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俄烏邊境局勢持續緊張。雙方在兩國邊境地區部署了大量軍事人員和裝備。而就在剛剛，據央視報道，俄羅斯南部軍區2月21日表示，俄羅斯軍隊和邊防部隊阻止了一個破壞和偵察小組從烏克蘭越過俄羅斯邊境。有5名企圖越境的人員被擊斃。對於俄方的報道，烏方予以否認，並稱沒有烏克蘭士兵越過俄邊境，也無傷亡。兩國關係迎來尖銳時刻，難道戰爭真的一觸即發？
看起來一團和氣的歐洲，實際上暗潮湧動，這其中有著非常複雜的歷史原因。
新民說新書《民族的神話：歐洲的中世紀起源》，正是對這些原因做了細緻而深刻的梳理。本書探究歐洲族群起源之構建及其劇烈多變的演化，揭示了古代晚期到中世紀早期歐洲族群演化的真實版本，內容本書作者不僅考證了古典晚期和中世紀早期歐洲的族群演化，還闡述了民族主義史學在 1800 至 1900 年形成的過程及其產生的災難性影響。作者以廣闊的學術視野和巧妙深刻的論證，向公眾展示了歷史的複雜性和變動性。
今天的推文正是來自這本書。
就在幾年前，當西歐人暢想未來時，他們的想法幾乎全部是關於如何執行1992 年已經確立的歐洲共同體的經濟和稅收改革。一些人翹首企盼著統一貨幣、消除內部關稅以及公民自由流動帶來的前景，而另一些人卻是在猶豫甚至恐懼中等待著這些改革的發生。
不過，總體上來說，共同體內部的國家都是透過一個特別狹窄的視角來看待歐洲正在面對的問題。首先，他們都從非常褊狹的角度來看歐洲的構成。其次， 他們更多地關注與未來經濟問題有關的挑戰，卻對過去曾強烈爆發過的問題關注不足。
組織的名稱“歐洲共同體”暴露出一個問題——戰後政治格局帶來的安逸實際上缺乏深謀遠慮。所謂“歐洲共同體”其實是名不副實的。它本質上是西歐共同體附加上已經造成諸多問題的希臘。
對這些國家來說，“歐洲”的邊界止步於所謂“鐵幕”（Iron Curtain），因為“鐵幕”以東就是華沙條約組織（Warsaw Pact）了。“鐵幕”以東的國家雖然貧窮，卻是西歐不幸的遠親。它們不僅在經濟上與歐洲共同體沒多大關係，甚至在軍事方面也與歐洲共同體越來越疏離了。
在這個“小歐洲”裡， 民族主義、經濟競爭和社會矛盾這樣的老問題仍然存在， 但至少是可控的。北愛爾蘭、科西嘉以及西班牙北部的分裂主義運動儘管依舊如火如荼， 但都被限制在一定的範圍內， 並且在地理上也相互隔離。在南蒂羅爾（South Tyrol）、布列塔尼（Brittany）和加泰羅尼亞（Catalonia）等其他地方，20 世紀70 年代的小民族主義（micronationalist）運動已經廣泛地演化成了民俗觀光的賣點。在布魯塞爾晉升為歐洲共同體首都的時候， 甚至連瓦龍人（Walloons）和佛蘭芒人（Flemings）之間的敵意都消退了。雖然曾導致幾百年戰爭的國家邊界早就透過條約來確定，並受到《赫爾辛基協議》（Helsinki Accords）的保護，但是，隨著1992 年改革計劃的實施，國與國之間的邊界似乎註定變得無足輕重了。
英格蘭對是否加入歐洲依然遊移不定，但是，英國的其他地區卻並沒有這樣的猶豫，而且“英吉利海峽隧道”（Chunnel）還有望將法國和英格蘭聯合起來，這將在一定程度上徹底結束英國在地理和心理上的孤立狀態。在軍事和經濟上對美國的依附已經讓歐洲煩惱了四十年，所以，歐洲共同體打算以與美國平等的夥伴身份出現在國際事務中：這不僅是搖搖欲墜的美國所面臨的挑戰，還是對作為重要經濟力量的強大日本的挑戰。1992 年的歐洲打算成為勇敢的新世界，民族主義導致的老問題在其中簡直沒有任何重要性。
現在看來， 這一觀點是多麼幼稚。幾個月的混亂過後，當曾經隔離東歐，保護了西歐的“鐵幕”升起時，顯露出來的卻是一個東起烏拉爾河的廣闊而極度危險的歐洲。西歐的民主國家起初還對此報以狂熱的回應，但當莫斯科引發的一波又一波的強烈衝擊不可挽回地改變了歐洲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早已適應的政治版圖時，它們很快就變得又錯愕又恐懼了。與此同時，已經貫徹了四十年的政治策略，為法國和德國提供了廉價勞動力，讓英國能夠償還帝國時期欠下的“殖民債”，但也在西歐民主國家內部引起了一種仇恨外國人的情緒。
民族主義、民族優越感（ethnocentricism）、種族主義（racism），這些被認為早已從歐洲人靈魂中驅除出去的幽靈，在蟄伏了半個世紀之後，帶著更加強大的力量重新回到了歐洲。蘇維埃聯盟分裂成了眾多的自治共和國，但是， 許多自治共和國並不比它們想要擺脫的蘇維埃聯盟更加穩定。曾經令人畏懼的華沙條約組織不復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接連不斷的相互鬥爭；債務纏身的政府被族群矛盾攪得不得安寧，希望能在新的世界秩序中找到一席之地。統一之後的德國正在尋求一種新的身份，大街上到處是要建立一個“德國人的德國”的呼聲。在19 世紀被稱作火藥桶的巴爾幹半島再一次爆發了內戰。這些讓人震驚的、持續不斷的事件對西歐的震動不比對東歐的小，由此產生了一場深刻的身份危機，它引發人們思考：歐洲人如何看待他們自己，如何看待他們的社會以及他們的鄰居。
“20 世紀末的中歐和19 世紀末的中歐完全一個樣，這是多麼諷刺的一件事。”一位奧地利歷史學家在1991 年如是評價。
他道出的真相現在看來甚至更加明確了。巴爾幹半島、波羅的海國家、烏克蘭、俄羅斯、克里米亞又一次出現了主張國家主權的呼聲。雖然許多族群性的社會群體曾生活在社會主義制度主導的國際主義旗幟之下，但是，它們現在恢復自主了，可以把古老的血仇繼續下去了。少數民族的權利以及宗教和語言的不同，這些曾經導致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棘手問題又一次擺在了歐洲人的眼前。社會主義制度曾經反對過的所有事情都再次流行起來。這不僅意味著資本主義和個人主義變得普遍， 還意味著反猶主義、宗教沙文主義以及古老的種族主義也日漸興起。
波蘭的政治家們互相爭著要成為最波蘭的人，匈牙利人重新開始了與東面羅馬尼亞人、北面斯洛伐克人的爭吵。塞爾維亞人（Serbs）和克羅埃西亞人（Croats）不僅相互廝殺， 還都藉著民族權利的名義殺害波斯尼亞人（Bosnians）。塞爾維亞人立下宏志要將阿爾巴尼亞人（Albanians）從他們神聖的科索沃徹底清除出去；經歷北約空襲導致的恐懼之後，科索沃人則用與先前壓迫他們的人同樣殘忍的手段對居於少數的塞爾維亞人展開報復。散落在原蘇聯境內的各個族群開始要求獲得政治自決的權利。但是，沒有一個人能夠斷言，車臣共和國（Chechnya） 帶來的恐慌是不是未來暴力的先兆。
每個族群的居住地都生活著其他少數族群， 而且大部分族群都有成員以少數族群的身份生活在其他族群控制的地區。因此， 當每個族群都著手進行恐怖的“族群清洗”（ethnic cleansing）以確保自己是一個族群統一的領土國家時，要求以族群身份為基礎獲得政治主權的主張就會不可避免地導致邊界衝突、對少數民族權利的打壓以及民間爭鬥。
對西歐的政治穩定而言，新出現的少數族群甚至比傳統的地區分離主義運動的潛在威脅更加讓人擔憂，在德國和法國尤其如此。
1990 年，一位德國同事曾帶著思鄉之情和憂慮之態告訴我：“聯邦德國（Bundesrepublik）是個好祖國。”新的德國對她的孩子們來說是好是壞還無法判定。但是，隨著兩德統一，數以千計的難民從東歐湧入統一的德國，引發了一場危機。它的影響範圍是過去半個世紀裡所有危機都無法企及的，深刻地改變了多數派看待自己和他人的方式。曾經創造了德國經濟神話的那 代人如今逐漸進入退休年限， 而他們的子孫在波恩制度（Bonn regime）帶來的安逸中長大，似乎並不想從自己的好生活中讓渡出一部分給東歐的窮兄弟們。
東德人得到了西德經濟中本應屬 於為德國創造了經濟奇蹟的沉默夥伴——來自土耳其和巴爾幹的“客籍工人”們——的份額：這些“客籍工人”被來自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DDR）的大批迫不及待的德裔工人排擠出德國，去往了法國和比利時。對這些東德的工人們而言，他們要麼在自己的家鄉失業，要麼就得在西德人的家鄉做大量廉價的工作，所以，他們一面對那些已經定居德國的土耳其人和斯拉夫人（Slavs）投以懷疑的目光，一面又對波蘭人、羅馬尼亞人和其他在新德國為自己尋找更好生活的人們表現出毫不掩飾的厭惡之情。與此同時，投向前東德地區的聯邦資金遠遠大於投向前西德地區的資金這引起了那些已經習慣了慷慨而有支援力的國家體系的人們的敵對和緊張。
最極端的反應要數在前東德地區城市中復甦的種族主義暴力。相對沒那麼極端但很有可能更加危險的反應是，人們開始重新討論誰有權分享德國繁榮這一問題。德國憲法已經承認了“返鄉權”（right of return），它授予在東歐說德語的居民後代比生於土耳其長於德國的人更多的特權。誰是德國人？外來移民可以成為德國人嗎？還是說，德國人的身份是一個關於血統和種族的問題？這些問題曾經被提出來過，並且引起過可怕的後果。
德國是捲入歐洲變革最深的國家，但是德國的困境，儘管是最顯而易見的， 卻絕不是獨一無二的。在法國，數以萬計的穆斯林——北非移民的後代以及近期透過合法手段和偷渡來到法國的穆斯林移民——引發了人們對法國國民身份的重新審視，這帶來了讓人憂慮的後果。對法國可能被伊斯蘭化（Islamization）的擔憂已經導致了法國仇外的右派的復甦，他們現在聲稱自己擁有超過三分之一選民的支援，在他們看來，法國人更多的是一個種族和文化的類別，而不是政治類別。例如，1991 年9 月，法國前總統瓦勒裡·季斯卡·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把外國人移居法國稱作對法國的入侵， 號召用血統主義（droit du sang）代替屬地主義（droit du sol）作為獲得法國公民身份的標準。
與此同時，法國和比利時還試圖對付那些被德國驅趕出境的二次難民，他們現在必須與數以萬計失業或未充分就業的北非人進行競爭了。義大利和希臘面對著因 逃離赤貧的經濟狀況和破產的政治體制而形成的阿爾巴尼亞難民潮。奧地利起初還擔憂會在邊境上被捲入其他國家的內戰，現在卻正在嘗試應對來自羅馬尼亞、保加利亞（Bulgaria）和前南斯拉夫（Yugoslavia）的大批難民。
奧地利這個國家曾經在“納粹侵略的首個受害者”的神話中怡然自得，在冷戰雙方的行動中享有中立地帶的地位，但是，它的內部出現了一個帶有強烈沙文主義和仇外元素的政黨，這個政黨甚至造成了奧地利的第三大政治運動。歐洲共同體的成員國是“移民之地”嗎？只有 “真正的”法國人、義大利人、丹麥人和英國人才能享有公民身份的好處嗎？人們提出了這樣的問題。這說明，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曾經臭名昭著的計劃現在是多麼地充滿活力。
儘管歐洲發生的時事吸引了人們最多的關注，但人們不能忘記世界的其他地方，尤其是美國，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這些思潮的影響。雖然現在許多人把美國看作一個多族群的移民國家，但是，這並不是一直以來的情況：許多政治領袖認為，美國的民族性與英語和英國的民族傳統存在密切的聯絡，所以，他們透過引發人們對喪失這種民族性的恐慌而不斷獲取支援。這並不讓人感到意外。我們的第三任總統，托馬斯·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起初想要將第一批到達（並開始入侵）不列顛的撒克遜人（Saxon）首領亨吉斯特（Hengist）和霍薩（Horsa）的畫像放在美國的國徽上。傑斐遜認為，亨吉斯特和霍薩“是值得我們尊敬的祖先，我們繼承了他們的政治原則和政體”。19世紀末20世紀初，有一種意識形態——種族意義上的盎格魯- 撒克遜主義（Anglo-Saxonism），把愛爾蘭人、南歐人和亞洲人排除出了美國人的行列。今天，帶著仇恨的政治家們只要指出美國的官方語言不只是英語就能點燃人們仇恨的火焰。
作為研究中世紀早期史的歷史學家，我觀察到了這個正在發生的難題，聽了民族主義領袖們的豪言壯語，還讀了官方或半官方歷史學家們的學術著作，我立即發現，人們對約公元400至1000 年這一歷史時期的理解深刻地影響了當今的這場討論。突然間，一千多年前的歐洲歷史再也不是學術課題了：對羅馬帝國解體和蠻族遷徙時期的解讀已經成為歐洲大部分地區政治話語的一個支柱。
在法國，民族陣線的領袖讓- 瑪麗·勒龐（Jean Marie Le Pen）宣稱自己是法蘭西民族的擁護者，在他的定義中，“496 年，克洛維（Clovis）受洗標誌著法蘭西民族的誕生，它讓構成法蘭西民族靈魂的不滅之火燃燒了近一千五百年”。1989年6月28日，塞爾維亞的鐵腕人物斯洛博丹·米洛舍維奇組織了一次集會，有報道稱，一百多萬人參加了這場在科索沃波爾耶，即“黑鳥平原”， 舉行的集會。1389 年的同一天，塞爾維亞軍隊在這裡被奧斯曼土耳其人擊敗。斯洛博丹·米洛舍維奇明確說， 他在這一時間和地點舉行這場集會的目的是重申塞爾維亞人再也不要與這塊飽受爭議的土地分離的決心。
但是，阿爾巴尼亞多數派的主張可能比塞爾維亞人的主張更有說服力。因為自11 世紀塞爾維亞人從拜占庭人手中奪得科索沃算起，他們控制科索沃的時間終究不到三百年。相比之下，阿爾巴尼亞多數派則聲稱，他們是這一地區原生居民伊利里亞人（Illyrians）的後代，因此，根據同樣極端的邏輯，他們才是科索沃“最理所當然”的擁有者。這樣的訴求和反訴求直接導致了慘烈的科索沃戰爭， 即使到本書將要出版的時候， 慘烈的戰爭仍然沒有要結束的意思。
不是隻有民族主義的政治領袖們為了政治目的玩弄歷史，著名的學者們也被拖入了這場關於如何利用歷史的爭議性討論中。特蘭西瓦尼亞（Transylvania）經歷過11世紀匈牙利人的嚴密防衛、12世紀撒克遜人的殖民，然後又被土耳其人、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s）和匈牙利人統治，直到1920 年才成為羅馬尼亞的一部分；在這一地區，關於政治遺產的討論是透過對9世紀曆史的解讀來表達的，專業的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討論的主力。當遊牧的馬扎爾（Magyar）騎兵到達這裡時， 這裡是興旺的“本土羅馬人”的居住地， 還是它已經被斯拉夫入侵者夷為廢墟了？羅馬尼亞人認為，貧乏的考古證據給出的答案是肯定的，他們聲稱，他們的祖先瓦拉幾亞人（Vlachs）從羅馬時代開始就居住在這片土地上，所以，即使他們的統治被中斷了一千多年，他們對這一地區仍然享有合法的權利。匈牙利重要的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們則提出，考古證據說明，在馬扎爾人到達這一地區前，羅馬社會的遺蹟早就湮沒無聞了， 因此，特蘭西瓦尼亞理應歸匈牙利所有。
另一個可以說明中世紀學者很容易被捲入現代政治的例子是奧地利右翼政治家約爾格·海德爾（Jorg Heider）的家鄉卡林西亞省（Carinthia）。近期在卡林西亞西南部發掘出的山堡是6 世紀斯拉夫人定居的證據，還是“本土羅馬人”防禦工事的遺蹟？當一位奧地利考古學家公開支援前一種假說時，他被卡林西亞極右翼的政治領袖們告誡放棄這個觀點，因為在他們看來，這樣的假說支援了斯拉夫人可以在卡林西亞獲得權利的觀點。
這樣的例子在整個歐洲不勝列舉。研究中世紀早期史的歷史學家們本來並不習慣置身於政治爭論的中心，但他們現在發現，他們所研究的歷史時段突然成了一場關於過去的爭論的關鍵，他們的言辭可能被用來對現在和未來宣稱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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