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的一天,廣州電力局的大院裡,一名中年女子正焦急地等待著什麼,她不停地來回踱步,還不住地向大門外張望,目光中既有期待,也有一絲緊張。
不一會,一位二十出頭的小夥子在工作人員的引領下,走進了大院。儘管他很年輕,但臉色黢黑、面板粗糙,穿著一件皺巴巴的粗布衣,一看上去就是農村出身。
看到這位農民模樣的青年,中年女子心裡明白,他就是自己日思夜想、多年尋找的人,她連忙快步迎了上去。
青年似乎也早已知道女子的身份,但眼前陌生的景象、陌生的人,令他還是有些侷促不安。兩人走近以後,面對面站著,彼此的心裡翻江倒海,那不足一米的距離卻成了無法逾越的鴻溝。
過了許久,青年才打破了沉默,他怯生生地說道:“媽……我來看您了……”
話音未落,中年女子再也無法抑制自己的情感,積蓄已久的淚水奪眶而出,她上前緊緊握住青年的手,跨越多年的思念在這一刻終於得以定格……
這位中年女子,就是時任廣州電力局長的曾志,她是我黨歷史上著名的女性革命家,建國後曾任中組部副部長等重要職務。同時,她也是以上這一幕感人的“母子相認”場面的主角之一。
而另一位主角,那名農村青年,正是她的親生兒子石來發。
那麼,身為副部級高官的曾志,為何與兒子時隔多年才得以相認?之後她又為何讓兒子返鄉當了一輩子農民?
這一切,還得從那個風雲變幻的革命年代開始說起……
在湖南農民講習所學習期間,曾志邂逅了在此授課的夏明震,兩人相識相愛
曾志是湖南宜章人,出生那年正逢辛亥革命爆發,這似乎在冥冥中註定了她與革命將有著密切的聯絡。
曾志的長相很漂亮,頗有大家閨秀之風,但她的性格卻十分潑辣,做事風風火火,是湖南“辣妹子”形象的典型代表。
父母對她的教育很是重視,將她送到了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師範學校讀書,在校學習期間,她因帶頭組織學生活動,大力宣傳男女平等、提倡婦女解放,一時成為了校園裡的風雲人物。
浸染了進步思想的曾志,很早便走上了革命道路。1926年8月,她來到了衡陽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決定在這裡進一步學習馬列主義思想,為將來的革命作準備。
當時,曾志是講習所裡少數的女同學之一,為此她受到了很多人的奚落和嘲諷,所以她心裡一直憋著一股勁。
後來,在填報學籍表的時候,她將自己的原名曾昭學改為了曾志。同學感到很奇怪,就問她為何要改名,曾志再次展現了好強潑辣的個性,擲地有聲地說道:
“誰說女子不如男,女孩也有志氣,我就是要為我們女性爭一口氣!”
曾志用改名的方式言明瞭自己的遠大志向,也為她的傳奇人生拉開了帷幕。
在講習所學習期間,曾志與一位名叫夏明震的講師不期而遇,說是講師,其實他當時只有19歲,只比曾志大4歲。
夏明震也是湖南人,很多人可能對他感到很陌生,但論起他的哥哥,在中國革命史上可謂大名鼎鼎,他就是曾寫下著名詩句”——“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的夏明翰烈士。
在哥哥的影響下,夏明震也很早就參加了革命,他的理論水平很高,18歲就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受黨組織指派,他負責在湖南一帶開展農民運動。
出身書香門第的夏明震才華橫溢、英俊瀟灑,很受女學生們的歡迎,正值情竇初開年齡的曾志對他也是一見傾心。
但此時曾志已有婚約在身,在她還未出生時,父母就透過“指腹為婚”的方式,將她許配給了當地的一家名門望族。
信奉自由進步思想的曾志,對這一樁封建式的包辦婚姻很是反感,加上現在又有了心上人,不願再受封建禮教束縛的她,下定決心“單方面”解除包辦婚姻。
父母對她的決定十分不滿,幾次三番催促她回家完婚,但倔強的曾志堅決不從,最後終於成功地解除了婚約。
後來,在險象環生的革命道路上,曾志和夏明震攜手走到了一起。1927年春,兩人正式結為了革命伴侶。
婚後,曾志和丈夫共同組織領導農民運動,在生死的革命考驗中,彼此之間的感情也不斷地加深。
1928年,夏明震參與領導了湘南起義,並組建了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七師,兼任第七師黨代表,當時他才不過21歲。可以說,在黨的早期革命征程中,夏明震是一位優秀的領導人才,擁有著光明的前途。
但曾志絕不會想到,僅不到一年後,她就將與深愛的丈夫天人永隔……
為了革命事業,曾志不得不忍痛將親生兒子送給井岡山老鄉撫養
由於國民黨反動派製造的血腥屠殺,一大批革命人士遭到了殘忍殺害,其中就包括了夏明翰和夏明震兄弟。
得知這一噩耗的曾志悲痛欲絕,但堅強的她最終決定重新振作起來,繼承丈夫的遺志,將革命事業進行到底。
之後,曾志跟隨朱德、陳毅率領的起義部隊上了井岡山,見證了對歷史有著深遠影響的“朱毛會師”,並結識了毛澤東和賀子珍。在此後的崢嶸歲月裡,他們相互之間結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誼。
上井岡山不久後,曾志發現自己有了身孕,這是她和夏明震的愛情結晶。儘管當時的革命環境艱苦卓絕,但曾志還是決定冒險將這個孩子生下來。
當時,夏明震兄弟犧牲後,整個夏家後代中只有夏明翰有一個女兒,曾志腹中的孩子既寄託了她對亡夫的情感,也是對夏家革命血脈的最好延續。
到了1928年11月,懷胎十月的曾志即將臨盆,但由於孩子難產,山上的醫療條件簡陋,沒有止痛針可用,她在分娩過程中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幾次昏厥了過去。
最終,曾志憑藉著堅強的意志,將孩子順利地生了下來,在響亮的嬰兒啼哭聲中,她得知自己生下的是一個男孩。
但曾志還未來得及品嚐初為人母的喜悅,就不得不面對一個嚴峻的現實問題,那就是怎麼把孩子撫養長大。
如果在和平年代,孩子當然要跟在父母身邊成長,但此時的井岡山正面臨著國民黨的重兵圍剿,革命隊伍在艱險的游擊戰中,需要經常進行戰略轉移,隨時都可能會有生命危險。在這種情況下,將孩子帶在身邊照顧顯然是不現實的。
為了保證孩子的安全,更為了對犧牲的丈夫有一個交待,經過痛苦的思索後,曾志最終下定決心將孩子送給老鄉撫養。
正好她得知王佐部下有一個叫石禮保的副連長,成家多年仍沒有孩子,便主動提出將孩子交給他們養育,石禮保夫婦答應了,並給孩子取名為“石來發”。
臨別前,曾志望著尚在襁褓中的兒子,忍不住淚眼婆娑,是啊,那畢竟是她的親生骨肉,如果不是迫不得已,誰又願意將自己的孩子轉手送給他人呢?
淚別了兒子後,曾志跟隨大部隊離開了井岡山,踏上了前路漫漫的革命征途,當時的她絕不會想到,下一次與兒子相見,已經是遙遠的二十多年以後了……
新中國成立以後,思子心切的曾志經過多方打探,終於找到了兒子的下落
“反圍剿”戰鬥失利以後,曾志和她的第二任丈夫蔡協民,被組織上派往福建廈門從事地下工作,不久她又被派往福州,夫妻倆不得不被迫分開。
但由於叛徒出賣,獨自留在廈門的蔡協民不幸被捕,之後壯烈犧牲,曾志再次遭遇了精神上的沉重打擊。
巧合的是,和石來發的情況類似,不久後曾志產下了蔡協民烈士的遺腹子,同樣是一個男孩。由於當時的革命環境異常艱險,曾志在萬般無奈之下,只得再次將這個孩子送給當地老鄉撫養。
短短几年之內,曾志先後失去了兩任丈夫,被迫與兩個孩子骨肉分離,這種巨大的精神痛苦,換作任何人都難以承受。但曾志頑強地挺了下來,支撐她前行的最大動力,就是堅定的革命信仰。
時光荏苒,歷史的車輪行進到1949年,對共產主義事業矢志不渝的曾志,終於等到了革命勝利的一天。
此時,她與陶鑄同志已經結為革命伴侶,兩人的女兒陶斯亮已經8歲了,陶斯亮也是曾志唯一在身邊長大的子女。
建國後,隨著生活的逐步安定,曾志對兩個兒子的思念之情也越來越濃烈,心底萌發了尋找他們的想法。但他們已流落民間多年,很多聯絡線索早已中斷,茫茫人海,找到他們談何容易。
當時任中央中南局書記的陶鑄,對妻子尋親的想法十分支援。經過多方的查詢,曾志與蔡協民烈士的兒子曾春華首先被找到,母子倆在北京得以相認。
此後,曾志將曾春華留在了身邊,精心照顧他的學習和生活,以此來彌補已缺失多年的母愛親情。
但她的長子石來發卻一直杳無音信,當年收養石來發的石禮保夫婦也如同人間蒸發一樣,沒有任何人知道他們的去向。
就在曾志幾乎絕望的時候,從井岡山傳來了訊息,石來發被當地政府找到了,原來他多年來一直生活在井岡山上,以種地為生,是一個普通的農民。
1952年10月,石來發第一次坐上了火車,來到了大城市廣州,準備與正在這裡“當大官”的母親相見。
於是,就發生了文中開頭的一幕,儘管母子間的血緣密不可分,但由於分離多年,加上身份上的巨大反差,彼此之間難免會感到生疏,一時難以親近起來。
一直過著面朝黃土背朝天生活的石來發,不敢相信眼前這位高階幹部模樣的中年女子,就是自己的親生母親。在眾人的一再提醒下,他才鼓足勇氣對她喊了一聲“媽”,這一聲呼喚穿越了那一段血色的革命歲月,也打開了曾志塵封已久的情感閘門,難怪她會淚如雨下。
經過幾天的相處後,母子倆終於融入了彼此的角色,關係也變得親密起來,石來發向母親詳細講述了自己的成長經歷……
母子情深,儘管多有不捨,但曾志最終還是決定讓兒子回鄉繼續當農民
對於童年生活,石來發的大部分記憶是模糊的,他只依稀記得在他八歲時,養父石禮保被反動派殺害了,養母不久後也因病去世了。之後,石來發只得和年邁的外婆相依為命,由於外婆雙目失明,沒有勞動能力,他們只好以乞討為生,嚐盡了人世間的苦難。直到解放後,石來發分得了田地,日子才逐漸好了起來。
聽到兒子坎坷的成長經歷後,曾志覺得既內疚又心疼,這麼多年以來,她虧欠兒子的太多了,為了補償缺失的母愛,她決定把石來發留在自己的身邊。
但兒子已經長大了,且已經成了家,她不得不顧及他的想法,所以她試探性地問兒子,下一步打算怎麼辦。
對於這個問題,石來發顯得很糾結,從情感上講,他也不忍和剛相認的母親分開,但他又割捨不了井岡山的家。
經過一番思想鬥爭後,石來發最終作出了自己的抉擇,他鄭重地對母親說:
“媽媽,我還是回去吧!我在井岡山成家了,分了地,是家裡唯一的勞力,還兼著護林員,家裡需要我。”
兒子真的長大了,而且成為了一個有責任有擔當的男子漢,不愧是夏明震烈士的血脈傳承,曾志感到既欣慰又心酸。
見母親沒有表態,石來發又說道:
“外婆今年80多了,無兒無女,離開我怎麼活?我就是不管別的,也得回去守著她老人家,給她養老送終,外婆一個人把我拉扯長大,我得講良心啊!”
是啊,當年在革命最艱難的時刻,石禮保夫婦幫她養育了孩子,後來又把接力棒交給了他的外婆,這才使得石來發順利地長大成人。如今,自己怎麼能因為一己之私,做出忘恩負義之舉呢?
就這樣,石來發幾天後告別了母親,回到了井岡山老家,繼續當起了農民。
在之後的歲月裡,石來發從沒有外人炫耀自己的特殊身份,他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地做了一輩子農民,終年累月在地裡勞作,還兼任了井岡山的護林員,忠誠地守衛著革命聖地的一草一木。
他的母親曾志則在事業上不斷取得升遷,先後任廣州市委書記、廣東省委書記處候補書記等職,她的丈夫陶鑄更是一度上調中央,成為副國級領導幹部。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恢復工作的曾志出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在一般人看來,在這樣一個級別的領導崗位上,為家人安排工作完全是手到拈來,但曾志從沒有利用手中的權力這樣做過,而石來發更是從未開口向母親提過任何要求。
淳樸、敦厚的石來發,心中只有一個樸素的觀念:老老實實耕田種地,恪守農民的本分,就是對革命家父母最好的慰藉。
孫子們進京探望,提出了一個不情之請,曾志卻當場予以回絕
石來發成家以後,有兩個兒子,長子石金龍,次子石草龍。
他們長大以後,和父親一樣都在井岡山老家生活,石金龍在一家工廠當電影放映員,石草龍則在地裡幹活,偶爾打點零工貼補家用。
1985年,石來發帶著兩個兒子來到北京,探望日思夜想的母親,曾志第一次見到了自己的孫子,自然是欣喜不已。
在來京的路上,石來發一再提醒兒子們,不要向他們的奶奶提任何要求,因為她雖然身居高位,但為官清正廉潔,從不為利用職權家人謀取私利。
但年輕人的思想畢竟與老一輩有所不同,在祖孫三代團聚的飯桌上,他們向曾志提出了一個“小小的要求”,希望奶奶能幫助他們辦理“農轉非”,讓他們像城裡人一樣,吃上國家的商品糧。
在他們看來,這算不得什麼非分要求,更談不上以權謀私,且他們作為烈士的後代,享受一定的優待也是應該的。
聽到孫子的這個請求,原本和藹可親的曾志,臉色一下子變得嚴肅起來,她明確拒絕了他們的請求,並語重心長教育他們,要向他們的父親石來發學習,腳踏實地做一個農民,甘於平凡和奉獻,這樣才能對得起為革命犧牲的先烈們。
聽完奶奶的這一番話以後,孫子們的心情由原來的鬱悶和不理解,變成了由衷的誠服。他們這才明白一個道理,自己的特殊身份並不是方便牟利的工具,而是用來鞭策他們自力更生奮鬥的動力。
隨後,石來發帶著兒子們回到了井岡山老家,做回了普通的農民。
但這並不意味著曾志不近人情,當她得知孫子石金龍想學駕照跑運輸時,便幫忙聯絡駕照,並拿出積蓄為孫子買了一輛汽車跑運輸,所有這些用的都是她自己的錢,沒有動用任何權力和人脈關係。
曾志逝世後,按照她生前的遺囑,石來發將母親的部分骨灰安葬在了井岡山。此後的日子裡,他不時地去墓地看望母親,雖然和母親相處的時光極其短暫,雖然母子相認後也沒能在一起生活,雖然母親沒有給自己多少經濟幫助,但石來發從未有過抱怨和不理解的情緒,他雖然沒有讀過多少書,但這種淡泊的胸懷令人肅然起敬。
在他的心目中,母親的形象是光輝而偉大的,他比任何人都明白,母親所做的這一切都是為了革命事業,這也是她作為一個共產黨員的崇高品格和優良家風。
俗話說: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在歷史的傳統觀念中,一個人一旦做了高官,往往會封妻廕子、提攜家人,這似乎已經成為了一種人之常情。
但曾志和她的兒子石來發的故事,充分說明了一個真理,那就是共產黨人決不搞封建社會“封妻廕子”那一套。
曾志是這麼做的,毛主席、周總理、朱總司令等老一輩革命家更是如此,他們從沒有利用權力為自己的家人謀私利,而是一心一意為人民服務,這種崇高的革命風範和精神信仰,值得我們永遠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