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學教師每隔幾年輪崗一次，這在日本非常普遍。我在日本十餘年，期間正好是女兒上小學、中學的時候，見證了學校的輪崗，對輪崗的利弊算是略知一二。

應該說教師輪崗制下的日本公立學校，整個教育水平比較均衡：沒有太差的公立中小學，意味著也沒有太好的公立中小學。日本至今依舊重視教育，有數不清的補校（私塾、進學塾、興趣班），學生聘請家庭教師也非常普遍。想上東京大學等著名公立學校自然競爭激烈，即便是私立的慶應大學、早稻田大學也不是輕鬆能夠考進去的。不參加補習班，完全憑在公立中學、公立高中學習的那點東西，考進上述學校的學生幾乎鳳毛麟角。

社會追求教育上的平等，不是指所有人都要上東大、慶應，而是指有接受最基本教育的機會。不是因為有些人上了補校，教育就要按補校教過的內容從一個較高階段開始下一階段的教學；補校最多是對所學教育內容的一種充實，是對應試能力的一種提升，讓教育已經教過的內容充分發揮出來，而非透過特殊教育，讓學生在數學等方面具有某種超出普通學生的能力。補校一旦成為教育中搶跑的手段，這樣的補校也就失去了其存在意義，最終會被社會淘汰。縱觀1945年二戰戰敗後的日本教育，補校、家庭教師一直存在於日本社會，也一直是教育的輔助手段。不擾亂教育制度，還能夠滿足教育中的一些特殊需求，這兩點維持了其本身的存在，並讓其逐步成為一種產業。

中小學教師數年一次“異動”

女兒上小學一年級的第一天，就跟上從家門口經過的小分隊，站到了隊伍裡。領頭的是六年級的學生，斷後的則是五年級的同學（我們這支小分隊正好只有一名六年級、一名五年級的學生，他們兩人就負責小隊安全步行到學校）。家長把孩子送到門口，看到孩子加入隊伍中，就說聲“再見”回家了。

那天我正好開車經過小學門口，就看到我們這條街的小分隊已經逐步變成一個十餘人的長長隊伍正在進校門。校長早已經站在校門口，和所有人打招呼，好像每個學生的名字都能叫得上來，叫不上來的看看胸前的名卡，也就叫出來了。尤其是領隊的人，校長也都熟悉。

後來也有幾次，我基本上和去學校的隊伍都朝一個方向走，就看到高年級的同學一點也不客氣地教育那些淘氣的低年級同學。高一年級個子也高不少，一、二年級的同學必須聽話，沒有什麼人敢挑戰高年級同學的權威，所以這個權威一直維持著，在學校裡也基本一樣。

相對來說，日本小學一年級的學生，比我們這裡剛入學的一年級學生要好管很多。一種社會的力量在約束剛剛進入學校的學生，不論是小學、中學、高中還是大學。高年級同學是“先輩”，先輩不一定學習有多好，體育有多能，但先輩先獲得某種經驗、熟悉某種制度，所以需要聽從他們的管理，同時更需要聽從老師、校長等更高一層權威的管理。

女兒一年級時候的老師姓“大澤”。大澤老師五十歲上下，是位很有教學經驗的老師。帶過六年級後，又來帶一年級。家長們對大澤老師非常信任，但也有幾分擔心。按照日本《地方公務員法》《勞動基準法》等法律，日本的教師通常數年就會輪崗一次，從一所學校調動到同一個區內的其他學校。在一所學校任職的時間，短的話3年，長一些的也就6年，從未見過在同一所學校一干就是十年的老師。校長、副校長（日語：教頭）也一樣，所有人都輪崗，不可能在同一所學校一直幹下去。

大澤老師給我女兒的作業評語一直都是“好”，同時還不忘畫一朵紅花。特別好的時候，半個作業本都畫上了紅花。女兒也特別喜歡大澤老師的評語，每天到家第一件事是寫作業，看到媽媽回來了，一定給她看大澤老師的紅花。妻子也像第一次看到一樣，表揚女兒幾句。 每個學期都有家長去教室參觀教課的活動（日語：學校參観）。大澤老師提問時，幾乎沒有人不舉手，性急的小男孩甚至站起來舉手，可見課堂有多活躍。家長與老師有個PTA會，平日交流也很多，學生的情況、老師在教學過程中遇到的問題等等，透過PTA都能解決。 到了女兒上三年級的時候，大澤老師輪崗去了其他學校，女兒的班主任換成了一位姓“宮越”的年輕男老師。宮越老師也已經教了數年書，脾氣很好（換句話說少了師道尊嚴）。再去學校參觀的時候，我看到課堂挺亂的，有個男孩竟然在上課的時候一言不發就從後門溜出教室，上廁所去了。孩子的父親也在，我聽到這位父親在走廊上小聲斥責自己的兒子，但男同學很自然地說：“宮越老師的課是可以隨便上廁所的。”所以我估計平時更亂一些。

開PTA會的時候，其他家長看到老師不在，也會談起宮越老師前任學校對他的評價，感覺這位老師缺少了尊嚴，教學效果也不是很好。上世紀90年代，日本正流行“學級崩潰”一詞，老師不能控制課堂，很多時候都需要學生家長到教室裡壓陣，對於那些不聽話的學生，家長會直接出面教育。

優待政策支援教師輪崗支邊

女兒上中學前，我因工作原因舉家搬到了地方城市。

地方城市的教育和東京有很大不同，有的地方城市有不少島嶼，島上也有小學和中學。記得中學教師裡，一些做組長、副校長或者校長的人一說到過去的履歷，幾乎都有在離島上工作數年的經歷。大部分優秀教師和準備提拔的教師，有了在離島工作數年的經歷後，就會得到提拔。

我的新工作也是在大學裡教書。學生中有些人來自本地離島，感覺不出他們在基礎教育上和其他人有哪些不同，日本的整體教育沒有因為地點的偏僻而有所缺失。除了在大學裡的工作，我偶爾也會參加當地教育委員會的一些活動。將中小學師資向偏遠地方傾斜，保障日本教育水平總體在一個基準上，是委員會特別強調的工作。在日本，很少看到偏遠地區教育嚴重落後的情況。我想這和教師輪崗、對去偏遠地區工作的教師有所優待等有很大關係。 即便如此，我還是感覺偏遠地方的學生在知識面等方面不如城裡的學生。這可能和偏遠地方缺乏補習班和家庭教師有關。

在東京的時候，筆者工作的大學算是比較有名的學校。學生中不少人在做家庭教師，靠這個維持一部分生活費。也有學生說到我的同僚在大學時代做過自己的家庭教師等等。“××教授當時還是大學生，開車到我家給我補習，我家付的每小時補課費，可能都不夠他開車存車的費用。”一位學生這樣告訴我。我才知道能外出給中小學學生補習功課，是顯示大學生個人魅力、知識水平的一種方式。再看看我的學生，雖然也有開車的，但沒有一個敢在學校附近長時間停車。和上一代學生比，現在的學生早已沒有了精英、富人的感覺。

大城市有自己的人才、資金特點，有非常完善的中小學生補習機制，這個機制不攪亂總的教育體制，日本是這樣做過來的。我在東京教過的學生中，有不少人畢業後在補校工作，現在已經是補校的負責人了，生活很穩定。

學生及同門中，有不少人在公立學校當教師，他們中間很多人都在比較偏遠的地區任過教，或在一些學級崩潰的學校做過領導。和同門或者學生聚會時，他們談到在學校的工作、工作地點等，很多時候都充滿一種豪情。我想是輪崗讓他們有了這種豪情，也讓日本教育走上了平均化的道路。

回國後看到一直在初中和高中教書的朋友，一輩子除了當官才離開學校，大部分人一直都在一所學校教學。學校分三六九等，好學校致使當地房價高漲，學區房漸漸成為一種購房時需要考慮的因素，我感覺這樣的教育制度過分僵硬。聽到朋友談自己在教育上的種種焦灼，我覺得補習教育等等在中國走偏了路子，不可持續。如何建立一個民眾支援的教育環境，還有很多事需要我們嘗試。透過教育人才的輪崗進而提升整個教育水準，也許是一條不錯的道路。

陳言：人民中國雜誌社副總編輯、日本企業（中國）研究院 執行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