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那一年發生了什麼事情？關注娛樂八卦的人，可能會脫口而出：《讓我歡喜讓我憂》《吻別》《紅日》《飄雪》……諸多經典歌曲，都是在那一年井噴而出。其實，那一年還發生了一件歷史大事件，有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畫了一個圈：鄧小平南方談話。
前有車後有轍，鄧小平南方談話並非空穴來風，這一切還要從1978年12月18日舉辦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說起。此次會議，鄧小平作了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旗幟鮮明地提出要實行改革開放的新決策，並啟動了農村改革新程序。農村怎麼改革？
當時，我國農村實行的是僵硬的人民公社制度，老百姓種地積極性不高，這一點在《平凡的世界》中有生動的體現：在集體生活中，孫少安的叔叔孫玉亭總是偷懶耍滑，不願意上工幹活。
孫少安為了提高隊員積極性，就打起了豬飼料地的主意，後來，孫少安因私自劃分豬飼料地，被批判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生產隊長”。大多數人對豬飼料地，可能沒有一個概念。路遙在原著中交代得很清楚，公社每年要向國家上交肥豬，支援亞非拉國家。
可怎麼餵豬成了一個大難題，在那個物質奇缺的年代裡，老百姓想要吃一口飽飯都很困難，更別說養活一頭肥豬了。
縣上為了提起老百姓的養豬積極性，定了一個規矩：誰家養豬，就給誰家補貼150斤高粱。於是，老百姓爭著搶著要養豬。隨著國家生豬政策的調整，老百姓按照之前的養法是不可能養出大肥豬的。路遙用了一句非常形象的話：豬是咱的祖宗！
所以，上級又想了一個法子：給每戶莊稼人劃分不超過四分的豬飼料地。孫少安是一個有想法的年輕後生，帶頭把豬飼料地給分了。此舉，不僅解決了如何餵豬的大難題，還解決了隊員口糧的問題。
然而，這件事還是被田福堂捅了上去，孫少安面臨公社的批判。石圪節公社副主任對孫少安的定性為：挖社會主義的牆角，瓦解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
輪到孫少安發言的時候，說了一句很經典的話：你這是餵豬八戒啊，還是喂林黛玉！這就是改革開放前後，農村老百姓生活的真實寫照。
無獨有偶，我們再來看看另一個例項，1978年冬，安徽鳳陽小崗村18位農民率先吃起了“螃蟹”，他們簽訂生死文書、實行包乾到戶，結果在第二年，就基本上實現了“糧食自由”。當代人為“財務自由”焦頭爛額的時候，殊不知老前輩為了實現“填飽肚子”進而實現“糧食自由”有多拼。
天佑中華，小崗村的分地事件並沒有引起中央的干預。1980年5月31日，鄧小平同胡喬木、鄧力群談話，充分肯定了鳳陽縣的“大包乾”，說得很明白：
“農村政策放寬以後，有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快……在安徽肥西縣，絕大多數生產隊都搞了包產到戶，他們搞得很好，增產幅度很大……”
話音未落，農村的局面打開了。同年9月，中共中央頒發了一份關於“完善和加強農業生產責任制”的相關檔案，檔案指出：實行包產到戶，是發展生產，聯絡群眾，是解決溫飽問題的一個必要措施。實行包產到戶，是依託社會主義經濟而不是脫離社會主義軌道的……因此並不可怕。
筆者聽經歷過那段歲月的老人講，都伸著大拇指頭為中央的政策“點贊”。農業是百業之本，農村問題解決了，中央將目光投向了城市。彼時，黨和國家已經批准了東南沿海地區的深圳、珠海、汕頭、廈門等地設立了經濟特區，而深圳經濟特區是我國設立的第一個經濟特區，這對於前進中的中國來說，具有開天闢地的歷史意義。
深圳經濟特區的發展可謂是日新月異，“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標語，在深圳街頭很常見，這對當年的中國人震動很大：原來可以這樣明目張膽地賺錢！
鄧超、董潔主演的《相愛十年》，見證了深圳的發展，劇中，肖然是在1992年到深圳打拼的，這一年是深圳發展極為重要的一年。這一年，筆者也出生了，成年後瞭解更多的歷史，特別是改革開放的前前後後，就總是抱怨老爺子，當年為啥不去深圳？老爺子說：人老幾輩都是種地，當時咱們這裡不時興（河南方言流行）打工……
筆者當時，為什麼要抱怨老爺子？那一年“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不顧舟車勞頓去了深圳。可惜的是，那個年代，河南農村連黑白電視都沒有，資訊相對閉塞，沒能從中感受出改革開放帶來的機遇。
鄧小平為啥要去深圳？這還得從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說起。計劃經濟又稱指令型經濟，公有制打頭陣，不允許私有制露頭。改革開放以前，我國的計劃經濟確實是創造了工業神話，讓我國從一窮二白的農業國家，變成了一個能生產核武器、衛星、導彈的工業強國。然而，計劃經濟的弊端也很明顯，詳情可以參考蘇聯。
蘇聯是典型的計劃經濟體制，重工業佔據絕對優勢，與老百姓密切相關的民生企業，可以說是幾乎沒有。斯大林憑藉計劃經濟，讓蘇聯成了與美國並駕齊驅的超級強國。然而，計劃經濟帶來的弊端，讓蘇聯百病叢生。此後，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兩代雄主，都沒能解決計劃經濟帶來的負面影響。
1985年3月，戈爾巴喬夫一上臺，就開始著手國家改革。戈爾巴喬夫的改革五花八門，經濟改革核心就是變相全面推行私有制，迎合市場經濟。戈爾巴喬夫的想法很簡單：
他認為現在國家集中的資產過多了，人民同國有制關係變得疏遠，職工的積極性調動不起來，他們缺少主人翁的精神，這就造成了社會財富的巨大浪費，因此，要走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混合經濟”，實行國有企業私有化，進行國有資產分散化。
受過九年義務教育的朋友們都應該知道，蘇聯是一個“跛腳巨人”。戈爾巴喬夫倒好，非但沒有解決跛腳問題，直接讓蘇聯經濟滑向了自毀式改革的深淵。截至1990年，蘇聯經濟已經完全崩潰，解體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1991年12月25日，蘇聯解體，戈爾巴喬夫退出歷史舞臺。造成蘇聯解體的原因有很多，一兩句話說不清楚，可真正起決定性作用的還是經濟基礎出了問題。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告訴我們一個道理：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反作用於經濟基礎。經濟基礎究竟是什麼？可以理解為老百姓的家底，家底厚實就能做其他事情。反之，家貧萬事衰。家事尚且如此，更別說一個國家了？
蘇聯解體後，冷戰正式宣告結束，這是西方國家都認為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挫折。面對世紀未遇之大變局，我國在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取捨上犯了難。
早在改革開放初期，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之爭就沒消停過：棉花大戰、鋼材大戰、蠶繭大戰等各種戰，搞得國內經濟形勢很迷茫，最明顯的就是1988年，20%的通貨膨脹導致老百姓搶購成風，經濟秩序變得撲朔迷離。
經濟低迷讓一些人思想動搖，要不要繼續改革開放？還是重回計劃經濟老路？甚至於有些人還非議深圳經濟特區……值此多事之秋，鄧小平決定南巡：擔心不是沒有道理的，但是我們還是要冒一下險，不冒一下險，什麼事都不幹，什麼事也幹不成！
1992年1月1日，中共中央辦公廳一封絕密電報發到了廣東省委機要室：中共廣東省委，鄧小平同志要到南方休息，請做好安全接待工作。
鄧小平決定南巡，路線怎麼選擇？時間點如何確定？時任廣東省委副秘書長的陳開枝，認識到老人家此番前來是一個戰略性的大動作，很有可能要再一次見證歷史。於是，陳開枝向先遣組建議：
在確保安全和考慮老人家健康的情況下，一定要讓老人家在當地多看看，讓他坐下來，多談談。不能視察完珠海，就馬上坐船回深圳，一定要讓小平同志看看珠江三角洲，因為珠江三角洲的情況變化很大。
先遣組還是擔心，就問道：“那些路怎麼能走？”
陳開枝早有準備說道：“你們也有 8 年沒來了，最好也陪同老人家一起去看看，現在廣東變化很大，交通也好，公路都是水泥路，過江的橋也通車了，路很好走。看完了珠海，途經珠江三角洲時，可以到中山、順德等地去看一看……我們省的領導班子想見見老人家、廣州軍區的領導班子也想見見他，我們在廣州火車東站等著老人家，合影留念，然後，再啟程去上海看一看，好不好？”
陳開枝的建議，得到了鄧小平辦公室主任王瑞林等人的認可，先遣組也採納了陳開枝所建議的路線，深圳——珠海——珠江三角洲——廣州——上海，南巡路線怎麼走的問題算是定了下來，接下來就要考慮南巡時間的事情。
鄧小平是經歷過戰爭年代洗禮的老革命，凡事追求輕裝簡行：此次“休息”，並無外人隨行，都是鄧小平的家人、辦公室的人。因而，鄧小平要等到萌萌、羊羊等孫子輩放寒假了，才能正式出發，時間也就定格在1992年1月17日。
1月19日上午9時，鄧小平專列抵達深圳。下車後，廣東省委書記謝非、深圳市委書記李灝、市長鄭良玉早已在那裡等候，鄧小平一一與他們握手，握手時，三位“改革闖將”各自表露心聲：
“我們非常想念您。”（謝非）
“我們全市人民歡迎您的光臨。”（李灝）
“深圳人民盼望您來，已經盼了８年了。”（鄭良玉）
沒錯，鄧小平不是第一次來深圳。1984年1月24日，距離鄧小平拍板建立深圳經濟特區已經過去了5年，鄧小平很想看一看深圳發展成什麼模樣了。“深圳奇蹟”沒讓鄧小平失望，當他來到高20層的大廈天台樓頂時，飽含深情地看著熱火朝天的羅湖新城區工地。“三天一層樓”的“深圳速度”震撼了鄧小平：“看見了，我都看清楚了。”
臨走之際，鄧小平留下了親筆題詞：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儘管當時的深圳還有不少低矮的房屋、水田、魚塘，可用不了幾年，這裡將上演滄海桑田般的變化。
此番故地重遊，廣東方面考慮到鄧小平年紀大了，當天上午就安排在深圳迎賓館桂圓休息，留下陳開枝一人陪同。鄧小平按捺不住激動的心情，換了一件衣服就對陳開枝說：“你快點叫車，讓我出去看看！”
接下來，深圳市委開始安排行程。陳開枝則聯絡廣東省委書記謝非，陪同鄧小平在院子裡散步。下午，深圳市委安排妥當後，鄧小平便在廣東省委書記謝非和深圳市委書記李灝等陪同下，乘車遊覽深圳市容。
深圳與8年前相比，已經初具現代大都市的模樣，令鄧小平感慨萬千：更加堅定了改革開放的信心，這條路沒有錯。
還是這一天，鄧小平還來到了皇崗口岸，他特意地站在深圳河大橋的橋頭，向對岸的香港看了看，此時，距離《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宣告》的簽訂，已經過去了八年，鄧小平多麼希望早日到香港的土地上看一看。令人遺憾的是，鄧小平還是沒能實現這一願望。
20日上午，鄧小平登上了國貿大廈53層旋轉餐廳，俯瞰深圳市容，觀看相關規劃圖，再一次領略“深圳速度”的雷厲風行。鄧小平聽取廣東省市領導相關彙報後強調：爭取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時間不等人。
根據《深圳特區報》隨行記者陳錫添回憶，他在聽到鄧小平的講話後，當時的心情是這樣的：聽了席間發言，我感覺老人家不像來度假的，也不像一般的老人，有很多話不吐不快，整個參觀過程，雖然是閒談聊天的方式，但他的話都是有針對性的，指導性很強。
我感覺，如果人們能真正理解他講話的內容，理解講話的精髓，在全國勢必會再掀起改革開放的熱潮。當即我就下定了決心，沒有接到任務，也要堅決做好採訪工作，日後再另找機會發表，此事若不報道，將是我記者生涯的遺憾。
22日下午，鄧小平再度丟擲金句，核心只有一句話：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接下來，鄧小平說了句載入教科書的經典語句：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要加快改革的步伐，不要糾結于姓“資”還是姓“社”問題。
還有後來，我們教科書上，所學到的社會主義的本質問題：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
這句話寥寥數語，可當時的人們很難轉過來這個彎：一直在糾結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鄧小平的講話打破了這一思想禁區，為後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形成，打下了理論基礎。
23日上午9時40分，鄧小平打算從蛇口碼頭乘快艇去另一個經濟特區珠海參觀，他同前來迎接的珠海市委書記、市長梁廣大握手，然後與深圳的領導李灝、鄭良玉、厲有為等人，一一握手告別，然而，就在鄧小平準備登船之際，他突然轉過身子，握著深圳市委書記李灝的手說道：“你們要搞得快一點……”此時，距蘇聯解體的時間尚未滿月，鄧小平以雷厲風行，大刀闊斧的精神，推動著改革。
其實，鄧小平南巡是有深刻的歷史背景的，面臨著國內外錯綜複雜的局面，深圳以及其他的特區們，改革局面看似大不開了，鄧小平決定南巡，面授機宜，誰能想到這看似平常的講話，卻揭開了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序幕，鄧小平的南巡講話具有深刻的理論意義，為我國後來的經濟發展指明瞭方向，此後，便有了“特區奇蹟”……
現在的深圳，早已不是當年落後的小村莊，已經是15個副省級城市之一，深圳市委書記不僅躋身廣州省委常委，而且由廣東省委副書記兼任，如此高規格的背後，是行走的GDP狂魔。
援引廣東省2020年GDP資料，全省GDP達到了11.1萬億元，深圳GDP高達2.27萬億元，貢獻了廣東省24.95％的GDP。2.27萬億是什麼概念？超越了廣西（2·22萬億）、山西（1·77億）、天津（1·41億）等省份。
人們經常說，時勢造就英雄，但也需要有拼搏的勇氣，在《相愛十年》中的肖然，能夠在深圳發家致富，並非他絕頂聰明，而是他摸準了時代發展的脈搏，成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大潮中的弄潮兒。倘若提及肖然覺得遙不可及，那麼，深圳土著馬化騰的成功經歷更能說明問題。
馬化騰當年以739分的優異成績，考上了創辦沒幾年的深圳大學，攻讀電子工程系計算機專業。放眼當年，知道計算機的有幾個？真正理解深圳大學的又有幾人？所以說，不要總是怨天尤人。我們生活在一個大有為的時代，不要被所謂的階級固化綁住手腳。
我們雖然沒有馬化騰的富貴命，可並不乏馬化騰的運……以史為鑑，普通人的財富密碼並非無跡可尋。
行文至此，筆者想到了金一南的一句話：自鴉片戰爭以來，中華文明幾乎斷裂，只有社會主義救了中國，此話不假，此言更不虛。
藉此文章，向鄧小平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