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清晨，幾聲槍響打破了西安清晨的寧靜。正在此地督戰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被張學良、楊虎城二位將軍的部下扣押在西安華清池。
他們實行“兵諫”後，提出了抗日救國八項主張，以抗擊日本侵略者為首位。
隨後在多方力量的斡旋下，蔣介石不得不接受了“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的主張，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就此形成。
蔣介石
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西安事變”。我們在課本上、歷史書上看到的，都是有關於此事中決策者的名字，而關於當年具體是誰執行了扣押蔣介石的任務。
史學界80多年來一直爭論不休，乃至於成了一個巨大的待解謎團。
按照此前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以及我國大部分史書關於西安事變的記載。
西安事變
扣押蔣介石的人是張學良的機要隨從參謀、衛隊營一營營長、青年軍官孫銘九。
此人究竟是如何將蔣介石扣押的？而在西安事變後，孫銘九的命運幾何，解放後他的生活，因為曾經扣押過蔣介石而發生了怎樣的改變？
孫銘九
華清池捉蔣的來龍去脈
關於華清池扣押蔣介石一事，史學界存在兩種說法，但無論究竟是哪一種，孫銘九深度參與了對蔣介石的抓捕是公認的事實。
作為西安事變的親歷者，也作為張學良親信的身份，他所做的事情承擔了巨大的風險，能夠成功“逼蔣抗日”，孫銘九有一份很大的功勞。
讓我們把時間撥回到1936年的12月。蔣介石親赴西安，目的是督戰此地的東北軍打擊我黨的軍事行動。
孫銘九
率部駐紮在西安的東北軍統帥張學良和和國民黨十七路軍將領楊虎城強烈反對向共產黨進攻。
與蔣介石爆發了不可調和的激烈矛盾。張、楊二位將軍最終決定，不聽老蔣的命令，直接將其扣押以逼迫其聯共抗日。
而東北軍中很多血氣方剛的青年軍官，對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同樣非常不滿，27歲的孫銘九就是這個行列中的一員。
張學良楊虎誠
西安事變前，張學良為了穩固東北軍軍心，在軍中成立了一個叫“抗日同志會”的秘密組織，孫銘九是其中的主要成員。當實行“兵諫”的命令下達時，孫銘九知道，他為抗日建功立業的機會來了。
12月12日凌晨5時，作為張學良衛隊團團長兼第二營營長的孫銘九，奉命率領衛隊營來到華清池蔣介石下榻的官邸捉拿蔣介石。
與他一同執行任務的是衛隊第一營營長王玉瓚。由於王玉瓚的衛隊此前一直負責蔣介石行轅的警衛任務，所以孫銘九的部隊是作為突擊隊來做增援和接應的。
王玉瓚
兩股人馬趁著天還沒亮，一股守衛一股突擊，讓蔣介石及其貼身護衛隊始料未及。華清池外一陣槍戰後，蔣介石的貼身衛隊被消滅，進入房間後卻發現蔣本人不見了蹤影。
兩組衛隊營在搜查時發現，蔣介石的衣服帽子都在，假牙還泡在杯子裡，房間後牆還發現了蔣介石的一隻鞋子，證明他還沒有跑遠。
衛隊營立即兵分兩路立即對華清池和後面的驪山進行拉網式搜查，孫銘九的二隊從南側上驪山，王玉瓚的一隊從左側上驪山。
最終在凌晨6時左右，由王玉瓚的二隊在左側山腳下的雜草叢中發現了蔣介石及兩名貼身護衛，捉蔣行動結束。
兵諫亭
由於王玉瓚解放後回到了遼寧老家隱姓埋名當農民，後來關於西安事變捉蔣的記載都是媒體和通訊社關於採訪孫銘九所記錄的，包括斯諾的《西行漫記》。
這也讓西安事變的真相多年來一直沒能得到糾正。孫銘九是捉蔣主力不假，但真正的事實與他描述的細節有出入，王玉瓚多年後的開口才還原了他本人才是親手抓到老蔣的人。
《西行漫記》
1981年，在還原西安事變的辯論核實會上，孫銘九回憶說：
“在行動之前，張學良將軍給我和王玉瓚開會說，我們兩個要互相配合行動，把蔣委員長請進城來，要抓活的，絕不能把他打死。
蔣委員長的衛隊只有二三十人，華清池外守衛的餡餅也不過四五十人，我和王玉瓚用步、騎兵兩個連一共三百多人的兵力去包圍，肯定能把蔣委員長抓來。”
當然，無論是王玉瓚還是孫銘九，他們都為西安事變的捉蔣行動貢獻了力量，也付出了巨大代價。
華清池
從“武力救張”到誤入歧途
西安事變讓蔣介石不得不接受“聯共抗日”，但他對於扣押自己的張學良必然懷恨在心。
事變後不久，張學良被蔣介石扣押，深得少帥信任的孫銘九主張武力救出張學良，而非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因此與東北軍傳統老派將領勢如水火。
在他看來，非暴力即是妥協，不救出張學良就意味著東北軍不復存在。這樣的政治觀點在如今看來十分可笑，但卻真實存在於當年的東北軍青年軍官群體中。一片混亂的內鬥中，兩派人馬發生激烈衝突。
1937年2月2日，主張與國民政府和平談判的東北軍高階將領王以哲，被衝動的孫銘九下令槍殺，史稱“二二事變”。
二二事變
此舉徹底激怒了東北軍的軍師長們，他們先前的矛盾衝突，從是否營救張學良變成了必須懲治孫銘九，聲稱要讓孫為王償命。
此事甚至驚動了我黨高層，在西安事變和平談判期間，周恩來安排情報人員將孫銘九轉移至中央紅軍蘇區暫時躲避。
但孫銘九的衝冠一怒非但沒有拯救矛盾重重的東北軍，反而加速了他們的土崩瓦解。
諸多將領宣佈直接服從南京中央政府的領導，這等於與東北軍脫離關係，秘密加入我黨的東北軍將領高福源甚至因為捲入了王以哲案被槍殺。
高福源
至此東北軍的領導層不復存在。此後的東北軍不斷被改編、被收編，與張作霖和張學良統帥時期的東北軍早已不可同日而語。
張學良兵諫是為了拯救東北軍，孫銘九打算營救張學良也是為了東北軍，誰知道他們最後只能落下了這麼個竹籃打水一場空的結局。
其實在殺害王以哲後，孫銘九一度十分懊惱，認識到自己錯誤的他甚至想過自殺以謝罪。
但是周恩來認為，他一旦自殺對東北軍的影響更為不利，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大前提下，周恩來頂住壓力把他轉移到了紅軍駐地，這才讓孫銘九逃過一劫。
只不過，在戰爭年代，每個人似乎都無權決定自己的命運。
東北軍
沒過多久，“七七事變”導致全國性抗戰爆發，國共第二次合作意味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而促成戰線建立的孫銘九卻面臨無家可歸的局面。
萬般無奈之下，孫銘九開始四處請求避難，先躲進天津的法租界，後被發現又跑到了上海的租界，最後在經濟上已經完全無所依靠的情況下，實在是身無分文、走投無路的他，居然在上海投靠了汪精衛政府，當了一名汪偽政權的漢奸。
七七事變
對我們中國人而言，對漢奸的憎惡勝過日本人，因為我們對於叛徒的態度向來都是零容忍。孫銘九也不是那種大字不識的軍官，18歲加入東北軍不久就被選派到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學習。
回來後擔任張學良的機要秘書，對張學良忠心耿耿，西安事變中參與捉拿蔣介石，這些都是他的功績。即便是再衝動行事，也不應該做出這樣叛變投敵的行為。
只能說，因為張學良被蔣介石清算而被憤怒填滿了胸膛的他，的確是一錯再錯，才走到這一步。
日本陸軍士官學校
在汪偽政權期間，孫銘九曾經擔任參贊無關，還當過山東偽保安副司令，居然還受到汪精衛的指派去策反東北軍的部隊，去拉攏一部分東北軍軍官當漢奸。
不過在當年參與捉蔣的東北軍將領中，誤入歧途的並不只有孫銘九一個，很多激進少壯派軍官跟孫銘九一樣，因為衝動輕信了汪精衛“曲線救國”的那一套加入汪偽政權。
甚至張學良的親弟弟張學銘，還曾在1943年擔任過日偽軍事委員會委員。
但是，這些人究竟有幾個是因為完全走投無路才投靠汪偽政府的，我們不得而知。
張學銘
1945年抗戰勝利後，孫銘九主動向國民政府投降，又回到了家鄉東北，還參加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先遣隊，據說還參與過暗殺中共領導人的行動，只不過並沒有成功。
他本人對於此次行動也沒有起到任何作用。
解放戰爭中，孫銘九在哈爾濱被我軍俘虜，他主動向我黨投降，從而結束了自己在西安事變後這顛沛流離的十年逃亡生涯。
解放戰爭
對迫於生計所走的彎路既往不咎
新中國成立後，由於孫銘九在那混亂的十年間所做的事情，他一度曾被我黨進行政治審查，與他有相似經歷的前東北軍將領應德田也被審查。
而與此同時，一些當年並沒有聯共抗日的東北軍將領，在解放戰爭中投誠或被我軍俘虜後加入瞭解放軍，還擔任了教員或者軍官，並在1955年的授銜儀式上被授銜——這種事情在當年並不少見。
電視劇《亮劍》中被李雲龍俘虜的國軍將領常乃超也是根據史實改編而成的角色。
李雲龍劇照
應德田對此非常不服，為孫銘九和自己抱不平：
“這些人沒有聯共抗日，也沒有營救少帥，甚至沒得罪過蔣介石，沒受到過迫害，也就沒沾過偽軍的汙水。
他們只是跟蔣介石混到了大陸解放而已。而孫銘九是為聯共抗日流過血出過力的，他要是跟著蔣介石混，也能混到他們的那個位置上......”
這番話本質上是有問題的，畢竟他們曾經投靠過汪偽政權，就等於是站在了人民的對立面上，再怎麼辯解都只能算是狡辯。
汪精衛
但是，我黨的高層，特別是親歷過西安事變的周恩來總理不這樣看。
對於孫銘九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周總理主張不能只看他走過的路，還要看他因為什麼而走這段路。
根據孫銘九的回憶，他第一次見到周總理是在1936年的4月，陝北洛川的一個秘密會議上。在那次會議中，孫銘九作為張學良的隨從參會，見前來赴會的中共領導人個個相貌堂堂威風凜凜。
洛川會議紀念館
領頭的瘦高個的男人臉上留著黑色鬍鬚，顯得威嚴挺拔，這個人當然就是周恩來。
“那次會議我守門口，當時我並不知道周總理的身份，而直到後來我才知道，在蔣介石反共氣焰達到頂點的時期。
周總理還能不顧安危來跟東北軍商討聯合抗日的主張，實在讓我佩服。有周總理這樣的領導人，難怪蔣介石‘剿共’根本就剿不出名堂！”
會議的內容孫銘九不得而知，但幾次秘密接觸後，他明顯感覺到張學良對於聯共抗日明顯更有信心，這也成為了他日後發動西安事變的底氣。孫銘九也明白，共產黨人是真正捨生忘死的革命者，為了民族大義他們不惜付出巨大代價。
周總理
正是透過周恩來的斡旋，東北軍和西北軍的內部抗日思想較為統一，才使得西安事變得以和平解決，早日促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
然而，對於張學良護送蔣介石回南京，一直都是周總理的一個遺憾。
孫銘九回憶說，解決西安事變期間，他經常與周恩來接觸，當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第二天，張學良未跟周恩來商量就親自護送蔣介石去回南京，他第一時間前往周恩來那裡彙報情況，深知蔣介石為人的周恩來似乎感覺到情況不妙。
趕忙備車前往機場，卻只能目送飛機起飛，眼看張學良開始半個多世紀的幽禁生涯。
西北軍
如果張學良沒有護送老蔣回南京，那麼不僅他自己，孫銘九的命運也將被改變，王以哲、高福源也不會被殺。但是歷史不允許如果，孫銘九隻能接受自己的衝動所付出的代價。
“二二事變”發生後，周恩來在信中嚴厲責罵了孫銘九，羞愧難當的他前去找周恩來跪下謝罪，卻被周總理拉起，說“不要這樣子，認識錯誤就好了，要抗日一定會有鬥爭，我們共產黨始終支援你們的正義行動。”
王以哲
瞭解了這段歷史，大家應該對於孫銘九所做的事情有了一定程度的理解。
漢奸的事自有公論，在汪偽政權任職期間，孫銘九並沒有做過屠殺同胞這樣親者痛仇者快的事，建國後認真配合我黨審查的他。也沒有任何怨言，還表示自己當年犯下了投敵的錯誤，應該被千刀萬剮。
但當年救了他一命的周總理，從當年西安事變的大局出發，以及看孫銘九是因為經濟原因迫於生計才一度倒向日偽。便沒有對孫銘九進行清算，周總理甚至曾推薦他擔任上海市政府的職位。
經過了嚴格審查，孫銘九頭上漢奸的帽子被摘掉，長居上海的他受時任上海市長柯慶施的聘任擔任了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參事。
柯慶施
孫銘九原先叫孫明九，在日本留學期間改名為銘。
但多年來一直兩個字混用。直到上海市政府參事的聘書上寫的名字是“孫銘九”，才最終給他的名字有了一個定論。
就像我黨和人民政府對於孫銘九的功過，也給出了一個定論：“在抗戰爆發後，迫於生計的孫銘九走過一段彎路，但沒有人會忘記他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所作出的貢獻。”
這就是共產黨人的氣度，也是讓孫銘九佩服得五體投地的周總理的人格魅力。即使1981年的那次西安事變辯論核實會，孫銘九把自己當做捉蔣第一人的記載進行了修正，也無法抹去他在西安事變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當時的他一心抗日，在最重要的關頭透過行動活捉了蔣介石，促成了西安事變的解決。從事後看，他的所為挽救了中華民族，為國共第二次合作爭取到了寶貴的時間，堪稱“挽狂瀾於既倒”。
西安事變
晚年的孫銘九並沒有閒著，始終對於不光彩歷史懷有愧疚之心的他，一直投身於新中國的建設事業。除了上海市政府參事以外，他曾擔任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五、第六屆上海市政協委員等社會職務。
年輕時曾輔佐張學良的孫銘九，與張學良有著深厚的感情，從他倆之間的關係看，這種感情似乎超越了上級與下屬，而變成了肝膽相照的兄弟情誼。
自從西安事變後就再也沒見過張學良的孫銘九。十分渴望能再見少帥一面，而被幽禁半個多世紀的張學良，被問到回到大陸最想見的人是誰，他第一個提到的名字就是孫銘九。
1991年8月，日本NHK電視臺導演長井曉在臺北採訪了張學良，製作了張學良的採訪錄影帶。此後不久，長井曉帶著節目錄像帶來到上海拜訪孫銘九，告訴他“張將軍很想念你”。
看到錄影帶中已經90歲的少帥完全沒有了年輕時候的風采，比張學良年輕9歲、同樣年過80的孫銘九禁不住老淚橫流。他知道，此生無緣再見，相見不如懷念。
2000年4月8日清晨，度過了風雨一生的孫銘九因病醫治無效，在上海去世，享年92歲。根據孫銘九的意願，他的喪事一切從簡，不舉行任何哀悼活動。他的遺體捐獻給了上海市醫院，用於醫學事業的解剖學研究。
晚年張學良
國內的媒體對於孫銘九的評價是“功遠大於過”，有的媒體甚至用了“驪山捉蔣大英雄孫銘九病逝”這樣的標題，不難看出孫銘九曾經的功績究竟有多大。
縱觀孫銘九的一生，曾經因為一時衝動殺錯了人導致東北軍分崩離析，也曾因為曾經當過漢奸、叛變投敵而遭人唾棄。但是，在西安事變中他所扮演的是協助活捉蔣介石的重要角色，是讓蔣介石“聯共抗日”的決定性人物之一。
國共合作、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達成，對於當時面臨日本軍國主義全面侵華可能的中國而言，意義是重大的。如果不是國共合作、一致對外，我們的大好河山恐怕將全部落入日本鬼子之手。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達成
而孫銘九因為生計，在上海加入汪偽政權的時期也說明一個道理：英雄莫問出處。曾經做過多大的壯舉，也可能因為時運不濟或者性格使然導致今非昔比，投靠汪偽對他而言只能說是無奈之舉。
如果孫銘九這樣的軍官全部都因為寧死不屈以身殉職，那麼在那個有生力量佔據戰鬥主動權的年代裡，我們還如何凝聚更多的人氣，用來抵抗踏入我國國土的日本侵略者？
時代的一粒灰，落在每個人的身上就是一座山。孫銘九的經歷很好印證了這一點。其實他已經非常幸運，經歷了這麼多風風雨雨，還能在解放後繼續為新中國出力，最終獲得壽終正寢，歷史對他的評價還是比較公平的。
在孫銘九去世一年半之後，張學良才駕鶴西歸。
在一年多以前得知孫銘九去世訊息的時候，恍惚間的張學良恐怕會在淚眼婆娑中想起，那個曾經血氣方剛的青年軍官，帶著衛隊營二營上驪山搜捕並帶走蔣介石的身影。
腦海裡冒出這樣一句詩作為對昔日老夥計的送別：“平生壯志三更夢，萬里西風一雁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