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的春天,江西興國縣烈士陵園裡,百花盛放,綠草成蔭。
這天上午,興國縣民政局的兩名工作人員,陪著一個滿頭白髮的老婦人,走進了烈士陵園。
自打進入陵園,老婦人的神情就顯得十分激動。她蹣跚地走過一排又一排墓碑,仔細辨認著墓碑上的名字,嘴裡還喃喃地念叨著什麼。
突然,老太太在一塊墓碑前站住了腳,她伸出顫抖的手,指著那塊墓碑,哽咽地說道:“這就是我......”
民政局的工作人員愕然地望向墓碑,上面赫然寫著一行大字:“劉法玉烈士之墓”。
這位老婦人真的是紅軍烈士劉法玉嗎?她的名字為什麼會出現在烈士陵園裡?
今天,銜筆就來講講這段感人至深的故事。
從童養媳到女紅軍
1913年5月,在江西興國澄江村的一個赤貧農家裡,小名“沙秀子”的劉法玉降生到了這個世界上。
女兒的降生,並沒有給父母帶來過多的歡愉——在這個沒有一分土地、赤貧如洗的家庭裡,如何活下去,才是父母更加關心的問題。
於是,在劉法玉7歲的時候,父母便收下了一份極為微薄的聘禮,將劉法玉送到了鄰鄉的賴家做了童養媳。
這時,她未來的丈夫賴永發,也僅僅只有8歲,這兩個孩子站在一起,與其說是夫妻,倒更像是兄妹。
與劉家相比,賴家的日子也強不到哪去,一年裡的大部分時間,劉法玉和賴永發都要在山裡辛辛苦苦地挖野菜,來補貼家裡那點可憐的口糧。
正因如此,直到劉法玉19歲時,賴家才操辦了一個堪稱“簡陋”的婚禮,讓劉法玉正式過了門。
而此時的興國縣,已經成為了一片紅色的海洋。
在1922年7月召開的中共二大上,就通過了《關於婦女運動的決議案》,而當中央蘇區建立後,婦女更是逐漸形成了一股獨立的力量,加入到了轟轟烈烈的革命大潮當中。
根據史料記載,在當時的中央蘇區中,有大批的婦女剪去髮髻,披著利落的短髮,在田間地頭參與勞動、在掃盲班裡學習寫字、在群眾大會上大膽發言......這巨大的變化,讓許多年老的婦女瞠目結舌:“這世道可全變啦!”
這樣的“新世道”,讓劉法玉心裡也癢了起來,她先是報名參加了農會,後來又做通了丈夫的工作,走出家門,正式參加紅軍,成為了紅三軍團五師的洗衣班班長。
由於工作出色,劉法玉很快被選拔到了師裡的衛生隊,隨後被派到位於福建上杭的閩西紅軍醫院,在衛生訓練隊裡學習護理知識。
與在家伺候公婆、操持家務相比,照料傷員的工作自然更加繁重而艱苦,但劉法玉卻憑著一腔熱忱,很快成為了一名合格的護士,還跟著當地老中醫學了一手針灸和按摩的本事。
1934年初,劉法玉回到了紅三軍團,成為了第七師某部衛生班的班長。
在隊伍中,她驚喜地遇見了自己的丈夫賴永發——在1933年底,這個淳樸的興國青年,也告別了父母,加入到了紅軍的隊伍當中。
俗話說,“小別勝新婚”,然而,蘇區日漸緊張的“反圍剿”形勢,卻容不得他們兒女情長。之後的一段時間裡,賴永發隨部隊四處作戰,劉法玉則在衛生隊裡忙得團團轉,即便有時間見面,兩人也只能相互簡單叮囑幾句,便匆匆告別。
這樣的日子,一直持續到了1934年10月。
湘江邊的誓言
1934年的秋季,隨著蕭瑟秋風到來的,是一連串的壞訊息——
連續4次“圍剿”戰事的失敗,讓一貫將兵力與裝備奉為真理的蔣介石終於回過味來,開始搞起了“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總體戰”。
何為“總體戰”?
用蔣介石自己的話說,就是要在軍事“進剿”的同時,對蘇區“予以嚴密封鎖,使其交通物質,兩相斷絕”,“用一個呆笨方法自己固守起來,以後再找好的機會來消滅他”。
依照蔣介石的這一方針,從1933年9月開始,國民黨軍化身成了“工程大隊”,在蘇區周圍建碉堡、挖壕溝、拉鐵絲網......不過半年多時間,僅在江西一地,就建起了5300多座碉堡。
從這一點上看,蔣介石倒是深得他的偶像曾國藩“結硬寨、打呆仗”的精髓。
早在第三次反圍剿勝利後,毛主席已經預見到了中央蘇區在未來可能遇到的困難,大膽提出了讓紅軍跳出根據地,到敵人力量薄弱的地區去作戰的“外線作戰”思想,並接連攻克漳州、龍巖等地,在閩西地區打出了一片新的根據地。
然而,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毛主席的這一正確思想,並沒有繼續貫徹執行下去,在第五次“反圍剿”中,面對敵人的重重包圍,紅軍反倒搞起了“堡壘對堡壘”的“正規戰”,結果自然是部隊越打越少、地盤越打越小。
用毛主席的話說:“這真是乞丐與海龍王比寶,未免滑稽可笑!”
領導層的思想分歧,劉法玉並不知道,但她卻實實在在地感受到了部隊處境的艱難:前線送回的傷員越來越多,原本就少得可憐的藥品越來越稀缺,甚至一條紗布、一塊藥棉,都成了需要反覆使用的寶貝。
面對這些困難,劉法玉無能為力,她只能用加倍細緻的工作,來盡力護理一個個傷員,並祈禱他們能夠健康地回到前線,像之前一樣,再一次為革命贏得勝利。
但是,劉法玉的祈禱,並不能改變“第五次反圍剿”的結果——1934年10月,大轉移的命令下達了。
聽到上級下達的命令後,劉法玉一時間感到迷惑:什麼是大轉移?要轉移到哪裡?什麼時候才能回來?
她偷偷找到賴永發詢問情況,可丈夫知道的情況並不比她多,兩人唯一確信的是:不管怎樣,都要跟著紅軍走!
長征路上的艱辛毋庸贅言,而劉法玉與她的戰友們,不僅要努力跟上隊伍,還要照顧擔架上的傷病員,箇中辛苦,更是不言而喻。
當紅三軍團突破國民黨軍的第三道封鎖線,連夜向前快速奔襲時,攙扶著一名傷員趕路的劉法玉感到雙腿越來越沉,幾乎邁不開步了。
就在劉法玉她們離隊伍越來越遠的當口,一箇中等身材的紅軍幹部從她的身旁走過,用濃厚的湖南方言說道:“同志,鼓足勁,可不能掉隊喲!”
紅軍幹部的話,讓劉法玉有點不服氣:“我們就是爬,也要趕上隊伍,死也不掉隊!”
聽了劉法玉的話,紅軍幹部“呵呵”笑了起來,他伸手攙住傷員的另一支手臂,說道:“好!同志,要咬牙堅持,敵人越是瘋狂,我們就越要和他們鬥!堅持下去,就是勝利!......”
在這位紅軍幹部的幫助下,劉法玉和傷員終於追上了隊伍。這時,一名小戰士牽著一匹馬,氣喘吁吁地追了上來:“彭總、彭總,你都走了大半夜了,上馬歇一會吧!”
聽到這句話,劉法玉大吃一驚:這個幫自己攙扶傷員、在黑夜中跋涉了好幾個鐘頭的人,竟然是赫赫有名的彭德懷!
還沒等劉法玉回過神來,彭德懷已經翻身上馬,對著行進中的隊伍大聲喊道:“同志們!我們要鼓足勁,突破敵人的封鎖線,敵人休想擋住我們!堅持和敵人打下去,最後的勝利一定屬於我們!”
彭德懷的話,彷彿一針強心劑,讓劉法玉彷彿充滿了力量,她邁開步子,跟隨部隊向著最後一道封鎖線——湘江——疾奔而去。
強渡湘江的戰鬥無比慘烈,在炮火連天的戰場上,劉法玉與衛生隊的女兵們一起,揹回了一個又一個傷員,盡力保護著戰士們的生命。
在一次戰鬥間隙中,劉法玉和戰友們又一次匍匐著爬進戰場,尋找著還活著的戰士們。
正當劉法玉忙著尋找戰友時,不遠處,與她一起入伍的同鄉蘇蓮突然小聲喊了起來:“班長、班長!你快來呀!”,聲音裡已然帶了哭腔。
劉法玉一驚,連忙爬了過去,呈現在她眼前的景象險些令她昏厥——丈夫賴永發歪倒在彈坑裡,鮮血已經浸透了他破舊的軍裝,而他的手指依然死死地摳著扳機......
巨大的悲痛讓劉法玉幾乎崩潰,但理智告訴她,還有任務需要完成。她強忍著悲傷,將浮土推入彈坑,就地掩埋了丈夫的遺體。
當丈夫的面容消失在大地上的那一刻,劉法玉在心裡默默發誓:“我一定要為你報仇!”
一往無前虎山行
在劉法玉看來,為丈夫報仇最好的方式,就是要保住戰友的生命,讓他們能夠恢復健康,繼續與敵人作戰。
為此,劉法玉甚至可以不惜生命——
在轉戰貴州期間,有一次,敵人的飛機前來空襲,當場炸死了一名抬擔架的民夫,而擔架上的傷員也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眼見傷員有生命危險,劉法玉當即衝了上去。她咬牙背起傷員,冒著敵機的掃射,猛地衝進山坡上的樹林裡隱蔽了起來。
等到飛機離去後,劉法玉有點不敢相信:這名身材結實的傷員足有100多斤,體重不足90斤的自己,到底是怎麼揹著傷員爬上山坡的?
雖然劉法玉和她的戰友們細心周到地護理傷員,但藥品的短缺,依然奪去了許多傷員的生命。
為了給戰友治傷,劉法玉想盡了辦法,甚至用上了從老中醫那裡學來的以陳石灰止血的“土方子”,但是,這種辦法只能解一時之急,總不是長久之計。
1935年初,當隊伍抵達四川冕寧一帶時,紅13團團長彭雪楓找到了劉法玉和她的戰友鍾三秀,交給她們一個秘密任務——到武漢去,給一位姓曹的地下黨員送封信,請他透過關係,想辦法為紅軍籌措一批藥品。
這位地下黨員,曾經在閩西紅軍醫院工作,如今正在武漢的漢口醫院當醫生。上級考慮到劉法玉和鍾三秀之前與曹醫生相識,方便接頭,才將這個任務交給了她們兩人,同時指示她們,在回來之後,可以與留在當地堅持遊擊鬥爭的同志聯絡。
雖然這次任務非常危險,當劉法玉和鍾三秀還是痛快地答應了下來。兩人換上便衣,先趕到了長江岸邊的宜賓,然後坐船順流而下,很快到達了武漢。
抵達武漢之後,劉法玉和鍾三秀順利地找到了曹醫生,將密信和藥品清單交給了他。
看過信之後,曹醫生當即表示,他可以寫信給成都的同學,幫忙籌措這批藥品,而他手邊正好有一些便於攜帶的藥品,可以讓她們帶回去。
聽了曹醫生的話,劉法玉和鍾三秀高興壞了,為了掩人耳目,3人約定,第二天清早,在漢口碼頭交接藥品,然後劉法玉和鍾三秀便坐船迅速離開。
第二天一早,天剛矇矇亮,曹醫生便帶著一麻袋的藥品來到漢口碼頭,找到了兩人。在鍾三秀的掩護下,劉法玉從麻袋裡掏出藥品,開始飛快地往隨身的包裹裡塞。
就在這時,一小隊巡邏的警察路過附近,3人遮遮掩掩的行動,引起了其中一名警察的注意,晃晃蕩蕩地走了過來,想要看個究竟。
眼看警察越走越近,從來沒有上過戰場的曹醫生不禁慌亂起來,情急之下,他拔出隨身攜帶的手槍,向警察連開幾槍,同時大喊起來,讓劉法玉和鍾三秀趁亂逃跑。
然而,曹醫生還是算漏了一招:劉法玉和鍾三秀在漢口人生地不熟,如何能逃出這些本地警察的追捕?
一番混亂之後,劉法玉和鍾三秀不幸被捕,而曹醫生則當場犧牲了。
被捕之後,警察對劉法玉和鍾三秀進行了嚴刑拷打,逼著她們說出真實身份和運輸藥品的目的,但兩人咬緊牙關,無論敵人問什麼,兩人一口咬定只是替人跑腿,其餘什麼都不知道。
見硬的不成,警察又開始來軟的——一天,警察單獨將劉法玉帶到審訊室,而在審訊室的桌子上,卻沒有令人毛骨悚然的刑具,反倒擺上了燒雞、點心和一摞“袁大頭”。
審訊劉法玉的警察隊長假惺惺地擠出一絲笑臉:“看見了吧,只要你說老實話,我們馬上放了你,這些東西也都給你!”
劉法玉輕蔑地掃了他一眼,說出來的,還是之前講了無數遍的“車軲轆話”。
見劉法玉不上套,警察隊長惱羞成怒,大罵道:“這麼頑固,一定是個女匪!”說完,他掄起槍柄,生生地將劉法玉的右手小指砸斷了。
在之後的半年多時間裡,劉法玉和鍾三秀又曾無數次面對過這樣的考驗,但這兩個看起來弱不禁風的女人,卻從來沒有吐露過任何情報。
見兩人一直不肯“招供”,警察終於對她們失去了興趣。一天傍晚,看守將她們拉出了大牢,五花大綁之後,與好幾名犯人一起塞進了一輛卡車裡,陰陽怪氣地說道:“走吧,送你們去個好地方!”
然而,就在卡車行駛到漢口郊外時,路邊突然響起了爆豆一般的槍聲,負責押運的警察猝不及防,紛紛跳下車來,開始混亂地進行還擊。
聽到外面打得越來越激烈,劉法玉和鍾三秀意識到逃跑的機會來了,兩人先後從車廂裡躍了出來,趁亂從路旁的土坡上滾了下去。
由於不知道劫車人的身份,劉法玉藏到了一塊大石之後,不敢出聲,一直躲到了天亮。
天亮後,劉法玉才壯著膽子,小聲呼喊鍾三秀的名字,卻始終無人回應。
鍾三秀是被抓住了?還是犧牲了?劉法玉不得而知,她滿腦子想的,就是趕快掙脫繩子,回去找部隊。
就在劉法玉費力地想要磨斷繩索時,一個路過的老樵夫救下了她,在老樵夫家休養了3天之後,劉法玉踏上了尋找隊伍的無盡旅程。
漫漫萬里歸家路
從老樵夫家離開後,劉法玉一路向西,歷經艱辛,憑著之前的記憶,終於回到了四川冕寧。
然而,當她向當地老鄉詢問紅軍的去向時,老鄉告訴她,紅軍已經離開這裡大半年了,至於當地游擊隊的情況,老鄉更是說不清楚。
在冕寧沒找到隊伍,劉法玉又轉而向南,希望在川滇邊境能遇到紅軍游擊隊,然而,她在會理一帶轉悠了一個多月,也沒有找到游擊隊的蹤跡。
此時的劉法玉,衣裳破爛、塵汙滿面、頭髮結成了氈片,已經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乞丐。
無奈之下,劉法玉又轉而向東,一路上時而討飯、時而幫路上的行商推車、背貨,在混口飯吃的同時,不斷打聽著紅軍的訊息。
然而,這些商販東奔西走,得來的訊息也都是道聽途說、極不靠譜,在之後的好幾年裡,劉法玉在四川、貴州、湖北、湖南等地來回尋找,卻始終沒有遇到自己的隊伍。
此時,全面抗戰已然爆發,中華大地上烽煙四起、兵荒馬亂,劉法玉尋找隊伍的希望,也變得更加渺茫了。
1943年,劉法玉流落到了湖北老河口一帶,就在她打算繼續向北走時,一場突如其來的傷寒病,差點要了她的性命。
當她奄奄一息、幾乎要倒斃街頭時,當地一個好心的毛巾廠主收留了她,不僅為她治好了病,還安排她在毛巾廠裡當了一名工人。
在毛巾廠做工餬口期間,劉法玉一直沒斷了尋找隊伍的念頭,但她能打聽到的,只是共產黨的隊伍在北方,還有一個叫做延安的地名。
長久的尋找,讓劉法玉變得更加謹慎,她思來想去,還是決定留在毛巾廠裡,等到時局穩定、得到確切訊息後再做打算。
1945年,當日本投降的訊息傳到老河口時,劉法玉再一次興奮起來,她一邊積攢盤纏,一邊留意打聽訊息,準備北上尋找隊伍。
然而,劉法玉的希望很快便破滅了:隨著解放戰爭的打響,國民黨軍對國統區的管制愈加嚴格,看著大小路口上林立的關卡,劉法玉心急如焚,卻想不出好辦法來。
就在劉法玉日思夜想如何尋找隊伍時,她得到了一個好訊息——在老河口的集市上,她偶然聽到一位正在蓋房的木匠說起,在他的家鄉,就有共產黨的隊伍!
聽到這一訊息,劉法玉欣喜不已,連忙向這位名叫張金玉的木匠打聽具體情況——原來,張金玉的老家就在距離老河口兩百多里地的河南鎮平縣的黑龍集(今河南鎮平縣張林鄉一帶),在他被人請來老河口乾活前,一支共產黨的隊伍剛剛到他們的村子裡住下了。
在多年的尋找中,這是劉法玉得到的最具體的訊息了。她連忙謊稱自己的哥哥在共產黨隊伍裡,請張金玉回老家時,帶著自己一起走。
見劉法玉如此焦急,張金玉痛快地答應下來,沒過幾天,兩人便上路了。
也許是天意弄人,當兩人來到黑龍集時,共產黨的隊伍已經開走了,劉法玉又一次撲了空。
再一次與隊伍失之交臂,劉法玉不禁心念俱灰,在大哭一場之後,劉法玉便在憨厚朴實的張金玉家住了下來,並於1948年秋天與張金玉成了親。
此時,距離劉法玉出發尋找隊伍,已經過去了整整13個年頭。
新中國成立之後,劉法玉曾經想要向政府反映自己的情況。然而她身邊並沒有能夠證明身份的東西,這件事便被擱置了下來。
此後,劉法玉也曾託人給老家寫了一封信,但由於口音問題,寫信人寫錯了地址,這封信也石沉大海了。
在之後的歲月裡,劉法玉先後生下了2男1女,在丈夫和孩子面前,她只是一個賢惠的妻子、慈祥的母親,那些戰場上的烽煙歲月,劉法玉已經將它深深地埋在心裡,再也不曾提起。
如果不是1985年的一場大變,劉法玉的故事,可能將永遠不為人知——這一年年底,老伴張金玉因病去世,孩子們怕劉法玉寂寞,便給她買了一臺電視機,讓她好打發時光。
然而,孩子們很快發現,劉法玉每當看到電視裡的革命戰爭片時,總是忍不住熱淚盈眶,甚至還偷偷地哭過好幾次。
在孩子們的詢問之下,劉法玉才終於吐露了她藏在心底的秘密。
得知母親的曲折身世後,孩子們連忙給興國老家寫了一封信詢問情況。
很快,回信便寄到了劉法玉手中——她的兄弟姐妹,尚有5人還在人世,已經繁衍成了一個70多人的大家庭。
得知親人尚在人間,劉法玉再也坐不住了。1986年的春天,她在二兒子的陪伴下,終於回到了暌違50多年的興國老家。
在親人們的鼓勵下,白髮蒼蒼的劉法玉老人走進了興國縣民政局,向他們講述了自己的故事。
老人的傳奇經歷,讓興國縣民政局的工作人員感到難以置信。他們連忙查閱了檔案,卻只找出了認定劉法玉已經犧牲的材料,和為她建立紀念墓碑的記錄——這也正是本文開頭那一幕的由來。
尾聲
令人欣慰的是,在檔案中,工作人員發現,當初與她失散的鐘三秀還活著,就居住在離鎮平縣不遠的河南省唐河縣,而且在建國初期,鍾三秀就已經透過組織證明了自己的身份。
1987年春天,劉法玉和鍾三秀,這對失散了半個多世紀的老戰友,終於再次相見了,兩位老人緊緊相擁,幸福的淚水奪眶而出......
在鍾三秀的證明下,當地政府為劉法玉落實了革命軍人待遇。每當有人問劉法玉,時隔這麼多年才得到應有的待遇,會不會太吃虧的時候,老人總是淡淡地說道:“為了革命成功,犧牲了多少同志啊,我能活到現在,又趕上現今的好光景,該知足了!”
謹以此文,向劉法玉老人及所有紅軍老戰士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