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時。
又是一年中秋，年年今日，月華如練，長是人千里。 人生如逆旅，吾輩皆是行人。從故鄉到異鄉，從少年到白頭。走著走著，風景已經看遍，故人相隔千里。就連曾經的自己，亦或是音訊杳然。
人這一生，日子揉碎了，你會發現都帶著一絲悲涼。多少人的表面光鮮亮麗，其實內心千瘡百孔。落在一個人一生中的雪，我們不可能全部看見。每個人其實都是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獨地過冬——你是，格隆也是。
但我們還是要感謝上蒼賜予我們的這或長或短的一生，感謝每年今日當年明月仍在，不離不棄照亮彩雲歸來，感謝你身邊的每一件事，每一個人——因為他們的見證，你所有的汗與眼淚，才是真實的，值得的。
其實，過好一生沒有什麼技巧，就是笨笨地熬。當你咬牙在黑暗裡堅持的時候，一回頭，才發現已經走了很遠很遠的路。
願我們都能懷揣一顆悲憫之心，以善意去解讀人生冷暖，守護善良，化解人心的涼薄。 也願我們擁有一顆菩薩心腸，堅守善良的同時，也擁有金剛手段，讓善良帶點鋒芒，去化解世間的艱險。
無論風雨陰晴，月圓月缺，我們都不會停止跋涉，更從不敢懈怠。格隆如是，想來君亦如是。謝一路走來，諸君一直的鼓勵、包容與初心不改。更謝當年明月仍在，當照彩雲歸來，足慰平生夢懷。
值此又一年中秋，格隆誠祝我認識的朋友，以及認識格隆的朋友，都能好人好夢，月圓人圓。
——辛丑中秋 格隆自序
這是一首月夜懷念遠方親人的詩。作者是被冠以“當年唐室無雙士，自古南天第一人”美稱的宰相張九齡。張九齡(673-740)一名博物，字子壽，韶州曲江(今廣東省韶關市)人，唐中宗景龍初年進士、玄宗開元時歷官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中書令，唐代有名的賢相。他的五言古詩，以素練質樸的語言，寄託深遠的人生慨望，對掃除唐初所沿習的六朝綺靡詩風，貢獻尤大。
張九齡唐玄宗開元二十一年（733），張九齡在朝中任宰相。遭奸相李林甫誹謗排擠後，於開元二十四年（736）罷相，遭貶荊州長史，《望月懷遠》這首詩應該是開元二十四年張九齡遭貶荊州長史以後，身在異鄉望月懷念親人而寫。“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晚年的張九齡站在荊州的望月臺上，嚮往著故鄉海上的那輪明月。這個老人，他知道感情，他懂得感情。在這一個中秋月圓的日子裡，他在懷念他的妻子和家人。他渴望回到故鄉，這是一種落葉歸根的願望。
這首美輪美奐的詠月詩能夠流傳下來，本身就是個奇蹟。張若虛，生卒年不詳，字、號均不詳，據估計主要活動在公元七世紀中期至公元八世紀前期，不僅他的生平事蹟少之又少，而且他的詩作也長期湮沒無聞。在唐代，根本沒有他的詩集傳世。
這個時期正值中國詩歌發展的一個重要過渡階段，從宮廷到民間，從濃豔富麗到清新雋美，在這個年代，被湮沒的文人騷客詩歌作品不計其數。匪夷所思的是，這首《春江》詩不知怎麼從唐代起被保留下來了，等待了將近一千年後，明嘉靖年間，李攀龍選編的《古今詩刪》收錄了《春江》詩。聞一多先生評價其為“詩中的詩，頂峰上的頂峰”。詩中江潮連海，月共潮生。月光閃耀千萬裡之遙，哪一處春江不在明月朗照之中。細膩的筆觸，兩現春江、兩現明月、兩現潮、兩現海，交錯疊現的景觀立即把人帶進了一個神奇美妙的境界，使春江花月夜顯得格外幽美恬靜。
李白（701—762），字太白，號青蓮居士，祖籍隴西成紀（今甘肅省天水縣附近）。先世於隋末流徙中亞。李白即生於中亞的碎葉城（今蘇聯吉爾吉斯境內）。五歲時隨其父遷居綿州彰明縣（今四川省江油縣）的青蓮鄉。早年在蜀中就學漫遊。青年時期，開始漫遊全國各地。天寶初，因道士吳筠的推薦，應詔赴長安，供奉翰林，受到唐玄宗李隆基的特殊禮遇。
但因權貴不容，不久即遭讒去職，長期遊歷。天寶十四年（755）安史之亂起，他隱居廬山，但仍密切注視著國家和人民的命運。後參加永王李璘幕府。永王兵敗被殺，李白坐系潯陽獄，第二年長流夜郎，途中遇赦。晚年飄泊於武昌、潯陽、宣城等地。代宗寶應元年（762）病死於其族叔當塗縣令李陽冰處。
縱觀李白一生，其思想是比較複雜的。儒家、道家、縱橫家、遊俠思想對他都有影響。他企羨神仙，嚮往隱逸，可是又不願“一朝飛騰為方丈蓬萊之人”，而要“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奮其智慧，願為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他有著遠大的政治抱負，但又不願走科舉的道路。他想透過隱居，求仙獲取聲望，從而在名人薦舉下，受到皇帝徵召重用，以便實現“濟蒼生”、“安社稷”的理想，然後功成身退。詩人就是在這一思想指導下度過狂放而又坎坷的一生。
《月下獨酌四首》是李白的組詩作品，其中以第一首流傳最廣。這首詩約作於公元744年（唐玄宗天寶三年），當時李白在長安，正處於官場失意之時。政治理想不能實現，心情是孤寂苦悶的，但他面對黑暗現實，沒有沉淪，沒有同流合汙，而是追求自由，嚮往光明，因有此作。
詩意表明，詩人心中愁悶，遂以月為友，對酒當歌，及時行樂。詩中把寂寞的環境渲染得十分熱鬧，不僅筆墨傳神，更重要的是表達了詩人善自排遣寂寞的曠達不羈的個性和情感。此詩背景是花間，道具是一壺酒，登場角色只是他自己一個人，動作是獨酌，加上“無相親”三個字，場面單調得很。於是詩人忽發奇想，把天邊的明月，和月光下自己的影子，拉了過來，連自己在內，化成了三個人，舉杯共酌，冷清清的場面，頓覺熱鬧起來。然而月不解飲，影徒隨身，仍歸孤獨。而後，詩人執意與月光和身影永結無情之遊，並相約在邈遠的天上仙境重見。詩人運用豐富的想象，表達出由孤獨到不孤獨，再由不孤獨到孤獨的一種複雜感情。表面看來，詩人真能自得其樂，可是深處卻有無限的淒涼。
此詩是李白初離蜀地時的作品，大約作於開元十二年(724年)秋天。當時李白為謀求政治出路，實現政治理想，“仗劍去國，辭親遠遊”，在離開蜀中赴長江中下游的舟行途中，寫下此詩。峨眉山是蜀中大山,也是蜀地的代稱。李白是蜀人,因此峨眉山月也就是故園之月。乍離鄉土的青年躊躇滿志，當他乘船夜行，仰望峨眉山上皎潔的明月，俯視月映清江的迷人景色時，不禁感慨萬千。江行見月，如見故人。然明月畢竟不是故人，甚至明月也只是可親不可近，可望而不可及，對親人故友的依依惜別之情躍然紙上。凡詠月處，皆抒發江行思友之情，令人陶醉。連用五個地名，精巧地點出行程，既有“仗劍去國，辭親遠遊”的豪邁，也有思鄉的情懷，語言流轉之自然，恰似“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
公元1076年（北宋神宗熙寧九年）。當時蘇軾在密州（今山東諸城）做太守，中秋之夜他一邊賞月一邊飲酒，直到天亮，於是做了這首《水調歌頭》。蘇軾一生，以崇高儒學、講究實務為主。但他也“齠齔好道”，中年以後，又曾表示過“歸依佛僧”，是經常處在儒釋道糾葛當中的。每當挫折失意之際，則老莊思想上升，藉以幫助自己解釋窮通進退的困惑。
廣為流傳的“此心安處是吾鄉”一句實則是其一生的精神寫照，體現了他善處窮通、隨緣而適的人生態度。東坡的一生顛沛流離，曾有詩自嘲：“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雖多次遭貶，但依舊隨遇而安、無往不快。而這個關於人生的最初啟悟不是來源於儒釋道的學說，而是出自一位歌姬之口。
當年，蘇軾的好友王鞏（字定國）因為受到使蘇軾遭殺身之禍的“烏臺詩案”牽連，被貶謫到地處嶺南荒僻之地的賓州。王定國受貶時，其歌妓柔奴毅然隨行到嶺南。公元1083年（元豐六年）王鞏北歸，出柔奴（別名寓娘）為蘇軾勸酒。蘇軾問及廣南風土，柔奴答以“此心安處，便是吾鄉”。蘇軾聽後，大受感動，作《定風波》一詞以贊。
公元1071年（宋神宗熙寧四年），他以開封府推官通判杭州，是為了權且避開汴京政爭的漩渦。熙寧七年調知密州，雖說出於自願，實質上仍是處於外放冷遇的地位。儘管當時“面貌加豐”，頗有一些曠達表現，也難以遮掩深藏內心的鬱憤。這首中秋詞，正是此種宦途險惡體驗的昇華與總結。
對於這首《水調歌頭》歷來都是推崇備至。胡仔《苕溪漁隱叢話》說：“中秋詞，自東坡《水調歌頭》一出，餘詞盡廢。”認為是寫中秋的詞裡最好的一首，這是一點也不過分的。這首詞彷彿是與明月的對話，在對話中探討著人生的意義。既有理趣，又有情趣，很耐人尋味。它的意境光闊，胸懷樂觀而曠達，對人間的眷戀之意，以及那浪漫的色彩，瀟灑的風格和行雲流水一般的語言，至今還能給我們一種美好的享受。
這首詞雖然包含人生哲學，然而它是透過一個完美的文學意境來表現的。體會到的是作者豐富的感情，而不是枯燥的說教。同時，詞裡雖有出世與入世的矛盾，情與理的矛盾，但最後還是以理遣情，不脫離現實，沒有悲觀失望的消極思想，情緒是健康的。同時，這首詞具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所以它成為千百年來人們所讚美的名作。
就在創作名作《水調歌頭》之後不久，蘇軾兄弟便得到了團聚的機會。熙寧九年（1076）冬蘇軾得到移知河中府的命令，離密州南下。次年春，蘇轍自京師往迎，兄弟同赴京師。抵陳橋驛，蘇軾奉命改知徐州。四月，蘇轍又隨兄來徐州任所，住到中秋以後方離去。這是七年來，兄弟第一次同賞月華，而不再是“千里共蟬娟”。
蘇軾與弟蘇轍同在徐洲賞月，作此詞寫兄弟團聚的喜悅，而“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這兩句卻流露出即將離別的悲哀，從當年當夜推想次年中秋，歸結到別情。不過這也符合這首詞的調性，因為《陽關曲》本來就宜於送別。讀“此生”一句，應憐良夜難逢，兄弟應盡情歡樂；而讀“明月”一句，則覺萍蹤無定，又生傷離惜別之情。
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轉衰的歷史時期，這期間社會動盪、政治黑暗、人民疾苦，他的作品記錄了唐代由盛轉衰的歷史鉅變，包括《春望》《三吏》《三別》等。這首詩是759年（乾元二年）秋杜甫在秦州所作。這年九月，安史之亂，安祿山、史思明從范陽引兵南下，攻陷汴州，西進洛陽，山東、河南都處於戰亂之中。在安史之亂中，杜甫顛沛流離，備嘗艱辛，既懷家愁，又憂國難。當時，杜甫的幾個弟弟正分散在這一帶，由於戰事阻隔，音信不通，引起他強烈的憂慮和思念。
《月夜憶舍弟》即是他當時思想感情的真實記錄。詩中寫兄弟因戰亂而離散，杳無音信。在異鄉的戍鼓和孤雁聲中觀賞秋夜月露，只能倍增思鄉憶弟之情。顛沛流離中的詩人杜甫，看到山河破碎，思念不知生死的兄弟，更為國破悲痛，從而有“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的佳句。
王建(約767－831)，字仲初，生於潁川(今河南省許昌市人)，唐朝著名詩人。大曆(唐代宗年號，公元766—779年)年間考中進士。出身寒微，一生潦倒，雖曾進士及第，卻只作過幾任小官。曾一度從軍，約46歲始入仕，曾任昭應縣丞、太常寺丞等職。後出為陝州司馬，世稱王司馬。約64歲為光州刺史。與張籍為摯友，也以樂府詩著稱於世，寫下了許多從不同側面反映社會矛盾和民間疾苦的作品；風格上也和張籍有相似之處，善寫七言歌行，絕少直髮議論，語言通俗明快，凝練精悍，確有獨到之處，所以世稱“張王樂府”。
詩人運用形象的語言，豐美的想象，渲染了中秋望月的特定的環境氣氛，把讀者帶進一個月明人遠、思深情長的意境，加上一個唱嘆有神、悠然不盡的結尾，將別離思聚的情意，表現得非常委婉動人。中秋夜皓月如水，“在望月的許多人中，秋思最深的恐怕只有我啊！”
徐凝（生卒年不詳），睦州（今浙江建德）人，主要活動在806-820年期間（唐憲宗元和年間）。精研吟詠，無意進取。唐憲宗元和年間有詩名。後遊於長安，競無所成，遂歸隱故里，優遊而終。但這並不妨礙他的名字因為這句“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奈是揚州”而名垂青史。
揚州，從當年隋煬帝為觀賞瓊花而修了那條大運河開始，就成了“煙花繁盛地，溫柔富貴鄉”的紙醉金迷場，就成了“腰纏十萬貫，騎鶴下揚州”的錦繡繁盛地。這樣的都市裡難免有才子佳人的意外邂逅與無奈分離。揚州的那一輪明月美則美矣，但怎麼也遮不住佳人不再，物是人非的愁怨與無奈。
在揚州，30多歲的杜牧結識了一個一如揚州美景的少年妓女，她洗盡鉛華，清麗自然，不施粉黛便可傾城傾國。然而那僅是短暫的邂逅，杜牧走了，離開了揚州。縱然依依不捨，他還是走了，作下了“春風十里揚州路，捲上珠簾總不如”。他是杜牧，不是柳永。他不能“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他不能“且恁偎紅倚翠，風流事，平生暢”，他有濟世救國之志。
揚州是個多情之地，在這思念殷切的月明之夜，詩人唯覺一片惆悵。當日的愁眉，當日的淚眼，以及當日的慘痛心情，都作成別離後無窮的思念。雖然時光沖淡了當日的悽苦，卻割不斷纏綿的思念。這種掙不斷、解不開的心緒，本與明月無關，但它曾照過離人的淚眼，好比對人有情，而離別後偏偏照著愁人，又好像無動於衷，這便顯得“可憎”。
晏幾道（1037-1110），宋代詞人。字叔原，號小山，撫州臨川（今屬江西）人，晏殊第七子。少年時期的晏幾道，出生在達官貴人之家，衣食無憂，讀書不愁，也是一名風流公子。可是到晏殊去世，晏幾道便嚐盡人間冷暖，開始了落魄漂泊的一生。仕途不利，晚年家道中落。然個性耿介，不肯依附權貴，文章亦自立規模。工令詞，多追懷往昔歡娛之作，情調感傷，風格婉麗。與其父齊名。
晏幾道是多情的，他最擅長小令，詞中寫盡了他的多情與痴情。一場歌舞宴席，晏幾道便可為一姑娘傾心。據晏幾道在《小山詞·自跋》裡說：“沈廉叔，陳君寵家有蓮、鴻、蘋、雲幾個歌女。”晏每填一詞就交給她們演唱，晏與陳、沈“持酒聽之，為一笑樂”。晏幾道寫的詞就是透過兩家“歌兒酒使，俱流傳人間”。這四個歌女天生麗質，她們的一笑一顰、她們的一歌一舞，令小山魂牽夢縈。尤其是小蘋，更是讓晏幾道愛得發狂。
然而，多情的小山註定是悲苦的，這種好日子沒過多久，沈廉叔、陳君友兩位知音相繼病故，小蘋等歌女也流轉人間，終究不知所終。這便成了小山一生的牽掛與傷痛，他為情所困，在“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的纏綿與惆悵中獨自徘徊，寫下了《臨江仙》這首悽美絕倫、情真意切的名篇，寄託了對小蘋的深深思念。
范仲淹（989—1052年），即太宗端拱二年(989年)——皇佑四年(1052年）。范仲淹，字希文。和包拯同朝，為北宋名臣，政治家，文學家，吳縣（今屬江蘇）人，少年時家貧但好學，當秀才時就常以天下為己任，有敢言之名。曾多次上書批評當時的宰相，因而三次被貶。宋仁宗時官至參知政事，相當於副宰相。元昊反，以龍圖閣直學士與夏竦經略陝西，號令嚴明，夏人不敢犯。
1043年（宋仁宗慶曆三年）范仲淹對當時的朝政的弊病極為痛心，提出“十事疏”，主張建立嚴密的仕官制度，注意農桑，整頓武備，推行法制，減輕傜役。宋仁宗採納他的建議，陸續推行，史稱“慶曆新政”。可惜不久因為保守派的反對而不能實現，因而被貶至陜西四路宣撫使，後來在赴潁州途中病死，卒諡文正。就是在貶官鄧州期間，他寫下了名垂千秋的《岳陽樓記》。
他不僅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統帥，也是—位卓越的文學家和教育家。他領導的慶曆革新運動，成為後來王安石“熙豐變法”的前奏；他對某些軍事制度和戰略措施的改善，使西線邊防穩固了相當長時期；經他薦拔的一大批學者，為宋代學術鼎盛奠定了基礎；他倡導的先憂後樂思想和仁人志士節操，是中華文明史上閃灼異彩的精神財富：朱熹稱他為“有史以來天地間第一流人物”！
這首詞作於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至慶曆三年（1043年）間，當時范仲淹正在西北邊塞的軍中任陝西四路宣撫使，主持防禦西夏的軍事。此詞抒發了作者夜不能寐，高樓獨倚、借酒澆愁、懷念家園的羈旅鄉愁。景色闊遠而穠麗，它一方面顯示了詞人胸襟的廣闊和對生活對自然的熱愛，反過來襯托了離情的可傷，另一方面又柔而有骨，深摯而不流於頹靡，低迴宛轉的愁思躍然紙上。
納蘭性德，字容若，清代最為著名的詞人之。其祖於清初入關，戰功彪炳，其父明珠，是康熙朝權傾一時的首輔之臣。容若天資穎慧，博通經史，工書法，擅丹青，又精騎射，十七為諸生，十八舉鄉試，二十二歲殿試賜進士出身，後晉一等侍衛，常伴康熙出巡邊塞，其名篇“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關那畔新，夜深千帳燈。風一更，雪一更，聒碎鄉心夢不成，故園無此聲。”就寫於隨康熙出巡遼東的路上。三十一歲時因寒疾而歿，康熙24年患急病去世，年僅31歲。
中秋節對月而吟者，百代不絕。當中翹楚，豪放詞中要算蘇東坡的《水調歌頭 明月幾時有》，婉約詞中當屬納蘭容若的《琵琶仙中秋》。納蘭才華橫溢，其雖侍從帝王，卻嚮往平淡的經歷。流傳至今的“人生若只如初見，何事秋風悲畫扇？”“昏鴉盡，小立恨因誰？”等富於意境的佳作，均是其皇族子弟身份不可企及的高度。對容若而言，縱使身在帝王側，但人生中依舊有太多的不可琢磨，不可推測。今日的繁華不能註定一生的平順。彩雲飛過，可以不去遷就自己一定要追夢前朝。容若身在塞外，心卻從來嚮往著江南古地，追憶著華年早逝的盧氏，牽掛著江南湖州的沈婉，在時間之外，追逐著心性的放浪與無奈，故而才有“隻影而令，那堪重對，舊時明月”的慨嘆。
北京海淀上莊翠湖邊有納蘭的墓地，翠湖邊，卻是荒郊，“初陽荻岸鳥枝低，滿陌煙深路欲迷。”納蘭、盧氏墓誌、碑刻，在動亂年代被毀壞，散失貽盡，地宮被揭頂，棺具屍骨被拋棄。相關地貌、遺物已蹤跡全無。真個人生已矣，落花無情。
柳永（約987年—約1053年），北宋著名詞人，婉約派代表人物。原名三變，字景莊，後改名永，字耆卿，排行第七，又稱柳七。作為北宋第一個專心作詞的詞人，柳永是北宋一大詞家，在詞史上有重要地位。
柳永年少時一心功名，然而多年坎坷，已然灰心，從此後他八千里路雲和月，不是天涯羈旅，就是勾欄瓦肆，從心底與那廟堂決裂了，以妓為家，自稱“奉旨填詞柳三變”。柳永半生都在煙花陌巷度過，據說，那些當紅名妓不惜用全部家產用來供養柳永，只為得柳永寫一闕詞。柳永與那些歌女絕不只是肌膚之親，柳永給她們寂寞的心裡留下了纏綿悱惻美好的一面。柳永最後死在名妓趙香香家。身無分文，無人過出問。名妓陳師師，謝玉英紀念柳永，湊一筆錢為他安葬。殯之時，東京滿城妓女都來了，皆戴重孝，半城縞素，一片哀聲。柳永之多情，值得那些歌女為他傾心。
《雨霖鈴》是詞人在仕途失意，不得不離京都(汴京，今河南開封)時寫的，是表現江流落感受中很有代表性的一篇。“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更成為千古佳句。柳永生活在市民階層已漸壯大的北宋中前期，混跡青樓酒館，對市民的生活相當瞭解，柳永表現女性生活、感情的詞作。
李清照（1084年3月13日—1155年5月12日），號易安居士，兩宋之交的女詞人，婉約詞派代表，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稱。她生於書香門第，早期生活優裕，李清照自幼生活在文學氛圍十分濃厚的家庭裡，打下文學基礎。耳濡目染，家學薰陶，加之聰慧穎悟，才華過人，自少年便有詩名，才力華贍，曾受到當時的文壇名家、蘇軾的大弟子晁補之（字無咎）的大力稱讚。
出嫁後與夫趙明誠共同致力於書畫金石的蒐集整理。金兵入據中原時，夫婦流寓南方，趙明誠途中染疾撒手西去，境遇孤苦。所作詞，前期多寫其悠閒生活，後期多悲嘆身世，情調感傷。形式上善用白描手法，自闢途徑，語言清麗。論詞強調協律，崇尚典雅，提出詞“別是一家”之說，反對以作詩文之法作詞。能詩，留存不多，部分篇章感時詠史，情辭慷慨，與其詞風不同。越十餘年，大約在紹興二十六年（1156年）或者以後，李清照懷著對死去親人的綿綿思念和對故土難歸的無限失望，在極度孤苦、淒涼中，悄然辭世，享年73歲。《一剪梅》中獨特的構思體現了李清照與趙明誠夫婦二人心心相印、情篤愛深，相思卻又不能相見的無奈思緒流諸筆端。
李清照的經歷是不可複製的，只有真正的痛心疾首過，才會感受才人間的溫度。
當然李清照也有另一面，留下過“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這樣豪爽大氣的詩句！朱熹曾如此評論：“如此等語，豈女子所能。”從詩句中我們不難看出，不光流露出她的豪放性情、開闊胸襟，也側面反映李清照對歷史政治的熟知和關注，並且她是有著深厚愛國思想的。
倉央嘉措，原名洛桑仁欽倉央嘉措，倉央:梵音,妙音；嘉措:大海。公元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生於藏南門隅地區宇松地方的一戶世代信奉寧瑪派佛教的農民家庭。1697年，倉央嘉措被選定為五世達賴的“轉世靈童”。
倉央嘉措又是一位在西藏曆史上生平迷離，又極具才華，也最受爭議的一屆達賴喇嘛。因為無法避免的牽連於當時政局動盪、政治矛盾旋渦中的西藏，康熙帝決定將倉央嘉措解送北京予以廢黜，之後生死蹤跡不明，命運未卜！甚至沒有人知道他的卒年及準確的圓寂之地。
在成為五世達賴之前，倉央嘉措生活在民間，雖然家中世代信奉寧瑪派（紅教）佛教，但這派教規並不禁止僧徒娶妻生子。而達賴所屬的格魯派（黃教）佛教則嚴禁僧侶結婚成家、接近婦女。對於這種清規戒律，倉央嘉措難以接受。因為此時的他在家鄉有一位美貌聰明的意中人仁增旺姆，他們終日相伴，耕作放牧，青梅竹馬，恩愛至深。倉央嘉措進入布達拉宮後，他厭倦深宮內單調而刻板的黃教領袖生活，時時懷念著民間多彩的習俗，思戀著美麗的情人！後被鐵棒喇嘛發現，他的情人也被處死，沒有人知道他在得知情人被處死時的心境！
倉央嘉措，寫了很多熱情奔放的情歌，他的《情歌》詩輯，詞句優美，樸實生動，在民間廣為流傳歌誦。倉央嘉措沒有成為佛，他只是成為一個人，在出世中有飄逸，在平靜處有傳奇，在歷史上所有的喇嘛裡，他是最飄逸的。他一生都在尋求不負如來不負卿的雙全之法，最具代表性的《那一天》：
那一天，我閉目在經殿香霧中，
驀然聽見你頌經中的真言；
那一月，我搖動所有的轉經筒，
不為超度，只為觸控你的指尖；
那一年，磕長頭匍匐在山路，
不為覲見，只為貼著你的溫暖；
那一世，我轉山轉水轉佛塔，
不為修來生，只為途中與你相見。
也有諸如《十戒詩》中“但曾相見便相知，相見何如不見時。安得與君相訣絕，免教生死作相思”這樣美到讓人哭的詩句！
藏傳佛教高僧對其評價為，“六世達賴以世間法讓俗人看到了出世法中廣大的精神世界，他的詩歌和歌曲淨化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心靈。他用最真誠的慈悲讓俗人感受到了佛法並不是高不可及，他的特立獨行讓我們領受到了真正的教義！”也正因為如此，倉央嘉措在藏傳佛教中一直被奉為六世，而把後來指定的六世達賴稱為七世。
余光中先生從小飽經風霜。抗戰爆發後，他曾跟隨母親從南京逃到四川。四川的生活和風物，在余光中幼小的心靈中，留下了美好的記憶。抗戰勝利之後，母子倆又重返南京，他就讀於金陵大學（現在的南京大學）外文系。
不料，好景不長。內戰的烽火又起。1948年隨父母遷香港，次年赴臺。當時由於政治原因，臺灣和大陸長時間的隔絕，致使余光中多年沒有回過大陸。他一直思念親人，渴望祖國的統一和親人的團聚。在強烈的思鄉之情中，詩人在臺北廈門街的舊居內寫下了盡人熟知的《鄉愁》：
小時候
鄉愁是一枚小小的郵票
我在這頭
母親在那頭
長大後
鄉愁是一張窄窄的船票
我在這頭
新娘在那頭
後來啊
鄉愁是一方矮矮的墳墓
我在外頭
母親在裡頭
而現在
鄉愁是一灣淺淺的海峽
我在這頭
大陸在那頭
余光中是個複雜而多變的詩人，他寫作風格變化的軌跡基本上可以說是中國整個詩壇三十多年來的一個走向，即先西化後迴歸。在臺灣早期的詩歌論戰和70年代中期的鄉土文學論戰中，余光中的詩論和作品都相當強烈地顯示了主張西化、無視讀者和脫離現實的傾向。如他自己所述，“少年時代，筆尖所染，不是希頓克靈的餘波，便是泰晤士的河水。所釀業無非一八四二年的葡萄酒。”
80年代後，他開始認識到自己民族居住的地方對創作的重要性，把詩筆“伸回那塊大陸”，寫了許多動情的鄉愁詩，對鄉土文學的態度也由反對變為親切，顯示了由西方迴歸東方的明顯軌跡，因而被臺灣詩壇稱為“回頭浪子”。
所有中秋詞裡，最令人倍感悽憂無奈，且讀完揮之不去者，莫過於南宋劉過的這首《唐多令》，將一介文人，一襲布衣，面對江河日下的家國的深深無力感，以及一種家國將亡的肝腸寸斷，寫得淋漓盡致。該詞句句經典，尤其最後一句，“欲買桂花同載酒，終不似，少年遊”，千年無人超越，驚豔古今。
劉過生活在大廈將傾的南宋，少懷志節，豪放俊逸，“拂拭腰間，吹毛劍在，不斬樓蘭心不平……威撼邊城，氣吞胡虜，慘淡塵沙吹北風（《沁園春》）”。對於朝廷懦弱偏安的態度十分痛恨，“曾伏闕上書，力陳恢復方略”，“屢陳恢復大計，謂中原可一戰而取”，奈何人微言輕。又屢試不第，終無法報效朝堂，終身布衣，漫遊江、浙，依人作客，年五十二即抑鬱而終。
詞中的南樓在武昌黃鵠山，為宋金交戰前線，初建時劉過曾漫遊武昌，過了一段“黃鶴樓前識楚卿，彩雲重疊擁娉婷”（《浣溪沙》）的豪縱生活。二十年過去，以身許國的劉過卻“四舉無成，十年不調”，仍然一襲布衣。兼之山河破碎，朝堂昏庸，劉過此時以垂暮之身故地重經，雖風景不殊，卻觸目皆憂國傷時之慟，遂有“能幾日，又中秋…故人今在否？舊江山渾是新愁”的無盡憂痛。
任何一個強盛的國家，都不是某個人一己之力鑄就的。同樣的道理，一個江河日下的國家，也不是一個百無一用的文人能挽救的。劉過墓在江蘇崑山亭林園內玉峰山東麓，墓前立隸書“宋廬陵處士龍洲劉先生之墓”花崗石墓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盡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