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晨陽
“‘自由’對科學家的意義是不言自明的。但科學家究竟應該得到多少‘自由’呢?科技體制改革這麼些年,大家依然沒有在這個問題上達成共識。”
在9月12日舉行的未來科學大獎新聞釋出會現場,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美國科學院院士王曉東如是說。
王曉東的履歷非常豐富。除了在科研上的成就外,他還開闢了被稱為科技體制改革的“試驗田”——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開創了中國本土生物製藥企業——百濟神州。
在與《中國科學報》的對話中,他針對科技體制改革和科學家創業這兩個“老生常談”的問題,表達了自己的獨到見解。
以下是採訪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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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科學家連自由都沒有,怎麼能走下去呢?
《中國科學報》:為科學家減負、解綁,是科技界的“老生常談”了。為什麼科學家對這個話題如此敏感?
王曉東:
因為“自由”對科學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科學家是人類大部隊的“偵察兵”,走在人類認知的最前沿,去探索各種可能的道路。歷史上,這些探路者絕大部分都“死”掉了——科學家在探索的過程中很少能取得真正的成功。甚至哪怕你的方向對了,也有可能多年看不到勝利的果實。
因此科學家最怕的,就是在這條本就很艱難的探索之路上,再套上重重枷鎖:只能走這條路,不能走那條路;只能帶兩天的乾糧,第三天餓了再來申請……戴上這麼多鐐銬,又怎麼能為人類大部隊探索出前所未有的新方向?
我舉個例子,現在全人類面臨的重大危機就是新冠肺炎疫情。在這場疫情中,人類首次批准了mRNA 疫苗的上市。而這些疫苗的誕生,離不開匈牙利裔女科學家卡塔琳.考里科的工作。考里科在專注研究mRNA技術的幾十年間,缺少經費,不被認可,甚至一度面臨失業的風險。直到疫情暴發後,大家才意識到她的技術能讓人類以最快速度得到新冠病毒疫苗。
所謂顛覆性、突破性的科學發現,就是大家曾經認為對的事,你說它不對;大家以前認為行不通的路,你走成了。因此,大多重要的科學突破,都要經歷一個被忽視、被質疑的過程。如果科學家連自由都沒有,又怎麼能走得下去呢?
《中國科學報》:能否請您解釋一下,科學家要的“自由”究竟是什麼樣的?
王曉東:
科學家要的“自由”很簡單。
第一,他有權力去做自己認為正確的事,而不是必須事事徵求別人的意見,特別是不必聽取外行的意見;第二,他能獲得必要的資源去做想做的事。
人類中最有幹勁、最有激情的偵察兵們,不應該為包裡還剩幾天的乾糧去犯愁。
當然,總有人會問:如果他吃了乾糧卻不幹活呢?如果他把乾糧賣掉中飽私囊呢?這種事情的確存在,但我認為這僅僅是個體行為,而不會成為群體行為。
因為科學活動本質上是一種榮譽活動,科學家是為了自己的榮譽、集體的榮譽,乃至全人類的榮譽而奮鬥。他們致力於證明的,是人類究竟能達到多高的智慧,能做到多大的事情。
因此,科學共同體本質上是一個榮譽的系統,而不是一個唯利是圖的系統。如果把科學家當賊防,最後的結果只能是逼良成賊;如果給科學家真正的尊重和信任,他們就會自覺地創造出更多的榮譽。
《中國科學報》:按您的說法,科學家需要自由是一個簡單明瞭的道理。為何這麼多年過去了,人們在這個問題上仍然爭論不休,所謂“自由”的尺度也一直沒有一個明確的共識呢?
王曉東:
在我看來,這是因為我們對科學活動的不同性質和不同管理模式,還沒有很好地釐清。
我認為科學活動可以大致分為兩種形式:一種就是所謂的探索性工作,去發現一些大家都不知道的東西;另一種則是實現性的工作,是利用大家已經知道的原理,去轉化出實用性的產品——簡單來說,就是“科學”和“技術”的區分。
科學和技術在我們的語境裡常常是不分家的。但在管理上,它們應該有明顯的不同。對探索性的研究,就像我剛才說的,應該給予資源和思想上的高度自由。但涉及到技術研發,則必須有清晰的階段性目標,有對階段性成果的考核。如果沒有的話,這個專案就不能繼續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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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家該創什麼樣的業?不同時期有不同答案
《中國科學報》:提到技術研發和成果轉化,人們很自然地會想到科學家創業這個熱點話題。在您看來,什麼樣的科學家應該創業,科學家應該創什麼樣的業?
王曉東:
在我看來,科學家參與創業,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轉化出來,培養出能在工業界創造價值的學生,這是很有擔當的事。因為我們做科研的經費都來自納稅人的錢,還是應該為社會產生效益。
科學家該創什麼樣的業?在不同的歷史階段,答案是不一樣的。
我們所熟知的生物科技公司鼻祖,如Genetech、Amgen等公司,都是由著名科學家開創的。當時這個行當還是一個新生產物,亟需科學家的專業技術加持。
我回國創立百濟神州時,也恰逢天時地利人和:剛好當時國內通過了一系列關於藥物研發的新政策,同時資本也開始向生物科技敞開大門,當時的大環境也為科學家創業掃除了很多障礙。而我自身也從過去的失敗經歷中積累了認識和經驗。
而今天,我國的生物科技又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我們和國際接軌的渠道已經完全打通。當下,一位科學家想成立一家生物科技公司,如果只是瞄準國內市場,只怕機會不大,因為你能做的事情大家都會做,所以一定要去追求更大更艱難的目標。
我希望看到更多創業者瞄準國際市場,這將是一個非常健康的轉變,也是一個值得奮鬥的新階段、新目標。
《中國科學報》:可否從您的自身經歷出發,談談科學家創業需要克服哪些慣性思維,有哪些建設性的建議?
王曉東:
創業和科研有很大的不同。科學家發文章就像射箭一樣,箭射到哪裡,就在那兒畫一個靶子。而創業是要先有一個靶子,然後努力把箭射向靶心。這個難度是不一樣的。而且,一旦箭已離弦,科學家自己能決定的事情已經很少了。
從科學家的角度來講,如何擺正自己的位置,擯棄對成果轉化的不切實際的期待,如何與企業家形成良性的互動,都是很重要的課題。
我很年輕的時候,第一次創業就失敗了。那時我單純地覺得自己的發現有應用價值,卻不瞭解企業的執行規律。這次失敗對我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學習過程。當我再建立百濟神州時,就建立了一個非常紮實非常明確的目標,每一個階段都能拿出具有時效性的成果。這樣企業就一步步做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