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楊義堂(中國作協會員)
春江水暖鴨先知。作為在孔孟之鄉工作和生活的文化工作者,我深入學習研究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浩瀚的歷史風雲中尋找代表中華文化的重點人物和歷史事件,用長篇歷史紀實文學的形式來展示和弘揚中華優秀文化的魅力,創作出版了《大孔府》《大運河》《魯國春秋》《千古家訓》《北遊記:蘇祿王傳》《抗戰救護隊》《昆張支隊》等七部長篇歷史文學作品,獲得了泰山文藝獎、山東省文藝精品工程獎。回顧自己多年來的創作歷程,收穫良多,感慨良多。
找尋與時俱進的歷史好故事,展示中華文化的巨大魅力
這些年來,我緊扣中華文化的起源、傳承和復興主題,瞄準了在中國文化史上產生重要影響的人物和家庭,寫出了他們對於弘揚中華文化的不懈努力。
我的第一部長篇紀實文學作品《大孔府》寫的是“天下第一家”曲阜孔府的命運。在1919年到1949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革”時期,一品誥命夫人陶氏以精明強悍的性格帶著這個風雨飄搖的家族向前走,小衍聖公孔德成在詩書禮樂的嚴格教育下成長,樹立了家國一體的大情懷,在日寇逼近曲阜時毀家紓難,發表抗戰宣言,投入到民族抗戰的滾滾洪流中。
《大運河》寫的則是明朝永樂年間汶上彩山農民水利家白英,他提出了治河的《白英策》,但是由於明初嚴酷的吏治,並不願意出山。宋禮禮賢下士,主動和白英結拜為仁兄弟,在兄弟情誼的感召下,白英治河八年,積勞成疾,大運河全線貫通之後,他卻病死在進京領賞的船上。
嚴格歷史考據,拒絕穿越、架空和戲說
由於多年從事文物保護和政協文史資料工作的職業習慣,對當前文藝界特別是影視劇中的某些穿越、戲說和架空歷史的做法深惡痛絕,認為那種胡編亂造是作家不肯下功夫研究造成的,是對中國歷史的破壞和對青少年認知的傷害。
每一次創作之前,我都要做好資料收集和歷史研究工作,做足功課,力爭成為某一個方面的行家裡手。在寫《魯國春秋》的時候,我不僅從《左傳》《史記》《漢書》等歷史書中找實料,還從近年來的考古發現中找證據,從當地民俗當中去考察,因此有了諸多歷史發現。
關於孔子的出生,司馬遷在《史記》中說是“野合而生”,這一說法流傳了兩千多年,歷代儒學專家想給孔子辯解,但都不得其門而入。我從周代的“國野鄉遂”制度瞭解到,“野”是比“鄉”更偏遠的地方。近年來在江西海昏侯墓中出土了一塊孔子銅鏡,上面寫著“野居而生孔子”,原來孔子不是“野合”而生,而是居住在偏遠的“野”地,現在的尼山附近,還有“北東野”等地名。
在寫《大運河》的時候,我到汶上南旺鎮的宋莊、白莊村實地採訪,人們說這兩個村子的人不能結親,是因為兩個村莊的人打過架,有世仇。後來我查閱地方誌,這兩個村莊的人是明朝工部尚書宋禮和農民水利家白英的後裔,當年,宋禮為了請白英出山治河,與其結拜為兄弟,兄弟的後代不能結親,所以《大運河》中就有了宋禮白英結拜兄弟、共同治河的感人故事。書籍出版後,我帶領兩個村莊的人一起到大運河邊共祭治河功臣,他們釋卻前嫌,都為祖先驕傲不已。
遠離西方文學流派,用中國人喜聞樂見的傳統方式來講中國故事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我在山東師範大學中文系讀書,對各種西方文學流派都非常熟悉,也曾嘗試用先鋒派和魔幻現實主義寫過一些習作,但是在我開始寫這些長篇歷史文學作品的時候,卻發現用那種抽象、意識流、荒誕、悲觀的西方文學流派來講這種大情懷、正能量的中國故事很不合適,於是重新研讀《左傳》《史記》和四大名著,從中國優秀傳統文學汲取營養,自覺接續中國古代文學的創作傳統。
中國古代文學的創作有三個特點:一是注重塑造人物,刻畫人物性格,再現人物的音容笑貌,展示他們的曲折命運,體驗他們的愛恨情仇。二是注重故事情節,挖掘出歷史故事本身的曲折和張力,使故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衝突激烈,高潮迭起。三是突出重點,在展示主要人物價值觀和精神追求的地方用力去寫,使人物躍然紙上、光彩照人。
在《蘇祿王:北遊記》中,蘇祿王面對附近達威達威島的欺凌,決心帶領蘇祿三島的人們一起梯山航海到大明朝拜。他們乘坐著舢板和海盜、鯊魚、海嘯、暴風雨、食人鱷、海市蜃樓等進行鬥爭,還要和沿途的部落酋長鬥智鬥勇,最後終於來到大明。《千古家訓》中,顏之推身處亂世之中,歷經梁朝、西魏、北齊、北周、隋朝,三次亡國,多次被俘虜,陷於生死的邊緣,每一次都驚心動魄。北齊被北周滅亡後,顏之推作為亡國之臣來到北周,擔任麟趾殿學士,生活十分困頓壓抑。他和從梁朝來的大文人庾信在一起談天,庾信感嘆梁朝滅亡,寫了一首《哀江南賦》,顏之推感嘆道,您還有江南可以懷念,而我人生最好的時間都在北齊度過,我的故國是哪裡呢?南北朝三百年來,華夏文明一次次受到破壞和打壓,覆巢之下豈有完卵,我們個人的不幸,也是華夏文明的不幸啊!他回家以後,不吃不喝,寫下了長賦《觀我生賦》,回憶一生經歷,為華夏文明而歌哭,幾天之間鬢髮全白。我們在1400多年後的今天,聽到先賢對華夏文明悲愴的呼喚,怎能不動容,怎能不接過聖賢的薪火,把它舉起來,傳下去?!
來源:中國青年報客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