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9日,淮海戰役已經進入最後階段,華野向杜聿明殘部發起的總攻已經進入第四天,炮彈開始落到杜聿明的指揮所所在地陳官莊。
杜聿明只好躲到第五軍軍部與邱清泉、李彌等人商討最後的對策。杜聿明表示仍要按老蔣的命令10日白天突圍,邱、李等人一致反對,他們認為白天突圍太危險,應該當晚突圍。
爭論一直持續到晚上,指揮部裡的各個將領惶恐不安,杜聿明也被是逃跑還是突圍弄得頭昏腦脹。最後他終於下定決心,當晚分頭突圍。
邱、李等人想與杜聿明一同走。杜聿明說:“這不是讓人家一網打盡嗎?我們就這樣走如何對得起部下,大家趕快通知各部各找出路。”隨即杜聿明向老蔣報告了自己的決定,並命令文強集合戰車、銷燬重要檔案,準備突圍。
話還沒說話電話就斷了,剛剛通知完各部的邱清泉拉著杜聿明帶上特務營便往外衝。但邱清泉驚慌之中似乎搞錯了方向,帶著隊伍一直往北衝。
杜聿明心想:“這個‘邱瘋子’不會真的瘋了吧?”杜聿明動過腎臟手術,走路一瘸一拐根本跟不上邱清泉,他認為跟著大部隊走太危險。就帶著副官等14個人離開了隊伍,一口氣跑到蕭縣境內。
他們突然發現路上有大隊解放軍向西運動,急忙躲到戰壕裡。副官尹東生給杜聿明剃了鬍子,以便萬一被俘假裝普通士兵。待解放軍走後,他們才爬出戰壕繼續往東北逃竄。
10日早晨,杜聿明一行人來到蕭縣張老莊,遇到一個拾糞的老農民。杜聿明一個衛士上去打招呼問:“我們是押送俘虜的解放軍,能否跟你換兩身便裝?”
老農民覺得兵荒馬亂的年代穿軍裝太招搖,表示不便與他們交換。那個衛士又問:“莊裡有隊伍嗎?”老農民表示周圍幾十裡都有。
那個衛士聽完立即掏出一枚金戒指給老農,讓他不要把他們路過的事情告訴任何人,說完拔腿就跑了。
老農覺得很奇怪,既然是解放軍為何又要換便裝,還拿金戒指賄賂人?他立即跑回莊裡向解放軍報告,當時莊裡並沒有作戰部隊,而是四縱十一師師直衛生處休養連。
休養連的戰士聽完老農報告後立即拿起槍追了出去,追到將近200米時,那隊人伏了下來。戰士們立即散開隊形,向他們喊話:“你們是哪部分的?過來一個人。”
一個自稱“隊長”的人走過來問休養連的戰士是哪個部分的。戰士小范回答說:“我們是四縱十一師的,你們是哪部分?”那個“隊長”說自己也是十一師的。
小范又問:“師長叫什麼名字?”
“隊長”說:“我們剛從後方上來,要押俘虜回去,一時還沒搞清楚師長叫什麼。”
小范看他們神情驚恐不安,穿的服裝也不像解放軍的,連師長名字都說不清楚,恐怕是逃出來的敵軍。小范便說:“你把身上的快慢機留下來,如果確實是自己人我們再還給你。”
說完小范就去奪他身上的槍,這時身邊其他戰士也大聲喊:“統統把槍放下!”那一隊人遲疑了片刻紛紛把槍放下。
杜聿明見身邊衛士毫無鬥志,又氣又惱,失望至極,掏出手槍便想自殺。他的副官尹東生見狀急忙槍奪下,交給瞭解放軍。
杜聿明等人隨後被押送到另一個村莊,交給專門負責俘虜收容的十一師政治部主任陳茂輝。杜聿明進屋時沒注意,頭在門框上磕了一下,痛得雙手直抱頭。
這引起了陳茂輝的注意,他發現眼前這個人穿著一件士兵衣服,披著一件破舊的軍大衣,渾身上下弄得黑乎乎的,看起來像個伙伕。但臉上的絡腮鬍子又沒刮乾淨,說明是刮的時候很匆忙,估計是臨時偽裝。
陳茂輝遞了一支菸給他,他接過去放在一邊沒有抽,而是從口袋裡掏出一包美國“駱駝牌”香菸。抽出一支遞給陳茂輝,一支叼在自己嘴上。
他身邊一直自稱是“隨軍記者”的尹東生掏出一個打火機,咔嚓一下打燃了,畢恭畢敬地上去給杜聿明點菸。杜聿明急得瞪了尹東生一眼,尹東生才反應過來,又把打火機轉到陳茂輝身邊。
陳茂輝認為此人身份不一般,開始審問:“你是哪個部分的?”杜聿明回答是十三兵團的軍需。
陳茂輝看了看他笑著說:“不對吧?”一旁的尹東生連忙說:“軍需處長。”
陳茂輝又問:“你叫什麼名字?”杜聿明回答說叫高文明。
陳茂輝接著問:“你們軍需處有幾個處?”杜聿明回答說六個。
陳茂輝拿出一個小本子讓他把六個處處長的名字寫出來。杜聿明伸手去掏筆,先是露出了套在手臂上的手錶,接著掏出一支派克金筆。
然而他在紙上描了半天也寫不出處長的名字,一旁的的尹東生想上去幫他,被陳茂輝制止。
陳茂輝看到杜聿明帶的手錶和用的派克金筆更加堅信他是一個高官,對他說:“你放心,我們的戰俘政策規定,不論官大官小,除了戰犯杜聿明外,只要放下槍,坦白交代就寬大處理。”
杜聿明聽到這徹底絕望,認為自己肯定難逃一死,乾脆把腦袋埋在軍大衣裡面不肯說話。陳茂輝見問了半天也問不出東西,便叫人把他押到莊頭一間小磨坊去休息。
他們路過一個廣場時,上面有大批十三兵團的俘虜,很多都是杜聿明的老部下。杜聿明只能深深把頭埋到大衣裡面生怕他們認出來。
進到磨坊內,杜聿明已經萬念俱滅。他心想,自己行動艱難逃也逃不出,留下來遲早要被以前的舊屬發現。與其被處死,不如自我了斷,還能在老蔣面前爭個“忠臣”。
於是他趁看守剛離開,便在地上撿起一塊石頭,朝自己腦袋上猛地砸下去。一頓亂砸之後,杜聿明頭破血流昏了過去。
很快看守就發現倒在地上的杜聿明,並將其送去治療。醫務人員檢查後發現杜聿明只是額角敲破了,並無大礙,給他進行了包紮。
陳茂輝讓人把那個“隨軍記者”尹東生帶來,嚴令他交代“高文明”的真實身份。這時尹東生才吞吞吐吐地說:“他就是杜長官,我是他的副官。”隨後他還從包裡掏出一雙象牙筷子,上面刻有杜聿明的名字。
第二天,陳茂輝再次審問杜聿明:“你叫什麼名字。”杜聿明仍在頑抗,極不耐煩地說:“你們都知道了,還在問什麼呢?”
馳騁戰場20餘年的一代名將杜聿明就這樣束手就擒了。杜聿明作為“天子門生”,對老蔣唯命是從,不惜替他背鍋賣命,可謂“忠心耿耿”。
但杜聿明被捕後,他的家人又過得如何呢?得到過老蔣的善待嗎?
老蔣這個人有個怪癖,就是希望手下戰敗後能夠“死節”,向日本軍人那樣切腹,而不是獨自逃回來。抗戰期間,餘程萬奉命守常德,拼得還剩最後幾十人,無奈突圍,回來後老蔣卻要將其槍斃。
甚至連一向被器重的湯恩伯在日本病死後,老蔣也評價說,假如當年他在上海殉國對他個人將是如何悲壯?五年後病死在日本,雖多活了一些日子,但錯失了一個為“國家”盡忠的機會。
所以對於杜聿明,老蔣只希望他戰死沙場,以便為手下將領樹立榜樣,方便宣傳。在此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在國民黨的宣傳裡,杜聿明已經“殉國”了。
當時杜聿明的母親還健在,妻子曹秀清生育三男三女,老蔣派人將他們接到臺灣。曹秀清考慮到杜聿明生死未卜,一家人留在大陸沒有依靠,丈夫為老蔣賣命這麼多年,去了臺灣總會受到照顧,便欣然前往。
不料曹秀清一家人到了臺灣,生活卻無人問津,隨身攜帶的一點積蓄花光後,連孩子讀書都成了問題。曹秀清只能去找杜聿明的老長官、老朋友幫忙,才把子女安置進學校。
但是當局派人來調查,告訴曹秀清杜聿明被殺了,一定要讓她在家中為杜聿明立靈位才肯為她的子女補助一些學費。
曹秀清不得不靠一己之力撐起這個家,為了找份工作她寫信給張群求助,後來被安排到臺北縣制瓶廠當工人。
在杜聿明三兒三女中,長女杜致禮最先赴美。那是1947年7月,為了籠絡杜聿明宋美齡親自出面介紹杜致禮到“衛理斯學院”讀書,這是一所貴族學校,花費不低。
當時杜聿明病重,他準備送女兒去美國順便到美國求醫。再三請求之下老蔣原本已答應,杜聿明買好機票正準備上飛機時,老蔣又以“國難當頭,需要棟樑”為由把他攔了下來。從此,杜聿明徹底被綁在老蔣的戰車上。
杜致禮只好一個人赴美留學,但杜聿明被俘後,杜家情況急轉直下,無力再承擔高額的學費,她只好轉到“聖文森學院”就讀。後來杜致禮的弟弟杜致仁在普林斯頓念高中,所以杜致禮有時候會到普林斯頓看弟弟。
1949年12月的一天,杜致禮在普林斯頓一間中餐廳吃飯,遇到楊振寧,便上去打招呼。其實兩人此前就認識,1944年,年僅22歲的楊振寧從西南聯大研究院畢業後到聯大附中教書,杜致禮正是他的學生。
它鄉遇故人,立刻拉近了兩人的距離。楊振寧也被杜致禮深深吸引,多年後他在回憶文章中說,見到杜致禮的第一天或者第二天,就打電話約她出來看電影。隨著兩人交往越來越密切,感情也越深,最終於1950年8月26日結婚。
再說杜致仁,他是靠臺灣銀行的借款赴美留學,後來進入哈佛大學,一邊打工一邊就讀。到1956年,杜致仁已欠下銀行7000多元,但他還需要繳納3000元學費才能畢業,臺灣銀行不知何故卻突然中止給他貸款。
當時杜致仁正患病無法繼續原來的工作,暑期他住到姐姐、姐夫家中,並寫信給母親曹秀清讓她想辦法。曹秀清無奈之下寫報告給老蔣求助,然而老蔣卻只批了1000元,還是分兩年支付。
當杜致仁收到500元支票時流淚滿面,當年父親在時是何等威風,在昆明讀書都是汽車接送。如今父親不在,漂泊美國連學費都湊不齊,巨大的落差讓他悲痛欲絕。他哭著讓姐姐、姐夫幫找找有沒有什麼適合他的工作。
杜致禮見弟弟情緒失控,不斷安慰,答應幫他想辦法。杜致仁才暫時平靜下來,回房休息。然而到了吃晚飯時卻怎麼也叫不應,破門而入後才發現年僅22歲的杜致仁已經沒有呼吸,地上有一個裝安眠藥的空瓶。
杜聿明被俘後,曹秀清一直不知道他的生死,國民黨對杜聿明的生死製造了許多謠言。在1955年前後,透過周總理的幫助,杜聿明得以寫信聯絡在美國的女兒杜致禮。
杜致禮得知父親沒死的訊息後,喜出望外,當即寫信給還在臺灣的母親說:“你的老朋友還活著。”看到這句話,曹秀清高興得幾乎說不出話來。從那一刻起,她便想著與丈夫團聚,但國民黨當局始終不讓她離開臺灣。
事情出現轉機是1957年楊振寧獲得諾貝爾獎。訊息傳到北京,周總理派出以楊振寧老師張文裕等人為代表的代表團,到瑞典祝賀。代表團出發前還到功德林看望了杜聿明,杜聿明寫了一封信給楊振寧:
親愛的寧婿:我祝賀你獲得諾貝爾獎金。這是中華民族的光榮。
這封信雖然簡短,但意味深長,楊振寧收到後也給杜聿明回信,說岳父的關懷讓他很感動。
楊振寧獲獎的訊息也傳到了對岸,對於這樣一個有名望有成就的科學家,老蔣自然想拉攏他“為黨國效力”。
曹秀清去臺後一直被冷落,但女婿拿了諾獎後,當局對她突然熱情起來。
1958年9月的一天,老蔣和宋美齡突然要召見曹秀清。寒暄一陣之後,老蔣問了曹秀清子女情況和楊振寧情況,並說:“楊振寧和李政道獲得諾貝爾物理獎,你要去美國利用岳母的身份爭取他為黨國效力。”
曹秀清這才明白老蔣見她的目的,附和著說:“我一定好好為他介紹臺灣的情況,要他回來看看,為建設寶島貢獻力量。”
如此,曹秀清才得以順利赴美,她原本想再帶一個兒子到美國,但仍被拒絕。
1959年12月4日,杜聿明獲特赦。他寫信給在美國的曹秀清,告訴她自己在北京的情況,並希望她能回北京團聚,安度晚年。
但當時中美尚未建交赴北京的手續不容易辦妥,加上還有幾個子女仍在臺灣,曹秀清心中有所顧慮。直到1963年5月20日這天,經過各方努力,曹秀清才登上飛機,輾轉日內瓦回到北京。
此時,杜聿明與曹秀清分別已快15年,再次相見曹秀清淚如雨下,這些年的辛酸和委屈在這一刻集中爆發。此後兩人在北京過著普通的生活。
曹秀清去美國後,幾個子女在臺灣過得更為艱難。二兒子杜致勇一生窮困潦倒,曾在一家保齡球館打工。三兒子杜致嚴輟學後靠開出租車為生。二女兒杜致義、三女兒杜致廉嫁在臺灣,很長一段時間她們的後代出境都會遭到嚴格審查。
1981年5月7日,杜聿明去世,曹秀清致電臺當局希望能允許自己幾個兒女赴北京奔喪。然而未獲回應,幾個子女只能在臺灣家中設立靈堂祭奠。
杜聿明為老蔣盡忠半生,真正稱得上“犬馬之勞”,雖然未能扶大廈之將傾,但畢竟竭盡全力,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可惜最後關頭,因為未能死節,而遭輕視。乃至家人備受冷落,舉步維艱,甚至連死後都不讓子女為其送終。悲涼至此,真是可悲可嘆!
杜聿明被俘之初,仍然冥頑不靈想自戕以保“晚節”。經過10年改造,又瞭解到妻兒經歷之後,總算認清現實。獲得特赦以後的杜聿明是真情實意地感謝黨,也非常願意站到人民一邊。出獄後,他為祖國和平統一出過不少力,臨終留下遺囑仍希望“早日促成和平統一”。
如果杜聿明早有這等覺悟,在戰場上棄暗投明,又何須落得妻離子散的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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