毗鄰東三環女人街,一間還原中國宋代風格的“藝術生活空間”悄然在文青圈火了,從繁忙的寫字樓和瑣碎的生活裡出走,到這裡寫書法、品茶、聽宋時故事,成了他們放鬆心靈的一個方式。
空間主理人蝶般蘭一口地道的北京話,平和嫻靜。她從小在四合院長大,“寫了50年字”,很早就開始學習宋詞,上大學後,研究的方向又是唐宋文化,因此,這個空間差不多是她安放自己“熱愛”的地方了。在這裡,她用多年來一點點收藏的北宋原件器物和詞畫,還原出北宋時期文人生活中鬥茶的情境。她給這個空間起名就叫做蝶般蘭·宋庭。
哪怕住在水泥叢林,也要有兩米園林
蝶般蘭堅持所有設計都源自宋代生活美學。在她看來,北宋的生活美學,意味著簡約大氣、朗雋秀逸、富貴低調、親近自然。從最開始設計藝術生活空間佈局時,她心裡迴轉的,是“一米茶席,兩米園林,三生萬物”的理念。
每個走進會客廳的人看到宋式茶席的設計都覺得眼前一亮,一張主茶席與六張客茶席遙相呼應。蝶般蘭指著邊櫃裡擺放的茶器一一介紹,從喝茶之前用於薰手的香爐、焙乾茶葉的烤爐,到製成茶末的碾子,都是宋代原件。
“中國歷史上,宋代大概是‘開party’最多的時期,宋代傢俱的尺寸、設計都非常適合人久坐,而且不像現在大家聚會時要湊得近些才顯得親密,那時候大家喜歡間隔落座,也自有一種無拘無束。”蝶般蘭饒有興味地從一把椅子,講起宋代生活的細節,“宋椅坐上去要很靠後,用類似打坐的姿勢,為什麼這樣坐?你看,兩腿交叉往後靠,這樣會坐得非常舒服。你想想看,嬰兒在媽媽肚子裡,也是這樣坐的呀。”
蝶般蘭說,之所以一直醉心宋代文化,就是因為它跟自然最貼近,“從皇宮貴族、文人雅士到平民百姓,都離自然很近。過去一個家中,園地自然通常是居所的外延,這對人的生命體本身也很重要。天地人,沒有天,沒有地,光剩人,仔細想想是不是很可怕?”她記得之前曾經看到一篇文章說現代社會發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是抑鬱症,“竟然超過了各種癌症,很難想象”。在她看來,現代社會人們這種亞健康狀態和心理問題,跟“與自然切斷”是有關聯的。即便是居住在高樓的水泥叢林,也要學會利用陽臺或哪怕一兩平方米的地方,開闢一個園林空間,“有石,有水,有植物,人在其中精神就會放鬆”。
在蝶般蘭看來,任何一個傳統文化也得能用、能進入人們的生活中去,“把它用在當下,它才能真正傳承下去。研究完了,不用,沒有意義”。
難以忘懷的童年,薰染傳統文化的基因
上世紀60到80年代,琉璃廠西廠衚衕的一個大四合院,給蝶般蘭留下難忘的童年記憶。她從小生活在姥爺家,住了近二十年的四合院生活也給了她傳統文化的滋養。
蝶般蘭出生在特殊年代,解放前姥爺在琉璃廠經營字畫生意。她記得特清楚,那個院子裡住的都是些個老技工,最好的裱畫、制筆、做墨,還有木工師傅,當時,院子裡住的只有老頭老太太,他們的孩子都到祖國各地去支邊了,家裡也只剩一個大姨待在姥爺身邊,全院只有她一個小孩。“早上起來我先扒著案子跟人熬糨子裱畫,再摔墨、捋筆毛,一通瞎忙活,乾的全是手工活。”整個院裡的老頭老太太緊著疼她一個小孩,“我記得院中間有棵大海棠,樹底下有個小桌子,把我擱那兒,每頓飯誰家做的第一口好吃的,準在我嘴裡,我那時候真的吃百家飯。”
平時與其說老人陪她玩,倒不如說是她帶著一個院的老頭老太太玩,“那時候捲菸用的白紙條,我在上邊寫上5分、2分、1分,然後老頭老太太都拿板凳坐一溜兒,我賣車票,他們假裝上車下車,樂此不疲。我那時候的夢想就是當公共汽車賣票員。”吃完晚飯該納涼了,街坊爺爺一叫“妞,出來坐這兒”,就到了“老頭老太太玩我”的時候了,“坐那兒他們就開始出考題了,這邊爺爺出對子,他出上聯,我對下聯。完了那邊的爺爺給我講過去大清朝的故事。”
她特別懷念衚衕裡的快樂童年,外面一過賣棉花糖的,賣糖葫蘆的,賣冰糕的,她聽見吆喝,“只要我一出去,那些人全給我吃,我沒花過錢。當時心裡倍兒美,覺得誰都願意給我吃的,自己特有面兒。後來才知道,人家反手就進我們院去要錢了,只不過誰見著了都給付錢。”
她後來才知道,小時候陪她玩的老人,個個都是了不得的人物,她印象特深,最後拆池爺爺家的時候,是把整個房子拆走的,因為牆上裱了厚厚的畫,“都是中國當代大畫家的畫,一層一層裱了一堵牆”。
提到學習書法,蝶般蘭坦承是源於家學,她家中老老少少大多喜歡寫寫畫畫,不管是什麼職業,書法繪畫,都伴其終生。“我記得小時候總是想趕緊完成任務,我性格又不具備反抗精神,大人交代的不敢不做,所以,看起來總是很快寫完,至於質量沒有考慮過。”就這樣做了好一陣子好孩子,終於被大人揪住了。她印象很深,姥爺的工資是一百零幾元,不過在當時很高了,有一天,姥爺領著她到榮寶齋花五元錢買了一張宣紙。那時候,全家老少一個月的飯錢也不過二三十元,這張紙可以說是天價了。回家之後,姥爺開啟柳公權的《玄秘塔》告訴她:“學寫字,首先要學會的是讀帖,今天,就在這張紙上寫。”對著那張很貴很貴的紙,她嚇得不敢下筆,全然沒了平日裡紙一抻就大筆一揮的勁頭,小手捧著字帖,左右端詳,半天過去還不敢動筆。後來,大人們說,那天她動筆的時候,比以往都認真,寫得也比以往都好,“我記不得那個字是什麼了,但我從那天起,學會了讀字”。漸漸地,她讀帖能讀懂了那些字的美,以及它們的精神氣質,在她看來,中國字裡,有平衡,有乾坤,有中庸,有運籌,“所有的這些理解,除了身體力行書寫到今日,大概也起源於那一日開始讀帖”。
3歲半,父親就讓她拿起了毛筆,4歲開始學寫字,直到今天,50年間,寫字已經成了她的生活習慣。回頭看去蝶般蘭覺得正是那些傳統文化的強大基因,薰染著她的童年生活,被傳承下來,“提筆於紙上,遊刃有餘,任時光流轉,我覺得這是人生最大的快樂和安慰”。
寫好字,可以慰藉老人家,也可以讓我心安
後來上了小學,學校開書法課,北京市西城區少年宮成立書法班,為了留苗苗,為了傳承書法,到各小學挑孩子,一挑,她就被挑了進去。當時國家很重視這個班,定期有大師來給她們授課、筆會、講座。“後來有一回回少年宮翻看老照片,才知道,他們是啟功、範曾、歐陽中石、李鐸、劉炳森等等,真是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啊。可小時候不懂,只覺得他們很和善,很有趣,和我們一起在北海團城練劍、在少年宮的古殿裡寫寫畫畫,其樂融融。”
蝶般蘭在少年宮接受了嚴格的傳統文化訓練,除了學習寫字,還要學習古詩詞、篆刻,“我記得學古詩詞的時候,最喜歡看的就是老先生搖頭晃腦地詠詞,我們在底下笑個不停,開心得不得了。學篆刻的時候,最快樂的是磨石頭,把石頭磨平這件事,我們下的功夫遠遠大於篆刻本身。”從小學二年級一直到高中二年級,蝶般蘭課餘都在少年宮度過,她覺得那裡是自己的快樂天堂,“不是因為年年全國中小學生書法比賽拿大獎,更大的快樂在於,那時候我已經愛上了書法”。
往事如煙,無法忘記的還有令蝶般蘭深愛的教書法的楊培義老師。楊老師就住在少年宮裡,一生默默無聞傾注於書法教育。她剛去少年宮書法班的時候,年紀很小,下學後自己要從育民小學坐好幾站公交車到少年宮,中間還要轉一次車,每次她都前後走一站地,這樣就可以不轉車,省下一根冰棒錢。因為上一天課下午放學後真的很餓很餓。沒幾次,這個小舉動就被楊老師發現了,從那以後,每次一進教室,楊老師就把她先帶到辦公室填肚子,桌上總是放著一盤蛋糕、一杯麥乳精。要知道,當時那些可是平時很難吃到的。就這樣,她一直吃到離開少年宮,離開楊老師的那一天。
後來蝶般蘭上大學時,書法老師幸運地遇到啟功先生。啟老豁達開朗,課堂上妙趣橫生的講話給她留下很深印象。她記得有一次去啟老家,先生對她說,“外面都說我現在一字值千金,來求千金的人多了,我要是每天在家寫千金,就不值錢了。”說完爽朗地笑了好一陣。她當時就意識到,“越是有貨的人,越敢拿自己自嘲,而且還那麼風趣,不失氣節。”那一幕定格在她腦海中,至今歷歷在目。
到現在,蝶般蘭覺得最大的遺憾就是上大學後很少能回去看望楊老師,“我剛工作的時候,他就離開了,我因為在外地採訪,沒能送他最後一程。到今天,我常常在想,寫好字,把書法傳播開來,應該是老師希望的,可以慰藉可愛的老人家,也可以讓我心安。”
這支筆,是祖先留給我們最好的“素質訓練工具”
後來在生活中蝶般蘭才慢慢意識到,寫書法的人通常會具備一種“集中力”,“這不是一心二用,是短時間抽離的能力極強。比如我寫字時完全可以不為環境所幹擾。再比如我坐這兒說話,掉頭去倒杯水、跟人家開玩笑,但我回來還能接上剛才說的事,不用坐這兒想半天……這都是書法的訓練。”
直到現在,還有好多人追著讓蝶般蘭教孩子寫字,不過讓她覺得有點無奈的是,大多家長找她教書法,是奔著讓孩子寫出漂亮字的目的,還有人直接問“寫成老師這樣的字能賣多少錢”。每當這時,她都回答,“你不用賣錢,你真正能寫這手好字的時候,你什麼都幹得成。”“實際上我特別不願意聽別人說哎呀你寫字真漂亮,我覺得更要緊的在於,這支筆,其實是祖先留給我們的最好的培養基礎素質的工具。”
蝶般蘭深有體會的是,書法和書法以外的東西是相通的,其餘的修煉會反哺到書法,“人們大都專注於把字寫好這個結果,可那僅僅是個結果而已,中間的過程才最重要”。
有的人學三年就想著賣字,問她怎麼當書法家,蝶般蘭回答對方,“我寫字寫了50年,寫到第40年的時候,才敢說教書法。”她在職場的時候,沒有一個人知道她寫字。“中國傳統文化最牛的就是四個字:大道至簡。真正能做到大道至簡的時候,幹什麼都沒那麼累,而且還有的是時間享受生活。”
天天觸控,天天用的,當然懂
有一次央美研究生導師楊曦淪來這裡坐坐,卻意外找到了工作中懸而未決的答案。他坦言之前工作中討論“藝術管理怎麼變成藝術品牌”時大家爭論不一,來到這裡突然受到啟發,他覺得藝術需要圍繞著空間、場景才能形成品牌,“如果沒有故宮,如果沒有故宮的椅子器物,就別聊清代藝術了,有了場景和空間才能把所有藝術形態保留住,像西方有很多家族博物館、私人博物館。其中最大的價值就是,有人生活在裡面,有生活才有文化薰陶和傳承。”
這樣的發現也讓蝶般蘭感到共鳴。中國有大量的極具藝術應用價值但很少被社會認知的藝術家。她特別希望中國人能深入認同中國傳統文化,讓傳統藝術迴歸生活。
當下太多人沉浸並依賴網際網路,在蝶般蘭看來,網路帶給人最大的影響,是活在一種“撲稜”的狀態裡,“像撲稜蛾子似的,看著挺熱鬧,其實沒幹出多少事”。譬如說她看別人燒製宋代茶杯,“找兩張圖式,摁住趕緊燒,完了又去窯口看,一看不對拿出來噼裡啪啦再改,再燒完了拿出來,一問行家,說宋朝茶杯不是那樣的……”同樣的事,她可以為了燒製這杯子從頭學習宋文化,再看兩個月的書,“確保我出手一剎那一定要穩準狠,確保是對的。別人看我挺輕鬆的,但其實前面得想好,還不能急,得讀書。”她老覺得,如今人們光看手機真的不行,一定得讀書。“我的孩子從小時候開始,就堅持一件事,每天睡前讀半小時書,一定是讀文字,一定不要看影片,一直到他們自己可以看書為止。”
蝶般蘭覺得欣慰的是,真給人們一個這樣的環境,人們還是希望有機會從網上走出來,放空自我。不少來蝶般蘭藝術空間的人,原本打算寫寫字就走,結果沒想到寫完後品茶,散漫地曬著太陽,不知不覺就會待上一天。“即便平時再忙,每月也要給自己放空一天,叫它好日子,叫它智慧日,都好,像這樣在一個“兩米園林”的透視空間和自然親密接觸,聊聊天,就算髮發呆,對人的身心也特別好。喝茶,寫字,殊途同歸,都是對自己的精神滋養。”
說話間,金絲楠木的案子透過光線的映照,發出攝人心魂的美。在蝶般蘭看來,傳承要有生活,“這些東西它是有靈性的,生活在其中,就會不一樣。我從小就看得懂字,並不是我有多少知識,我天天觸控,天天用的,當然懂,就像刻在身體裡的基因。”
文/本報記者 李喆 供圖/蝶般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