驗和教訓，新時期中美相處應該堅持三點原則：一是相互尊重。尊重彼此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尊重對方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尊重各自發展權利，平等相待，管控分歧，求同存異。二是和平共處。不衝突不對抗是雙方必須堅守的底線。三是合作共贏。中美利益深度交融，合則兩利，鬥則俱傷。
當前，中美關係的調整無疑具有極大的挑戰性。它涉及三個層次，即全球性問題、亞太地區問題、雙邊關係問題。塑造適合時代需要的中美關係需要耐心和智慧，還需要有打破常規的勇氣。在中美關係正常化和發展過程中，有許多這樣的案例。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在應對當前中美關係的困局、構築面向未來的中美關係時，中國和美國作為世界上的兩個偉大國家，應該具有超越過往歷史的洞察和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