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戰爭後期,國軍從正面戰場節節敗退,而為了彌補損失,他們只能通過後方進行更為嚴苛的政策,來為前線的進行所謂的輸血。在西南大後方地區,苛捐雜稅更是多如牛毛。對於西南五省的老百姓來說,除了之前的田稅之外,還有自衛捐、自治捐、保甲捐、役捐等等。而這些倒行逆施的結果,不僅給西南百姓帶來了難以預估的災難,也給我軍後期的接收工作帶來了後續的麻煩,特別是西南五省中的貴州地區。
在我軍接手貴州後,雖然國軍已經撤退,但留在貴州大山之中的匪患反而愈演愈烈。在剛開始的時候,這些土匪隊伍們居然還佔據了將近半數以上貴州市縣,公然與我人民政府作對。
甚至還公然襲擊我二野5兵團司令員楊勇上將所在的車隊,這又是什麼回事呢?
尾大不掉的貴州匪情
1950年,劉鄧雖然席捲大西南,但其實當時貴州省內的接收狀況並不甚理想。國軍從貴州撤退之後,我軍剛接手的各縣都紛紛出現土匪作亂的情況。
而有關貴州土匪這麼嚴重的原因,則不外乎是這幾點因素:
首先第一點是,當時的歷史原因。
當初國軍在貴州有一定的統治基礎,這裡的鄉鎮的保甲制度仍然沒有被觸動。反動鄉紳們依然是縣鄉統治的主體,比如宗族管理,或者是哥老會、袍哥會還有所謂的道門,這些人長期和反攻派橫行鄉里慣了,壓根就不服人民政府的管理。而且關鍵是他們手上仍有很多槍支武裝,想要趁著新政府立足未穩,也有佔山為王的心思。
第二點,就是國軍在撤退的時候埋下了很多包括特務在內的暗釘子。
在渡江戰役結束後,國軍就想把西南作為反攻基地。在1949年10月,當時的貴州省政府主席谷正倫和貴州保安副司令韓文煥就在老蔣的授意下,開始聯絡這些土匪隊伍,煽動他們進行反動作戰。
他們一方面加強對其訓練,編派特務對這些土匪隊伍進行軍事訓練,並對其進行洗腦,要求他們做好長期和我軍作戰的準備,他們把地主惡霸、軍閥政客、土匪特務、幫會組織中的反動分子都大量收羅、組織起來訓練,並配發武器,依託貴州山區進行遊擊作戰。另一方面,他們也讓一些國軍隊伍假裝起義,先打入新政府隊伍裡面去,並趁機挑撥人民的關係,伺機反攻。
那麼當時貴州的土匪們有多囂張呢?
根據不完全統計,在2野進入和解放貴州後,當時遺留在貴州抵抗的土匪大小勢力有400多股,其中武裝土匪達13萬之多,在國軍特意裝配下這些隊伍除了一些長槍之外,還配有衝鋒槍、輕重機槍和迫擊炮等裝備,與一般的國軍隊伍無異。
他們不敢和野戰軍進行正面交鋒,經常遊離於縣或以下偏遠區域與我軍周璇作戰,併到處搶劫、破壞政府、劫掠物資、伏擊我輜重軍車和破壞交通幹線,氣焰極其囂張。在1950年這些土匪隊伍勢力一度到達峰值,整個貴州當時一共80個縣城,我軍控制45個,而這些土匪隊伍則佔據35個,將近40%以上。
膽大妄為的他們也幹了一大堆天怒人怨的事件。
在1950年1月14日,當時剛率部在成都戰役中凱旋而歸的二野五兵團司令員楊勇上將,帶著參謀長潘炎等兵團指揮部人員從川黔公路返回貴陽。但當軍車行駛到遵義郊外的時候,早就在這裡收到風土匪們就已經設定好伏擊圈,楊勇將軍的車隊進入後,輕重機槍一頓亂打,射向我軍隊伍。楊勇將軍的吉普車還成了首要的攻擊物件,不過好在有驚無險,這股隊伍並沒有經過嚴格的訓練,而且在遵義的駐軍也快速趕來支援,才讓我軍兵團司令轉危為安,安全抵達貴陽。
除了伏擊我軍高層,對於下面進行的工作隊他們也是肆無忌憚的攻擊。
同樣還是在黔北的的畢節和遵義地區,當時我軍16軍139團軍需處處長,也是老革命的張維友,率領運輸車隊準備從貴陽返回遵義,卻又被再次收到風的土匪們提請的布好陷阱。車隊在貴陽郊外受到包圍,車隊大量汽車被摧毀,包括張維友在內20多名戰士全部犧牲。在金沙我軍一個排被土匪包圍,全排英勇戰鬥,最後光榮犧牲。在畢節的納雍,我軍16軍141團一個營被土匪和國軍殘部將近3000人包圍,經過3晝夜激戰,以傷亡500人(犧牲200人)的代價才突破包圍圈。
1950年4月,我軍貴州軍區在參加西南局會議的時候,又是在遵義和貴陽之間,遭到這些土匪有預謀的阻擊,200多人的隊伍被圍堵將近的1天,最後還是靠著遵義軍分割槽的增援部隊到來才將敵人打退,在貴陽省城眼皮底下都敢這個幹,可見其氣焰是有多囂張。
而且除了襲擊我軍之外,在一些交通幹線很難到達的邊緣以及缺少防守的鄉鎮,比如畢節一帶的納雍、金沙、織金和大方等縣,因為缺少防禦力量也是得而復失,大量新政府工作隊慘遭這些土匪的迫害。據不完全統計,在貴州匪情期間,有將近2000人的我軍戰士犧牲(相當於一個團)。
大軍貴州剿匪
針對於貴州發生的匪亂,我二野當局的態度是——零容忍。
鄧公在會議上聽取了部隊和政府的彙報後,親自草擬了了一份“關於西南情況和工作方針”加急電報上報中央。在得到中央的“軍事進剿、政治攻勢、發動群眾”的方針指導後,貴州也開始了一場浩浩蕩蕩的剿匪行動。
當時劉帥親自下令二野5兵團16軍(下轄46、 47和48師),除了留一個師在四川之外,剩下的部隊全部調到貴州進行作戰,入黔剿匪的部隊包括:16軍軍部,46和47師、特務團、補充團、炮兵營。其具體部署為——129團負責仁懷4縣、136團負責綏陽區域、其他部隊負責遵義和畢節兩條線。
在接到命令之後,早已對土匪恨之入骨的我軍戰士,士氣高昂地奔赴貴州剿匪戰場。
1950年6月,我軍對黔中的王福堂匪部進行圍剿,這些部隊原本是國軍隊伍,在我軍進入貴州後假裝起義混入人民軍隊中,待我軍主力部隊進入四川等地後,立馬開始反水,他們殺害我軍派駐進入的政工人員,在我軍3個野戰團的攻勢下,不到20天一舉活捉叛匪“392部隊野戰副司令”王福堂,殲敵3500多人。
1950年7月,針對黔北金沙的土匪和國軍殘部隊伍,我軍集中4個團和炮兵營等部隊,對其展開進攻,此戰一共殲滅國軍和土匪5個前進和反攻司令部,人數達5400人。
1950年8月,趁著這兩撥主要國軍頑部被消滅的時機,我軍組織了對東吳”和“西吳”兩個當地土匪最大勢力進行圍剿,雖然土匪們想化整為零逃跑,但哪是游擊隊起家的我軍指戰員的對手,在9月初,全殲兩股匪患,兩次戰役一共消滅4000多人。
實際上到了1950年10月,經過四次戰役,貴州境內大規模的土匪隊伍已經基本上被肅清。
但在個別地區,仍有小股土匪在活動,這些人幾人到幾百人為一股,雖然沒有造成大規模破壞,但仍對山區的群眾和邊遠地區的人民政府和工作隊造成一定威脅。
針對這一情況,16軍領導小組以及在成都的鄧公一直認為,針對於這些小股土匪,應該以整治改造和發動人民自保和圍堵為主,把群眾發動起來,和軍隊一起組成銅牆鐵壁,對付土匪。於是大量的我軍和人民工作隊進入到鄉村工作,一方面對這些土匪進行喊話攻勢,對放下武器的土匪和被脅迫的村民們以優待和教育為主。
另一方面,也加強村民和寨民自治,平日裡大家聯保共助,斷絕山上土匪們的物資和糧食,迫使其下山投降。在1951年3月以後,有將近15萬以上被脅迫或者和土匪紛紛放下武器下山。這些人裡除了部分罪大惡極的匪首之外,基本上大多都被遣送院原籍接受改造和釋放。
據不完全統計,從1950年1月到1951年8月,我軍一共進行450多場大中型戰鬥,合計消滅抵抗的土匪和國軍殘部15000人,俘虜包括被脅迫的匪眾25萬人。在作戰中繳獲火炮200多人,輕重機槍1000挺,長短槍的11萬支。
雨田君說
其實貴州剿匪僅僅只是解放大西南後我軍進行剿匪作戰的其中一部分,在四川和湘西等地的規模甚至更大。這些土匪和貴州很像都是當地惡霸們和國軍殘留部隊組成,而我軍在剿匪中也展現出了“土匪一日不清,大軍一日不還“的決心。除了在武力上打擊之外,更聯合人民對土匪進行一場正義的圍剿。
當然我軍在西南剿匪中對於土匪隊伍的得體處置政策,也讓新政府能得以順利接手西南五省獲得人民來自內心的認同。
— 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