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位於歐亞大陸的東端，瀕臨浩瀚無涯的太平洋，有長達一萬八千餘千米的大陸海岸線。
早在石器時代，中國人的祖先就已經在沿海地區生活了。為了同江河湖海搏鬥，他們發明了舟楫。到了春秋時期，出現了專門進行水上作戰的部隊“舟師”。公元前485年，吳國和齊國在黃海進行了最早的海戰。
中華民族征服海洋的活動，經過幾千年的發展，到明朝鄭和下西洋時達到高峰。從1405年至1433年，寶船隊遠航三十餘國，航跡到達印度洋和大西洋。鄭和船隊的最後一次返航，要比哥倫布抵達美洲早六十年。
中國本土位於溫帶至暖溫帶地區。綿亙北方的戈壁荒漠和西伯利亞森林草原，逶迤西陲的青藏高原和天山山地，截斷東西的瀾滄江、怒江和橫斷山脈，使得華夏文明同西方文明隔絕開來，成為一個獨立發展的文化區域。從大海到帕米爾高原，有千餘萬平方公里的廣闊舞臺可供先民們馳騁，足以抵消人口繁衍和外族入侵帶來的種種壓力。黃河、長江滋潤著中下游平原，哺育出極為發達的農業文明。西太平洋成為天然屏障，既保護中國東部沿海不受外來民族的侵略，也阻礙了我們的祖先向東開拓的步伐。
孔子有一次對弟子們說：“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這不過是偶爾發出的喟嘆。在中國古代傳統世界觀中，中國居於世界的中心。宋代有位士大夫說過：“夫天處乎上，地處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國，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國內也，天地為之乎內外，所以限也。”千百年來，中國人心目中的中原王朝和四海鄰國的關係就是如此。中原王朝對四海鄰國實行王道教化，追求的理想是四野賓服、萬方來朝。杜甫曾在詩中吟道：“殺人亦有限，列國自有疆。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表達的正是既要抵禦外來侵略，又不要無止境地開疆拓土的有限戰略目標。總體說來，這種溫順平和的戰略思想，反映了儒學的精髓。
海軍的發展，是同國家的政治經濟目標相聯絡的。16世紀的英國探險家羅利說過：“能控制海洋的人便可控制世界貿易，而能控制世界貿易的人，便可控制陸地資源和陸地本身。”英國政治家克倫威爾更直言不諱地說：“炮艦是最好的大使。軍艦最能顯示一國的軍力及對利益的關切。軍艦可以採取主動或有利的行動……沒有其他軍事力量可以提供這種機動和彈性。”這就把西方國家發展海軍的政治、經濟目的都說得十分明白。19世紀更是海洋的時代，儘管當時對海洋資源的利用尚未達到相當的程度，但透過海洋控制貿易、交通、戰略要隘和陸地資源卻顯得十分重要。然而長期推行重農抑商國策的清政府幾乎沒有這種觀念。我們重溫鄭和下西洋的歷史，可以看到明成祖和明宣宗的指導思想，首先是樹立大明帝國在東南亞和南亞各國的威信，宣敷教化於海外，以造成遠邦重澤而來、賓服中國的盛世景象；其次是察訪明惠帝流亡海外的問題；最後才是進行朝貢貿易，為皇室和參加航海的官員獲取經濟利益。根據這些目標，中國海上力量前所未有地活躍在國際政治舞臺上，極大地提高了中國在這些地區的影響度和凝聚力。可是，鄭和下西洋畢竟只是為封建皇權服務的行動，缺乏社會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和廣泛的社會基礎，一旦皇帝決定取消這一行動，整個航海事業便像曇花一現般很快萎謝。這同西方航海事業伴隨著資本主義發展和殖民勢力東來而欣欣向榮、久盛不衰的景象，恰成對照。
總之，中華民族作為一個瀕海的大陸民族，在它歷史上有過一些航海的壯舉，在航海器的研究上，也達到過相當水平。但從整個認識系統看，它對海洋的認識是保守的和有限的。廣袤的生存空間，使它不必像島國民族那樣拼命去拓殖海外領土；豐饒的物產和自給自足的經濟，使它無多大顧忌，除了奢侈品和香料外，幾乎可以不依賴海外貿易；繁多的國內事務，更使它無暇顧及海外；而浩淼的大海，猶如天然鴻溝，有效地阻擋住了外族入侵的可能性。由於中華帝國巨大的空間存在和華夏文化圈的輻射影響，在大多數年代裡，海外鄰國表示臣服和向化。於是皇帝和臣子們便沾沾自喜、高枕無憂了，他們何必再要去探險海外呢？
中國歷史上的外患，長期來自北方遊牧民族賓士的鐵騎。直到明朝，海防才成為國家對外防禦的重點。明朝從山東北部遼東都司（今遼東半島）至廣東南部的海南島，設立了54個衛，127個千戶所，並在各險要之處築城戍守。每千戶所有十艘戰船，每衛有50艘戰船，以期水陸配合，協同作戰。明朝的海上之敵，主要是倭寇，後來還有荷蘭殖民者。
清襲明制，繼續設定水師。但在閉關政策指導下，水師發展十分緩慢，到了19世紀，便完全過時了。而西方的海軍卻發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列強憑藉著堅船利炮縱橫三大洋，把一個個古老的封建帝國推入殖民地半殖民地深淵，也用轟鳴的艦炮打開了中國的大門。無論從侵略還是從反侵略的角度看，從來沒有一個世紀，海軍的作用顯得如此突出。
近代中國的屈辱從海防的崩潰開始。為修補和縫綴破碎了的防線，便有了創辦近代海軍的歷史活動。所謂近代海軍，是指以蒸汽動力艦艇為主體，採用西式訓練和作戰方法，軍官多經國內外海軍院校培訓，有完善後勤支援系統的新式海上武裝力量。它的出現，標誌著中國國防近代化的開端。近代海軍的締造者們——奕訢、李鴻章、左宗棠、沈葆楨、丁日昌等，順應歷史的發展，繼承“師夷長技”的主張，從1861年起，經過30多年的努力，把海軍建設成整個清朝武裝力量中初步完成向近代化轉變的新軍種，在中國近代軍事改革中佔據著十分重要的地位。有些研究者把1895年開始的“小站練兵”看作中國近代軍事改革的濫觴，其實甲午戰爭後，清政府只是把軍隊近代化的重點從海軍轉移到陸軍而已。袁世凱在“新建陸軍”中追求的西式編隊、西式裝備、西式操典、西式教育、西式選拔徵募制度和西式戰術，海軍在更早的時候便進行了探索和實踐。由於海軍裝備和軍港基地的特殊性，因而使得近代化的規模顯得更為宏大。
本書所述的近代海軍是指清朝海軍。它的發展，經歷了四個階段，即1861～1874年的初創階段，1875～1884年的“南北洋並進”階段，1885～1895年的“北洋獨進”階段和1895～1911年的重建階段。選擇1861年作為海軍史的開端，是以“李—阿艦隊事件”為標誌的。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清政府企圖從國外購買軍艦組建新式艦隊，結果卻被李泰國、阿思本等帝國主義分子攪得一塌糊塗，說明中國近代海軍在發軔之初便歷盡艱難。這一階段的重點是清政府先後創辦了江南機器製造局和福建船政，顯示了近代海軍同大工業密不可分。恰如恩格斯所說：“現代的軍艦不僅是現代大工業的產物，而且同時還是現代大工業的縮影，是一個浮在水上的工廠。”在考察近代海軍的發展過程中，筆者始終把近代造船工業的發育作為同時關注的線索，這也正是近代海軍史的一個重要特徵。
1867年，擔任江蘇布政使的丁日昌首先提出建立“三洋水師”的方案。1870年，在自制艦船的基礎上，福建設立“輪船統領”。從此，按區域組建艦隊以完成海軍近代化的構想一直成為19世紀中國近代海軍建設的主線。只是在如何發展區域海軍的認識上，出現了許多激烈的爭辯。經過1874年的海防大籌議，確立了南北洋同步發展的戰略，構成海軍發展的第二階段。中法戰爭後，成立了總理海軍事務衙門，領導全國的海防建設，並確立先練北洋海軍的戰略，構成近代海軍發展最為輝煌的階段。中日甲午戰爭中，北洋海軍全軍覆滅，海軍衙門被裁撤。經過一段時間的沉寂後，20世紀初，海軍開始了緩慢的復興，直至辛亥革命易幟。
四個階段的交接點，是三場對外民族戰爭，即1874年抵禦日本侵略臺灣的戰爭、1883～1885年的中法戰爭、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在這三次戰爭中，投入了相當的海軍力量。在中法戰爭和中日戰爭中，都有大規模的海戰。尤其在中日戰爭中，出現了迄至當時為止規模最大的蒸汽軍艦主力決戰和要塞防禦戰，從而為中國近代軍事史增添了極為豐富的內容。前兩場戰爭刺激了中國近代海軍的發展，而第三場戰爭卻毀滅了海軍菁華。總結這些戰爭，對於海軍史研究是十分重要的。歷史的悲劇在於，洋務派官員們一方面在大張旗鼓地推行海軍近代化，使得海軍在技術領域裡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而一度成為亞洲最為強大的艦隊；可是另一方面，深植於文化心理深處的海洋觀卻並沒有變化，國家戰略中並沒有增添海洋意識，從而註定了海軍近代化的失敗命運。
早在1874年，郭嵩燾便提出了他的疑惑：“誠使竭中國之力，造一鐵甲船及各兵船佈置海口，遂可以操中國之勝算而杜海外之覬覦，亦何憚而不為之？而……果足恃否，此所不敢知也！”他尖銳地指出，“西洋立國，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賈。造船制器，相輔以益其強，又末中一節也……舍富強之本圖，而懷欲速之心以責於海上，將造船制器，用其一旦之功，遂可轉弱為強，其餘皆可不問，恐無此理。”這種把海防建設同改造國家政治制度結合起來的觀點，整整超越了時代20多年。其他洋務思想家和官員，一下子沒有走得如此之遠。他們中的一些人，透過實踐，也開始考慮海防同國家戰略的關係，提出把海防力量的振興同航海、對外貿易、僑民管理事業結合起來，要從國家戰略的宏觀高度上來討論海防。可是，這只是閃爍的流火，瞬即消逝在茫茫的夜空。無論是對於發展國家的海上綜合力量，還是加強同僑民的聯絡以保護國家的海外利益，清政府都沒有做過認真考慮，始終把海軍建設僅僅看成是保衛本土海岸線及港口要塞的輔助力量。沒有建立完整的海防理論，沒有深入思考過海軍的使命。直至清朝覆滅為止，中國艦隊總體上是一支“綠水”艦隊。可以說，以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為主體的中國社會，本質上並不需要強大的海軍，不需要擁有將利用海洋和保衛國家利益綜合於一體的海上力量。因此，發展海軍事業必然缺乏內在動力。雖然在一個時期內，鼓吹海防的言論可以遍及朝野，海軍建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這僅僅是表面現象。清政府絕不會像德國、日本、美國那樣，傾國力去建設海軍，從而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崛起為海軍強國。沒有一支強大的艦隊，保衛海防的任務也就難以完成。
40年來，國內史學界對於近代海軍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洋務運動、中法戰爭和中日戰爭三個專題內，沒有形成海軍史自身的研究體系。主要環繞著清政府創辦海軍的社會背景和目的、北洋海軍的評價、海軍失敗與洋務運動的性質、福建船政局、江南機器製造局、中法馬尾海戰、鎮海保衛戰、中日豐島海戰、黃海海戰、威海衛保衛戰及丁汝昌、劉步蟾、方伯謙的評價以及若干史料的價值問題，展開了熱烈的爭論。近年來，對海軍史的研究還從海戰史及人物評價進一步深入到海防思想，海軍發展戰略，海軍衙門，海軍的教育、訓練、經費、基地，軍艦效能，海軍戰術，北洋地區以外區域的海軍，辛亥革命中的海軍等方面，從而使得海軍史的輪廓日益明顯，海軍史所涉及的各種問題的細節更為清晰和豐富。此外，各種新史料的公佈，臺灣和海外史學界研究成果的傳入，對我們認識海軍史都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我國海軍史的研究力量主要集中在史學界、軍事科研機構及院校和造船界三個方面。史學界偏重歷史過程，軍界偏重戰役和戰術細節，造船界偏重艦艇發展。從三個側面出發，大家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績。近年來，三方面的研究者呈現出相互合作、協同配合、共同探索的新氣象。這對於擴大海軍史的研究廣度和深度，無疑起到了推動作用。對於學術界的這些成果，本書都注意予以吸收。
海軍史研究的積極意義，不僅表現為對歷史碎片的修復，而且對於我們今天如何記取歷史經驗教訓，建設現代化國防也有深刻的啟迪作用。與一百年前相比，我國的國際地位、經濟實力和國防力量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們從一個封閉的體系走向世界。人們開始認識到，海洋的特性決定了地理海疆和戰略海疆的不一致性。熱愛和平的戰略上處於防禦態勢的國家，它的海軍並非只能是近海型的。拘泥於近海防禦，等待敵國海軍逼近領海，就是放棄制海權，就會在戰爭中陷於被動。為了保衛包括南沙、中沙、西沙群島在內的廣闊的領海和管轄海域，為了保衛我國日益壯大的遠洋船隊的水上交通線，我們必須建立強大的海軍。那麼，瞭解一下前輩們是如何夢寐以求建立一支強大的鋼鐵艦隊，瞭解一下這支在19世紀“對外開放”中建立起來的艦隊所取得的光榮，以及後來如何走向覆滅，就顯得尤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