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84歲高齡的鄧穎超從領導崗位上退了下來，離開了工作崗位，身體又很衰弱，她多數時間不是在西花廳度過就是在醫院度過，也因此，回憶多了起來，而回憶中出現次數最多的就是周總理。
滿院海棠花開得燦爛，閒下來的鄧穎超站在海棠樹下，心中對周總理的思念之情也就愈發強烈，強烈到她要付諸文字，於是就有了《從西花廳海棠花憶起》這篇回憶文章，其實也可以看成是鄧穎超寫給周總理的一封信，甚至是一封情書。
文章第一段是這樣寫的：
“春天到了，百花競放，西花廳的海棠花又盛開了。看花的主人已經走了，走了12年了，離開了我們，他不再回來了。”
12年其實是很短暫的，短暫到總理看花的身影彷彿就在昨天，就在鄧穎超的面前；然而，12年又是漫長的，漫長到每一天鄧穎超都在思念中度過，有時候回憶的潮水能將她淹沒。
更何況，12年前，鄧穎超沒來得及見周總理最後一面。
1976年的1月7日晚上，鄧穎超像往常一樣又在305醫院待到很晚，不同的是，這一天晚上，周總理一直處於昏迷狀態，鄧穎超看已經到了深夜，身體疲憊得很，就和秘書趙煒離開了醫院，回到了西花廳休息。
誰知，她剛走不久，大約在十一點左右，周總理就從昏迷中甦醒，看到守在身邊的主治醫生吳階平，用微弱的聲音讓吳階平去照顧其他的病人，他這邊已經沒有什麼事了。
吩咐完之後，他的眼睛就一直盯著門口的方向，好像在等待什麼人的到來，值班的醫生趕緊詢問周總理：總理啊，你有事嗎，你還是找大姐？大姐已經走了。
聽了值班醫生的話，周總理晃了晃腦袋錶示沒事，然而還是一直盯著門口，當時誰也沒有想到要去將鄧穎超叫來。
因為已經是深夜，鄧穎超又剛回去休息，她身體也不好，沒有必要再折騰一趟，而且，大家也沒有意識到周總理的時間已經進入倒計時，他們看到周總理一直睜著眼睛還覺得他的病情好轉了。
所以在那一刻，誰也沒有去西花廳再打擾鄧穎超，然而，誰也沒有想到，這對攜手走過半個世紀的夫妻也因此再也沒能見上最後一面。
周總理沒能等來鄧穎超，實際上，鄧穎超回到西花廳之後就睡下來。第二天是臘八節，八點半她開始吃早飯，吃完飯之後還覺得很疲憊。
她知道周總理的時間不多了，因此一天的大部分時間，她都陪在周總理身邊，她已經連續好幾天陪周總理到深夜，白天還要工作，這對於一個年過七十又體弱多病的人來說是很折騰的，所以她想上午休息一會，等到下午再去陪著周總理。
然而，她沒有時間休息，就在她吃完飯略坐了一會去刷牙的時候，趙煒神色緊張地走到了她的屋裡，對她說：“小高（高振普）打電話，要我們馬上去醫院去。”
鄧穎超心裡咯噔一聲，隨即以最快的速度出門上車。西花廳距離305醫院很近，直線距離也不過才五百米，坐車的話，只要十分鐘就能進到醫院裡面。
在車上，鄧穎超心裡的緊張稍微有所緩解，她已經不是第一次被緊急叫往醫院，每一次周總理都被搶救了過來，每一次都是虛驚一場，每一次都能聽見周總理叫她“小超”，所以她做好了準備。
然而這一次似乎不同，因為趙煒在車上給她打了預防針，告訴她情況不好。
等趙煒說完，鄧穎超扭頭看著趙煒，突然就從那隻言片語中明白了什麼，等下車之後，向來沉穩的鄧穎超竟跑著去往病房。她希望來得及，她希望還有機會聽到周總理笑著叫她“小超”。
然而等推開病房的門，她看到屋裡大變樣，她看到很多儀器被撤了下來，她看到有人躲在角落裡哭泣，她看到有醫護人員還在徒勞的搶救著，她看到心臟監護器上冰冷的直線，她看到周總理安靜的躺在那裡一動也不動，她看到……
她來晚了，這個認知幾乎讓她的身體再也支撐不住，但她還是強撐著身體快步走到病床前，撲倒在周總理的身上，邊哭邊喊：“恩來，恩來，我來晚了。”
1976年1月8日上午9點57分，周總理永遠的離開了這個世界，離開了他所熱愛的國家和人民，離開了他的摯愛。他離開的時候，沒有一個親人在身邊，他沒能和鄧穎超作最後的告別。
周總理病逝之後，鄧穎超強撐著身體安排周總理的身後事，最終按照周總理的遺願將他的骨灰撒向江河大地。
從此之後，儘管海棠花依舊年年盛開，但熱鬧了二十多年的西花廳不可避免地冷清了起來。
二十多年前的1949年，北平解放之後，中共中央從西柏坡遷至北京，最初黨和國家領導人都住在香山，隨著工作的忙碌，包括周恩來在內的一些領導人率先住進了中南海。
周恩來最初是和林伯渠等人住在豐澤園的，當時正值海棠花盛開，周恩來就注意到了西花廳，因著喜愛海棠花，也就愛上了西花廳，只是工作的原因，並未搬進去，後來隨著毛主席等人也搬進了中南海，周恩來就從豐澤園的內院搬到了中院又搬到了外院。
因著工作的便利，開國大典之後，周恩來再次搬家，這次就搬進了西花廳，從此西花廳就成了周恩來和鄧穎超工作和生活的院落，從此西花廳也就熱鬧了起來，這一熱鬧就是24年多，直到周總理病逝。
周總理病逝之後，鄧穎超常常會在海棠花盛開的時節，在院子裡一邊散步一邊思念周總理，很多時候，她想將這種思念記錄下來，給周總理寫寫信，就像周總理生前的時候一樣，只要有分別，他們就用書信來表達愛意、關心對方。
但這一次的分別與以往是不同，以往的分別是有相聚的時間的，盼著盼著就團聚了，想著想著人就在眼前了。而這一次，周總理是離開了這個世界，這個分別是永遠的，所以鄧穎超輕易不敢下筆，不想讓洶湧的思念將自己埋沒。
但當她在1988年退下來之後，時間明顯多了，回憶也多了，於是她提起筆，寫下了一篇不是情書的情書：《從西花廳海棠花憶起》。
文章中，鄧穎超提到了一件事，至今讀來都能讓人生出無限的感慨，她是這樣寫的：
“你在參加日內瓦會議的時候，我們家裡的海棠花正在盛開，因為你不能看到盛開著的美好的花朵，我就特意地剪了一枝，把它壓在書本里頭，經過鴻雁帶到日內瓦給你。”
1954年4月19日，周總理兼任外長作為出席內日瓦會議代表團首席代表帶領張聞天、王稼祥、李克農等代表赴日內瓦參與討論和平解決朝鮮問題和恢復印度支那的和平問題。
周總理從西花廳離開的時候，海棠花正含苞待放，等到日內瓦會議開始的時候，西花廳的海棠花也就漸次盛開了，而日內瓦的會議持續時間很長，於是周總理完美的錯過了海棠花的花期。
周總理最愛海棠花，每年海棠花盛開的時節，他總是格外喜歡在窗臺邊駐足、在院子裡散步，為的就是欣賞海棠花的美。如今海棠花盛開了，他卻去了國外，無法欣賞海棠花的美，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
而鄧穎超是最瞭解周總理的人，自然不願意讓他留下遺憾，於是來了一個鴻雁傳信，將海棠花寄到了日內瓦。而且她寄去的不僅僅是海棠花，鄧穎超在1954年5月4日寫給周總理的信中是這樣說的：
“在郊區的山坡、泉水之旁，採了少許野花，又選上二三朵家花，一併隨信寄你，給你的緊張生活，加上一些點綴和情趣。”
也就是說，鄧穎超不僅剪了家中的海棠花，還在郊外的青山綠水旁摘了一些野花，帶著鄧穎超的情誼一併壓在書信中，寄給了遠在日內瓦的周總理。
這多麼像是一個情竇初開的女孩的舉動啊，她將心愛的男孩喜歡的花朵夾在書信中寄給異地的他，那一個個花瓣、一行行字，都是女孩對男孩愛的表達。
但其實當時的鄧穎超並非一個情竇初開的女孩子，她已經50歲，周總理也已經56歲，而且他們已經結婚29年，在這樣一個前提之下，我們再看鄧穎超的舉動，真的是浪漫至極。
年逾五十，結婚近三十年，還能保有這樣的熱情和愛戀，實在是世間少有的。那麼，周總理接到這封特殊的信之後又是怎麼做的呢？
周總理收到信後，小心翼翼的將花收好，珍之重之，但他並沒有第一時間回信，他實在是太忙了，作為代表團的首席代表，他有太多的事情要做，白天就不用說了，就是晚上的睡覺時間也一再被擠壓，一個周之內，他最多有一兩天能夠睡夠八小時。
他根本拿不出時間來給鄧穎超回信，但不回信又不是周總理的風格，6月13日，在距離收到鄧穎超的書信一個多月之後終於回了信，信中有一段是這樣寫的：
“現在已經深夜四時了，還有許多要事未辦。明日信使待發，只好草草書此，並附上託同志們收集的院花，聊寄遠念。”
從這段話中，我們可以瞭解到周總理是怎樣的忙，也可以感覺到周總理對鄧穎超的愛是多麼的深。
忙到凌晨四點，還沒有忙完，信已經不能再拖，好好寫一封信的時間根本沒有，只能草草寫就，但情誼是真的，他還特意託身邊的同志在不忙的時候幫他收集了一些院子裡的花，一併寄給鄧穎超。
得不到回應的愛是淒涼的，無法同步的婚姻生活是個悲劇，而周總理和鄧穎超完全不是。鄧穎超給周總理寄去家中的海棠花，而周總理即便再忙也不忘回以他們在內日瓦所住院子裡的花朵。
這樣的愛情和婚姻是極為難得的，能在結婚近三十年的時候還能這樣浪漫更為難得。
實際上，我們看周總理和鄧穎超愛情和婚姻生活一直都是浪漫的，他們是真的浪漫了半個世紀，而且他們之間的浪漫還有一個重要的載體，那就是書信。
他們最初定情就是透過鴻雁傳書，1919年五四運動時期，周恩來和鄧穎超相識，他們的第一次見面，鄧穎超在臺上演講，周恩來在主席臺上靜靜地看著臺上的鄧穎超。
那堅定的眼神、飽含深情的語言深深地吸引了周恩來，但這種吸引純粹是一種志同道合的吸引，後來他們組織了覺悟社，彼此之間的瞭解多了很多，也成了好朋友。
但愛情還很遙遠，那時候的周恩來是個獨身主義者，而鄧穎超也沒有結婚的打算，他們就是單純的朋友。
再後來鄧穎超留在天津，而周恩來到法國留學，因著覺悟社以及共同的語言，他們之間常有書信往來，鴻雁“從名城巴黎，到渤海之濱的天津”，再從天津飛去巴黎。
在一次次的書信往來中，周恩來認定鄧穎超會是他革命的終身伴侶，是能夠經受得住革命的艱難險阻和驚濤駭浪的伴侶，於是他在信中表白了。
對於周恩來的表白，鄧穎超從最初的不信到母親的反對再到後來的坦然接受，於是他們開始鴻雁傳情，一直到1925年八月，鄧穎超從天津到了廣州，兩人成婚。
從確定戀愛關係到結婚之前，兩人沒有見過面，只通過鴻雁傳情，所以說，書信在兩人的愛情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而他們結婚之後，書信依舊是他們連線對方的一個重要載體。
只要是一方在外地，就會有書信往來，甚至即便他們都住在西花廳中，但有時候周總理太忙，他們沒有時間面對面溝通，也會透過書信的形式來表達對對方的關心。
而在這些書信中，有他們之間濃濃的愛戀和浪漫，比如上面提到的周總理在日內瓦期間兩人的信，再比如1942年周恩來住院的時候。
1942年，周恩來因為小腸疝氣發作住進了歌樂山醫院，鄧穎超只要有時間就去看他，後來因為周恩來父親周貽能生病，鄧穎超留在山上照顧老爺子所以去看望周恩來的次數少了，書信也因此多了起來，從這些書信中，是真的能看到很多很多的浪漫。
比如周恩來在7月3日給鄧穎超的信中，有這樣一句話：“望你珍攝，吻你萬千。”而鄧穎超在七夕前夕給周恩來的信中則回以這樣一句話：“情長紙短，還吻你萬千。”
這簡直就是在熱戀中啊，而實際上當時兩人已經結婚17年了，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
從周恩來和鄧穎超的那些通訊中就能看出，他們的婚姻生活是極為浪漫的，這種浪漫不僅僅是在嘴上說說、筆下寫寫而已，而是也體現在了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
很多時候，關於愛情，有人說的多做的少，有人說的少做得多，這都不是理想狀態，而多說多做才能夠真的相攜到白頭。
周總理和鄧穎超明顯就是多說多做的那種人，他們在婚姻中，很注意溝通，也很注意關心對方，這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兩人都在很用心的經營婚姻，而數十年如一日的如此就達到了一種浪漫的婚姻生活狀態。
周總理和鄧穎超之間極少會有吵架的時候，但也並非沒有發火或者生氣的時候，周總理曾兩次朝著鄧穎超發火。
第一次是鄧穎超婚後不久懷孕，但周恩來不在身邊，其母也不在身邊，而廣州的工作局面又剛剛開啟，所以鄧穎超自己去買藥打掉了孩子，周恩來知道後朝著鄧穎超發了火，但並沒有吵架，鄧穎超其實也後悔這樣做了。
而另一次則是周恩來小腸疝氣發作住院的時候，其父病逝，鄧穎超和紅巖村的同志都覺得應該暫時瞞下這件事，要不然會加重周恩來的病情，結果周恩來出院後才知道，父親已經病逝三天了，他忍不住對著鄧穎超發了火，而鄧穎超只能流淚，她無法解釋也不能解釋。
這應該是周恩來僅有的兩次對著鄧穎超發脾氣，而兩人生氣的次數就很難說了，畢竟兩個獨立的個體生活在一起，總要磨合，總會有意見相左的時候，只不過兩人即便遇到這樣的時刻，也不會吵架，所以西花廳的工作人員幾乎從來沒有見過兩人吵架。
但即便有生氣的時候，有發脾氣的時候，他們對彼此的愛從沒有變過，那些生活中的小細節能夠說明一切。
就拿鄧穎超來說，她對周總理一貫堅持的是“高度的諒解、忍耐和愛護的”。
周總理作為新中國的總理，他要做的事情太多，他要關心的也太多，而作為偉人的妻子，鄧穎超在婚姻生活中必須付出更多，給予周總理更過的關愛和尊重。
她的關愛體現在將家中的一切處理的井井有條，並愛護總理的身體上。
周總理工作很忙，兩人見面的時間很少，為了照顧周總理，鄧穎超想盡一切辦法和周總理溝通，如果能見到面，面對面關心最好。
如果見不到面，鄧穎超就打電話給周總理督促他多休息，或者叮囑衛士提醒周總理多休息，再就是留字條，鄧穎超給周總理留過很多勸他注意身體的條子，體現了一個妻子對丈夫濃濃的關心。
除此之外，鄧穎超還很注意給予周總理尊重，具體體現在工作上，他們的工作不同，鄧穎超從來不會過問總理的工作，也不問不該問的問題，即便是有事找總理，也很少會去總理的辦公室，而是站在門外敲門溝通。
兩人都深深地懂得，他們是夫妻，但他們不是一般的夫妻，生活與工作必須要分清。
如果說鄧穎超對周總理總是照顧得無微不至，那麼周總理對鄧穎超的愛則體現在無處不在的細節裡。
周總理和鄧穎超的作息時間很不一樣，周總理和毛主席一樣習慣夜晚工作，他一般是早上八九點起床或者直接睡到中午，然後工作到凌晨兩三點以後，甚至通宵不睡。
而鄧穎超一直身體不怎麼好，她的作息就是早起早睡，而且兩人工作並不在一處，因此兩人即便都住在西花廳裡，但真正見面的時間很短。
一天到晚見不到面是很稀鬆平常的，尤其是早飯和晚飯，兩人很少有機會能一起吃，基於這樣的情況，周總理就儘量設法抽出時間來和鄧穎超吃午飯，如果午飯實在無法在一起吃，那周總理也會特意找出一點時間來和鄧穎超在西花廳的院子裡散一會步，聊幾句家常。
他們聊的範圍很廣，比如一般老百姓都比較關心的國家大事，比如琴棋書畫，比如身邊的親朋好友，再比如家長裡短等等，無論是什麼話題，兩人總能找到合適的溝通視窗，不至於因為工作忙碌的原因冷落了彼此。
當然他們之間也有不能聊的東西，比如還沒有公開的機密事件，周總理絕不會向鄧穎超透露，而鄧穎超也不會問，這是夫妻間的一種默契。
周總理是真的很細心，他太過忙碌，無法長時間陪在鄧穎超身邊，就一點點擠出時間來，用一點又一點的細節來關心著鄧穎超。
如果只是短時間內這樣做，算不得什麼大事，也未必會讓人感動，但幾十年如一日的如此，就是一種極致的浪漫，忙碌從來不是夫妻感情冷淡的藉口，不放在心上才是，而在半個世紀的婚姻裡，周總理始終是將鄧穎超放在心上的。
他有一個習慣，每次從外面回到西花廳，開口就是：“大姐在幹什麼呢？”如果鄧穎超還沒有睡覺，周總理就會去和鄧穎超打個招呼，甚至時間可以的話就聊上幾句。
而如果周總理回來得太晚，鄧穎超已經睡下了，那周總理就會放慢腳步、輕聲說話，防止打擾到鄧穎超的休息。
周總理和鄧穎超之間的感情是真的體現在了細節裡，那些點點滴滴的、細水長流的愛意就是和處於熱戀期的青年男女相比也不逞多讓。
即便結婚半個世紀，浪漫也無處不在，在一處的時候，雙方對彼此關心落實到每一處細節中，沒在一處的時候，鴻雁往返，將想念化成愛意追隨而至，這就是周總理和鄧穎超的婚姻。
寫到最後，附上鄧穎超留給周總理的一個字幅，字幅寫於1964年的端午節。
當時周總理一直忙著中央工作會議和接待外賓等的重要活動，他總是來去匆匆，很難抽出時間和鄧穎超在一處吃頓飯、聊個天，於是在端午節這一天，鄧穎超給見不到人影的周總理留了一個條幅，條幅是這樣寫的：
夫妻慶幸能到老，無限深情在險中。
相偕相伴機緣少，革命情義萬年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