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19日，民族英雄魯迅倒下了。
中共中央、蘇維埃政府評價其為中華民族“最前進最無畏的戰士”。這種評價是一個幾乎無法企及的高度。
就連毛主席，也稱魯迅先生為中國現代的“第一等聖人”。
一個非共產黨員，卻得到了中國共產黨如此高的評價，足以看出魯迅的地位。
那麼，在這位思想家、革命家、民主戰士眼中，又是如何看待中國共產黨？
一、20世紀初的中國
政治，幾乎是生活在20世紀的人都繞不開的一個詞。一談到政治，既顯得嚴肅、莊嚴，又讓人畏懼。
的確是畏懼，那個年代“談政色變”，莫過於此。而作為一名民主戰士，魯迅自然也會談政治、講政治。
少年家道中落的他，巧合進入了江南水師、南京路礦學堂學習。與大多數這個時代的青年一樣，魯迅閱讀了不少新書刊。
不同於“四書五經”，這些書多有些狂悖之言。而魯迅恰恰喜歡這個。
1902年，留學日本的魯迅，經歷了人生第一次“革命”——剪辮子。
顯然這個階段，魯迅是反對清政府的，也在尋求中國的新出路。彼時，每一位戰士都在思忖如何建立一個現代民族國家，而他提出了一個想法——人國！
所謂人國，即人獨立、強大的國家。
清政府統治下的中國百姓，麻木、怯懦，即便有了洋槍大炮，依舊抵不過西方列強。
不難看出，此時魯迅先生和多數人一樣，對這個社會抱有極高的責任感。而更直接的做法，就是“棄醫從文”。關於這個故事，已然耳熟能詳，不過多贅述。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靠著手中筆、胸中氣，他開始揮灑筆墨去批判、審視這個世界。與他個人來說，這是一個“完美開端”。
與此同時，整個中國此時也在改變。不止有表面的“革命”，也有更深層次的思想變革，“共產主義風”也就是這時候吹進了神州大地。
1909年，魯迅回到了中國。不久，辛亥革命爆發。
“革命之風”席捲整個神州大地，他對此時的“革命”並未表現出過多的激動、高興，甚至有些許審視的態度。正是這種“思考”的精神，讓他對每一場革命都抱有“懷疑”。
到此時，魯迅先生依舊是一個“旁觀者”。可在大勢之下，容不得他這樣的人旁觀。
尤其是新文化運動伊始，他被邀請擔任《新青年》編委。作為中國近代史上極具影響力的一次思想解放運動，新文化運動取得了巨大成功。
而作為《新青年》編委，魯迅先生在雜誌上先後發表了數篇白話小說，諸如《狂人日記》等。也就是這一時期，他接觸到了“共產主義”，並研讀了《共產黨宣言》。
可和陳獨秀等人不同，魯迅是一個極富“審視態度”的人。
在那個“站邊”的時代，他沒有參加共產黨、也沒有加入國民黨，而是繼續以手中的筆，試圖喚醒民族意識。
也就是這個階段，國內政黨分化越來越嚴重。身處北京政治漩渦中心的魯迅先生，目睹了一場場慘案，愈加清楚“辛亥革命”之後建立的國民政府，不過就是“換新衣、裝舊人”，始終擺脫不了“黑暗”的本質。
這一階段，他彷徨、憤怒，對北京政府失望透頂。
二、與共產黨直接接觸
1926年，魯迅先生南下。
相較於北方政府，南方此時的革命浪潮一波高過一波。幾經輾轉，他從廈門來到革命大本營——廣州。
在這裡，他深切感受到了何為“革命”。從未參加過任何政治團體的他，此時也興起了“聯合創造社共同進行革命”的想法。這個階段，魯迅的政治立場則更加鮮明，與中國共產黨接觸也多了起來。
往日的旁觀者，如今也成了支持者、參與者。當然，他並未加入共產黨。而是以“民族戰士”的身份，加入了這個陣營。
國內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後，早已對國民黨心生不滿的他，徹底厭惡了這個為地主、資產階級說話的“頑固政黨”，而對共產黨則抱有極大的同情心。
由此在白色恐怖籠罩的中國，他公開表明了“左派文人”的身份。
毫無疑問，在見識了廣州殘酷的流血事件之後，向來持“懷疑”態度的他，已然將祖國和民族的希望寄託在無產階級身上。直觀表現，就是其文學上的轉變。
對於魯迅這樣的人來說，做一件事從不是憑著一腔熱血，而是深思熟慮之後的表現。加入“左聯”，成為一名“左派文人”，是現實的必然、亦是對未來的期許。
為此他曾說過這樣一句話：
“待到十月革命後，我才知道‘新的’社會的創造者是無產階級……現在蘇聯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確切的相信無產階級社會一定要出現。”
這種思想上的轉變，也對映在行為上。
從與陳延年會面，到營救大批進步青年，此時魯迅對共產黨的看法已然發生了質的變化。而他到上海後，與我黨的關係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時期。
三、做一個小兵
1930年2月，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成立。
這一組織的口號即爭取言論、出版、集會等自由，公然反對南京國民政府的統治。而魯迅，即發起人之一。
這樣一個組織，自然不被國民黨所容。而作為該組織的發起者之一，魯迅先生自然被推到了風口浪尖。
要知道，那個時代國民黨對共產黨人的態度，永遠是“逮捕迫害”。等同視之的“左聯”，也逃不了這個命運。
那魯迅是怎麼做的？他沒有躲、沒有跑，而是公然表明“左聯”的身份，為“左聯”發聲。
政治，從不侷限於舞槍弄劍。文化，也是另一個戰場。
當魯迅站出來後，國民黨怕了。往日奉行的“文化圍剿”，被他手中的筆硬生生地捅出一個洞。一支筆，抵得上千軍萬馬。
是他，用手中的筆揭露國民黨之陋習、不堪。一字一句，讓國民黨無地自容。
而此時他對中國共產黨、工農紅軍的態度，又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同年，蘇區對國民黨的反“圍剿”成功，魯迅專程給陝北紅軍發去了電文，表示“這是一場偉大的勝利”，讚揚他們身上寄託了“人類和中國的將來”。
截然不同的看法、態度，對於向來持有“懷疑態度”的魯迅來說，這是極其罕見的一件事，由此看出他對中國共產黨已然十分信任，並公開站隊。
當然，魯迅公開站隊背後，也有一場“計較”。
1930年5月7日，李立三約見了魯迅。魯迅是知道李立三這個人的，清楚他是中共的重要人物。
兩人相見，李立三開門見山，想讓魯迅先生“帶隊拿槍”。所謂帶隊拿槍，也就是帶領無產階級在上海搞一場大的示威遊行。
但魯迅對這件事卻猶豫不決，他倒不是思忖自身安危，而是在考慮這個行動的可行性，以及值不值得。
示威遊行、武裝鬥爭，這幾乎是革命必經的階段之一。從十月革命就能看出，這的確能取得一定的效果。可在中國，尤其是“四·一二”之後的中國，這種方法未免有些“冒險”。
他認為，這種示威遊行無異於“自殺式以命搏命”。或許能喚醒國民良知，代價必然也很慘重。在與國民黨反動派的鬥爭中，此時理應隱蔽鬥爭、積蓄力量，為此他拒絕了李立三的邀請。
魯迅先生這樣做，並不代表他不願與中共產生必然聯絡。相反，他就是完全站在中共的角度，去思考這些問題。
正是如此，在國民黨文化“圍剿”中，他帶領左聯在國民黨的強壓之下，依舊發表了大批革命文學作品和刊物。
而這，是頂著隨時被國民黨逮捕、迫害的危險。即便此後左聯解散，魯迅先生依舊在為其發聲。
左聯是左翼文化的一面旗幟，那魯迅先生就是當之無愧的“旗手”。
四、不在黨的共產黨人
在那個年代，有幾個人說得清中國的未來？清政府倒臺後，有人覺得國民政府就是“救世主”。
事實呢？盲目的跟從革命，讓不少人完全迷失。在這場“革命洪流”中，魯迅顯得十分“異類”。
他在觀察、在審視、計較，不盲目跟從某一個政黨，也絕不是“無為”。在這個過程中，他讀到了《共產黨宣言》。
沒有想象中那般激動，亦沒有“黑暗中發現一點光亮”的喜悅，他依舊在觀察、等待。
從1926年到1930年，整個社會急劇變化，他研讀的馬克思主義書籍也越來越多，思想也悄然發生了改變。
起初，魯迅以旁觀者的身份，覺得中國共產黨人懷著一腔孤勇，在黑暗中前行，由此感到同情、感同身受。
漸漸，這種同情、感同身受衍變成了理解。
往日那個置身事外，不參與中國共產黨任何事情的他，和共產黨人接觸的越來越多，也開始營救共產黨人、進步人士。此時他的思想、理念，都已然向中共傾斜。至於後來承認“左派文人”的身份，都是最好的證明。
諸般種種，最終都以魯迅一句“我得引為同志，是自認為光榮的”而昇華。這句話，是魯迅先生說於1936年。
彼時國民黨依舊將重心放在“攘外必先安內”上，而中共則對外一遍遍重申“建立抗日民族統戰線”的重要性。
國家存亡之秋，一方忙於爭權奪利，一方急於保家衛國，魯迅自然發出了“同志的吶喊”。這次公然站隊，宣告自己的政治立場，對國民黨無疑是一次重大打擊、與中國共產黨則是極大的鼓舞。
不由分說，魯迅先生就是“不在黨的共產黨人”。
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也早已將魯迅先生當做了自己人。說到這裡，或許很多人會問，為何沒讓魯迅入黨？
事實，黨組織的確考慮過這一問題。但從實際出發，無黨派人士的魯迅，所帶來的影響才是最大的！
即便這樣，黨組織對魯迅也表現得十分信任、關心。在此後的諸多黨內文章中，常能見到對魯迅先生毫無保留的讚美。
即便是毛主席，也一再的公開表示魯迅先生是中國現代的“第一等聖人”。
不為別的，只因魯迅先生就是與中國共產黨人肝膽相照的戰友、朋友。為此，魯迅先生逝世後，中共特地為他舉行了追悼會。
作為中國偉大的思想家、革命家、民主戰士，這樣的魯迅值得每一位中國人銘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