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27日,金秋時節,在北京的懷仁堂,新中國開始對所有的開國將帥進行授銜儀式,從將軍到士兵,當佩戴者軍銜的那一刻,所有的榮耀在這一瞬間綻放。
其實早在建國之初,關於授銜的問題就一直在進行討論,彭老總當時就向上級提議在全軍推行軍銜制度,同時各部門之間的協同指揮作戰也能更高效的進行指揮。
可是因為當時新中國百廢待興,不久之後抗美援朝戰爭爆發,成立不久的新中國為了趕赴異國他鄉作戰,軍銜問題就被擱置了,然而隨著戰爭的逐漸擴大,這個問題則再一次暴露了出來:
- 首先就是第一個問題,當時入朝作戰有20幾個兵團,兵團司令和縱隊司令之間都是司令,到了配合作戰的時候,由於兩人職務差不多,因此指揮作戰異常不便。
- 其次就是談判的時候,當時我軍也派出了鄧華將軍、解方將軍等,從職務上來看,雙方等級差不多,在談判的時候美軍強調我們派出的是一位中將,由於當時我方沒有授銜,因此只能含糊其辭的說鄧華是一位將軍。
從這一系列問題上也可以看出,當時我軍授銜迫在眉睫,在朝鮮戰爭結束後,將帥的軍銜問題再一次被提上了日程,彭老總也將志願軍在朝鮮所爆發的一系列問題向上級做了報告。
於是在1953年 2月 17日,在中央軍委的領導下,新中國成立了“軍銜實施委員會”,聶帥為主任,黃克誠大將、蕭克上將為副主任,負責實施軍銜評定的具體工作。
其實關於軍銜制的實行早在三年解放戰爭時期乃至抗日戰爭時期就有我軍被授予軍銜的先例,抗日戰爭爆發之後,兩黨為了對抗日本侵略者積極合作,而在陝北的紅一、二、四方面軍相繼改編為八路軍,在南方大山叢林之中作戰的南方游擊隊則改編為新四軍。
1939年5月30日 ,八路軍總部頒發命令,規定全軍實行軍銜制,可是當時國軍為了壓制我軍的發展,實際上行使起來非常困難,當時只有葉挺、蕭克、賀老總等少數將領被授予中將軍銜,而大部分紅軍指戰員還是孑然一身。
1946年,兩黨在美蘇等國的調停之下準備進行談判,在當時為了方便各方代表和國民黨談判,因此中央決定進行一次臨時性的授銜,其中新四軍軍長、政委授予上將,副軍長,參謀長等為中將等等。
然而,隨著內戰的爆發,這次臨時性的授銜儀式最後也取消了。
實行軍銜制,是一支軍隊走向現代化和正規化必不可少的環節,同時也是軍事戰爭的需要。
可是,授銜儀式牽扯到了方方面面,出身、戰功、資歷等等,這其中每一個環節也必須都要考慮到,當時我軍沒有這方面的經驗,因此軍銜的模式參照的都是蘇聯和朝鮮的。
在最初的擬定之中,解放軍實行的是6等19級,即:大元帥 、元帥 ;大將、上將 ,中將 ,少將 ;大校、上校、中校、少校;大尉、上尉、中尉、少尉;上士、中士、下士;上等兵、列兵 。
作為全軍最高的統帥,毛主席當仁不讓的應該授予大元帥軍銜,可是當聽到這個訊息之後立馬就遭到了毛主席的反對:
“你們搞評銜,是件很大的工作,也是很不好的工作。我就不當那個大元帥了,讓我當上那個大元帥多不舒服啊,到群眾中講話多不方便啊。”
也正是因為主席的謙讓,當時的部分國家領導人也發揚了這種精神,比如劉少奇書記、周總理以及鄧副總理,其中周總理是當年南昌起義的領導人之一,在紅軍時期又是最高領導,劉少奇書記擔任過新四軍的政委,而鄧副總理也長期在軍中擔任軍職,在抗日戰爭時期是129師政委,在解放戰爭時期又是三野的政委,和劉伯承元帥有“劉鄧”之稱。
他們為我黨的軍隊建設也付出了諸多心血,可是到了“論功行賞”的時候,他們便紛紛表示不參與評定軍銜了,也在這之後中央又對軍銜的評定方式做出了調整:
已到地方工作的或者已經退出軍隊的原則上不授予軍銜,不過考慮現實情況和工作需要,可以考慮授予預備役軍銜。
最終,在經歷了一番波折之後,中央對黨各級軍官重新進行軍銜評定,先是取消了“大元帥”的職位,而一些功勳卓著卻已經退出了軍隊的幹部也不再評選之列,這樣某種程度上減少了評定軍銜的工作量。
不過在評定軍銜的過程之中也的確出了一些波折,因為有些同志在評定軍銜的過程之中認為自己評低了,比如在解放戰爭時期七縱司令鍾偉在最後被授予少將,而他手下師長溫玉成居然是中將。
鍾偉對此很不服氣,同樣的王近山以及許世友也對自己的軍銜提出了質疑。
對於這種情況,中央雖然也是考慮到了,可是看著這些同志為肩膀上一顆星的事情而斤斤計較,毛主席也很不高興,便諷刺道:“男兒有淚不輕彈,只是未到授銜時。”
而除了有些將軍因為自己的軍銜評低了而感到不服之外,當時我軍還有一個特殊的情況:我軍當時還有3000名資歷很老的老紅軍,可是卻因為各種原因根本無法參加評選,甚至以當時的評選標準來說甚至連校官都當不上。
我軍自大革命以來,之後又經歷了土地革命、抗日戰爭以及解放戰爭,能從紅軍時代一路走來的人都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經歷了這麼多的波折他們依然還相信黨,就說明他們的革命信仰也非常堅定。
可是按照軍銜評定的標準,如何處理他們則成為了一個難題?
當時我軍對於軍銜的評定是有明確規定的:上將是需要正兵團級,中將也需要副兵團級和準兵團級,少將則需要副軍級的職務,而正團級的幹部可以被評為中校。
而這些老紅軍無論哪一點上都不符合軍銜的評定標準:他們有的人因為傷病早在脫離了前線,因為沒有戰功得不到晉升;或者因為工作的地方相對比前線機會要少,因此職務一直不高。
當年紅軍鼎盛時期有30萬,到達陝北之時僅僅剩下3萬人,之後經歷過8年全面抗戰和3年解放戰爭,能活下來的人幾乎已經是鳳毛麟角。
從職務上來看,他們確實不符合軍銜的評定標準;可是這些人的資歷都很老,為國家為人民都流過許多血,可是到了最後大表彰的時候卻沒有他們的份。
對於許多經歷過那段艱苦歲月的人來說,他們在情感上根本不能接受這種結局,所以很多軍區就如實向上級反映了這個情況,希望上級能夠重視這批老紅軍。
國家領導人對於這個情況非常重視,在接到了幾個軍區的報告之後,並立即召開會議,商討這些老紅軍的待遇問題,在會上毛主席說道:
“按照規定,他們確實不符合標準,但是按照資歷,他們確實為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我們不高抬一個普通幹部,但也不能落下一個有功之臣。他們一生都在為革命事業而奮鬥,參加過的戰鬥數不勝數……我們共同看到了新中國勝利的那一天,也看到了勝利,他們沒有要求國家為他們做什麼補償,但是我認為此刻應該享有榮譽,讓他們知道國家和人民沒有忘記他們,軍功章上的獎章有他們的一枚。”
於是毛主席和周總理專門找到了評定軍銜的同志,要求給這些老紅軍一個特殊的“待遇”。
而軍銜評定的一個同志說:“可以破例授予他們軍銜。”而毛主席則趁熱打鐵:“既然要授予軍銜,就應該被授予少校,雖然按照規定的要求,他們不達標,但是我覺得在付出上和不求回報這一點上,他們是達標的。”
於是在1955年的授銜儀式上就有了這麼一種說法“老紅軍,不下校”。
當主席授予他們軍銜的時候,他們每一個都難掩激動的眼神,眼含熱淚地看著毛主席並衷心地說道:“謝謝主席。”
這些老紅軍或許沒有讀過什麼書,可是在祖國需要幫助的時候,他們毫不猶豫地加入了紅軍加入了共產黨,做一名光榮的紅軍戰士,為黨的事業奮鬥著終生。
在新中國成立的那一刻,他們也並沒有向黨和國家主動要求過什麼,對於這一切,其中一位老紅軍在授銜儀式上深情地說道:”我們也是踩踏著無數英雄烈士們的屍體走過來的,能活到今天已經很滿足了,還提什麼要求?“
可以說,今日之中國正是因為有著這些老紅軍的無私奉獻才有了今日的盛世,而毛主席當年的舉動也顯示了新中國偉人對於紅軍指戰員的一視同仁,面對那些因為自己軍銜評低了的幹部他出言諷刺,可是對於那些真正有功之臣卻不叫苦叫累的人,他並沒有因為他們的低微而忽視他們,相反反而破例給他們開了一次“後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