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我軍進行了新一輪軍改。
在該年2月1日,原七大軍區撤銷,中國人民解放軍五大戰區正式成立,中國軍隊由此進入“戰區時代”。
“大軍區”從此成為了國人記憶中的一個名詞。
回望我國大軍區的歷史發展,不免讓人感慨良多。
與戰區相比較,大軍區除了擁有“戰”的職能外,還兼有“建”的職能。甚至,“建”的職能色彩更濃厚一些。
這和我國的經濟、軍事發展的現實是密切相關的。
遙想新中國成立初期,由於全國劃分為東北、華北、華東、中南、西北、西南六大行政區,戰爭尚未結束,為了實現黨政軍一體化管理,六大軍區應運而生。
“六大軍區體制”從1950年2月正式成型,一直維持到1955年。
1955年2月,我國為了應對帝國主義者利用其所謂“原子優勢”對我進行閃擊,軍委根據我軍的戰略意圖、作戰方向和今後戰爭可能發展的趨勢,將原來的 6個大軍區,改劃為 12個大軍區,即:瀋陽軍區、北京軍區、濟南軍區、南京軍區、廣州軍區、武漢軍區、昆明軍區、成都軍區、蘭州軍區、新疆軍區、西藏軍區、內蒙古軍區。
這“十二大軍區體制”一直持續到1985年。但期間也出現了一些變化。
比如說,1956年,為加強對臺鬥爭,增設了福州軍區,“十二大軍區”變成了“十三大軍區”。
到了1967年,中蘇關係惡化,為了防蘇軍,內蒙古軍區被降為省軍區,劃入北京軍區,“十三大軍區”又變成了“十二大軍區”。
1969年,為便於對西南邊防的資源支援,西藏軍區被降為省軍區,劃入成都軍區,“十二大軍區”則變成了“十一大軍區”。
1985年,我國進行百萬裁軍,中央軍委將11大軍區調整為7大軍區,即:北京軍區、瀋陽軍區、蘭州軍區、濟南軍區、南京軍區、廣州軍區、成都軍區。
話說回來,在“十二大軍區體制”期間,準確地說,是在1973年底,毛主席親自主持了一場舉世震驚的“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
毛主席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用他的話來說,是“一個人在一個地方搞久了,油了”,另外,“有幾個大軍區,政治委員不起作用,司令員拍板就算。”
所以,“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的實質,就是要使地方“軍”、“政”分離,不能讓軍來干涉到黨指揮槍的原則。
而從20世紀60年代起,隨著中蘇邊境領土糾紛的不斷升溫,全軍進入緊急狀態,到了1973年,全軍十一個大軍區中,多數負責人在一個軍區已經工作了十年至二十年了,都在當地構建起了一個穩固的人脈關係。他們在軍區裡全是老部下、老熟人,工作起來可以完全依靠老習慣辦事,要把他們都調動起來,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老覃在上週寫的《1973年,韓先楚不願調離福州,毛主席:我老了,我到福州賣年糕吧》 一文說了,毛主席把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的事跟時任福州軍區司令員的韓先楚說,韓先楚就很不願意。
要說,這也不能怪韓先楚,畢竟,他在原來的崗位上幹得好好的,十多年來一直研究臺海問題,謀劃收復臺灣,這一下子就把他換到一個新的地方去,從情感上來說,還是有些接受不了的。
因此,毛主席對他進行了耐心地說服動員。最終,韓先楚也就高高興興地接受了毛主席的安排,和蘭州軍區司令員皮定均來了個對調。
這裡說一下,為什麼是“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而不是“十一大軍區司令員對調”呢?
蓋因當時新疆軍區司令員楊勇、昆明軍區司令員王必成、成都軍區司令員秦基偉這三個人任本職時間較短,就沒有必要再調動了。
“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的工作雖然難做,但毛主席拿定了主意,準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來完成。
他在1973年12月12日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提出了調整大軍區司令員的構想。
12月15日,政治局會議結束後,中共中央、中央軍委馬上聯名發出絕密通知,要求各大軍區司令員和政委火速進京,參加18日的軍委會議。
該通知的結尾處特別註明:“開會之事請勿下傳,不允許缺席。”
這樣,各軍區司令員、政委在收到通知後,都大吃一驚。
他們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要讓全國所有軍區的司令員和政委都趕往北京,而且通知的時間那麼緊急,這是前所未有的。
軍令如山。
這些軍人出身的虎將,一個個雷厲風行,動作迅速,準時抵達北京,出席了12月18日的軍委會議。
大家注意一下“1973年12月”這個時間點。
老覃在前不久寫的《1972年,張伯駒給陳毅寫了副輓聯,毛主席看後急問:此何人手筆?》一文中講到:毛主席在1971年9月之後,僅僅半個月的時間,就衰老了很多,像是變了一個人。而從1971年9月到1972年2月,他兩次重病發作,一度出現了缺氧昏迷現象。而在上週寫的《毛主席晚年讀陳亮的<念奴嬌>,為何大哭?來看這些直戳淚點的詞句》中又提到,在1971年以後,毛主席還患上嚴重的老年白內障,到了1973年底,已幾近於失明。後來,在1975年7月23日,由唐由之大夫做了中醫的針撥手術,這才重見光明。
即在“1973年12月”這個時間點上,毛主席的身體非常虛弱,視力不好。即12月18日軍委會議是由周恩來、葉劍英主持的。
周恩來、葉劍英負責在會議上“吹吹風”、“預預熱”。
1973年12月21日,毛主席正式在中南海豐澤園的書房接見各位政治局委員、各大軍區司令員、政委們。
毛主席的開場白別出心裁。
他說:“君不見朝歌屠叟辭棘津,八十西來釣渭濱。我今年八十歲,把你們‘釣’到中南海來了。”
“君不見朝歌屠叟辭棘津,八十西來釣渭濱”出自唐代李白的《梁甫吟》,講的是周朝姜太公的事。
姜太公原本居住在商都朝歌郊外的棘津,早年以屠牛為生。八十歲那年辭別故鄉來到渭水邊垂釣,“風期暗與文王親”,遇上了周文王,幹成了一番大事業。
毛主席出生於1893年,在1973年這年,恰好是八十歲。
他巧妙地引用了李白的詩句,把召集各大司令員到中南海,說成是“釣”到了中南海,可謂別具一格,讓人耳目一新。
大家的精神為之一振。
毛主席接著說:“人在一個地方呆長了,不容易接受新鮮事物,對調一下有好處,到哪裡都是一樣幹革命。共產黨員要能上能下,能官能民,能東能西,一切行動聽指揮,幹部經常調來調去,有利於交流,有利於進步。革命的事情就是這樣,心要寬,膽要大,有困難慢慢來。”
毛主席簡短的幾句話,大家在思想上也就想通了。
毛主席最後規定:“隨員不超十人,時間不超十天。”
即這次人員大調整務必在10天之內全部完成,每個司令員所帶的隨行人員最多不能超過10人。
之後的事情也正如他所要求的一樣:短短不到10天的時間,八個軍區的相關事宜全部都順利地完成,效率之高,讓人咋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