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數西方人看來，這次叛亂不外乎是極端民族主義者製造的又一次大屠殺，而瞭解其意義的人屈指可數。事情過去了，但好像池塘裡扔進一塊石頭一樣，其漣漪卻已波及太平洋彼岸……”

這段話，是美國著名學者約翰·託蘭在其著作《日本帝國衰亡史》一書中，對日本“二二六兵變”作出的評價！

這場著名的兵變事件爆發後，日本著名女作家野上彌生子曾在當時的報紙上寫下了這樣一段話：

“只想做一個祈求。今年將是豐收之年嗎？是兇作之年嗎？不，哪一個都無妨。有洪水也好，有大地震也好，有暴風雨也好……即便霍亂和鼠疫一起流行，也無妨。無論如何只希望不要有戰爭。”

但遺憾的是，野上彌生子的願望並不能實現，尤其對於當時被法西斯軍國主義思想充斥著的日本更是如此。

因為此次兵變，她深愛的國家，將徹底步入戰爭的深淵！

“二二六兵變”是什麼？為什麼會發生此次兵變？此次兵變又給當時的日本和世界帶來了怎樣的影響？

本篇文章，方圓君就來帶領大家一起，重溫一下85年前日本國內那場驚心動魄的兵變事件！

兵變“教主”北一輝

北一輝，是日本有名的思想家、社會活動家，同時也是國家主義和超國家主義的提倡者、日本法西斯主義理論的創立者。

他早年曾參加過中國的辛亥革命，與很多國民黨的元老都有很深的交情。

比如1913年宋教仁遇刺身亡後，他就曾打算參與追查宋教仁遇刺案真相，並有意潛返中國。

除此之外，北一輝還與譚人鳳、張群等國民黨元老級人物，都有很好的交情。

比如在二二六兵變後，北一輝被處決，張群就曾為其墓碑題字。二戰後，北一輝的遺孀甚至還要求張群協助，將其丈夫的骨灰運回中國安葬。

當然，這些都是後話了！

在1936年2月26日爆發的“二二六兵變”中，北一輝雖然沒有直接參與這場兵變，但如果沒有他，那麼這場兵變很可能就不會發生，至少不會出現在這一時期。

正因如此，北一輝還被稱為是二二六兵變“教主”！那麼，北一輝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

圖 ｜ 二二六兵變“教主”北一輝

事實上，這跟北一輝一貫主張的“法西斯主義理論思想”是分不開的！

五四運動後，北一輝在上海炮製出了《日本改造法案大綱》，其中提出了一套日本法西斯化的設想。

這所謂的改造法案，其本質就是一部鼓吹軍國主義的著作而已。

北一輝認為：日本國土狹小，資源有限，只能走對外擴張的道路（也就是殖民侵略），而中國就是日本振興的“天然基地”。

1919年8月1日，一個信奉國家主義的右翼團體，同時也是日本第一個法西斯組織——“猶存社”正式掛牌成立。

而在此期間，一個名叫“西田稅”的青年軍官，也隨之進入到了北一輝的視線。

此人不僅是北一輝的忠實粉絲，同時也和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很多畢業生往來頻繁。

於是很快，北一輝便利用其與陸軍的青年軍官們建立起了聯絡。

北一輝的這部《日本改造法案大綱》，在日本學生和青年軍官中影響頗深，他們開展的很多活動，在很大程度上也都受到了北一輝的影響。

1926年，北一輝寫了《維新革命論》一文，補充了《日本改造法案大綱》中沒有涉及到的“維新政變”到底該由誰來完成的問題，並將注意力放在了青年軍官身上。

在文章裡，北一輝從明治維新的歷史中總結出了“維新革命不取決於戊辰戰爭而是由天下大勢之頗頻暗殺決定的”，並認為“古今一切革命依靠軍隊運動是歷史的通則”、“革命是青年的事業”、“是極少數者與極少數者的鬥爭”。

正因如此，民間的法西斯運動和青年軍官，就被這樣巧妙地聯絡在了一起。而信奉北一輝學說的青年軍官，也開始逐漸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

從這個時候開始，日本右翼法西斯團體變得越來越活躍，從1927年到1937年十年間，僅是東京一地，就有超過170個新的法西斯團體出現，其成員高達3萬餘人。

此外，一些青年軍官們也開始在軍隊中秘密結社，一些激進分子，甚至已經將矛頭指向財閥和內閣大臣，對其展開暗殺活動。

比如在1921年9月28日，受到北一輝思想影響的朝日平吾，就刺殺了日本四大財閥之一的安田財閥首腦‘善次郎’！

值得注意的是，原本日本明治維新廢除了之前的幕藩體制，天皇依靠支援明治維新的文武官員，建立了以天皇製為中心的集權制國家，形成了天皇、文官內閣、軍部三方平衡的政權結構。

然而，隨著軍國主義思潮的爆發和興起，在上世紀30年代初，這種所謂的“三足平衡”關係，就不復存在了。

殘酷的現實土壤

北一輝的言辭思想之所以能煽動人心，並非是其本身具有多麼地高明和神化，而是殘酷的現實土壤，長期培育的結果！

如果沒有殘酷的現實，那麼北一輝的言辭思想無論如何也鼓動不了人心，更不可能出現後續的事情了！

那麼，當時日本的現實是怎麼樣的呢？這所謂的“殘酷現實”，到底殘酷在哪裡呢？

這就不得不說到當時日本國內的現狀了！

1936年的日本農村，農民除了日常的耕種勞作之外，在農閒時還需進城做工。

然而即便如此，辛苦一年下來，一家人的基本生活還是難以得到保障。

尤其是位於長野縣信濃川一帶的山區農民，其生活條件更加地艱苦，為了尋求基本的溫飽，他們不得不背井離鄉，跟隨政府組織的“開拓團”前往中國東北地區墾地謀生。

那麼城市裡的人，生活條件是不是就會好一些呢？

答案也是否定的！城裡的青年男女進廠做工，儘管每天都是起早貪黑的勞作，但每個月僅有的那點微薄工資，依舊不能養家餬口，生活過得十分艱難。

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和經濟向外拓展，日本國內廣大的勞動者，其生活更加貧困。

而相比之下的那些所謂的上層人物，卻整日過著紙醉金迷、燈紅酒綠的奢靡生活，完全不顧百姓的死活。

此外，各大財閥還以產業鏈形成的經濟優勢，殘酷剝削勞動群眾，並且還在極大影響著政府的內政外交政策。

當時的日本，可謂是窮者越窮，富者越富，兩級分化十分嚴重，其社會儼然已經進入到了病態之中！

不過，在一戰期間，日本的經濟卻發展得極為快速！

在一戰期間，日本利用歐美處於戰爭狀態的機會，取得了大量的軍資訂單，為它們帶來了很多財富。

然而好景不長，隨著一戰的結束，軍資訂單也就戛然而止，日本開始出現經濟危機。

到了1931年，日本的經濟問題越發嚴重，國內失業人口一度超過了三百萬人。

城鄉經濟凋敝，加上自然災害的襲擾，使得幾百上千萬的農民家庭逐漸進入到赤貧狀態，很多人家因為沒有糧食吃，不得不以樹皮、草根充飢。

社會病態了，尋求改變的呼聲便就此應運而生，其中以軍隊激進分子的訴求最為突出，其醞釀的時間也最長。

要知道，在參加二二六兵變的那些年輕士兵中，就有很多人有過此等經歷。

這些年輕計程車兵，他們曾親眼目睹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的底層人民，以及那些身處燈紅酒綠之中的財閥、官僚。

面對這些人的奢靡與腐敗，他們群情激憤，欲想透過一次轟轟烈烈的兵變，來改變日本的現狀，並以此來獲得他們應有的“特權”和待遇。

於是，他們便開始了緊張的謀劃！

這些年輕的官兵，大部分都是“皇道派”成員！

在當時，日本軍部主要分為“皇道派”和“統制派”兩大陣營。

其中前者主張“清君側”，即消滅天皇身邊的奸佞小人，擁護天皇親政，從而改造日本。

在該派別內，除了荒木貞夫（皇道派領袖）、真崎甚三郎等少數高階將領外，其餘大部分成員，都是年輕的野戰部隊士兵。

這些人行事大膽，且目無法紀，非常熱衷於暗殺和政變。在之前的很多暗殺事件中，大部分都是其派別人員所為。

而後者，即“統制派”，則主要由一些年紀較大，且更為保守的高階軍官組成，其中包括我們熟悉的東條英機、林銑十郎等高階將領。

當然了，統制派與其說是一個派系，還不如說是當時日本一個軍部體制裡面的機能核心。

因為統制派中的人員，其大部分都是知性派的近代化軍人。相反，皇道派中的人員，則更注重精神主義，講究情義。

從統制派的角度來看，皇道派，就是典型的與時代相背逆、腐朽的派系。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1934年秋，發生了“士官學校事件”，統制派的人控告青年軍官企圖發動兵變，並將矛頭指向以真崎甚三郎等為首的皇道派。

現在，皇道派與統制派的對立，已經達到了高潮。

而隨著統制派的主張得到日本陸軍大多數中上級軍官的支援，他們在與皇道派的對立鬥爭中，逐漸佔據了上風。

圖 ｜ 真崎甚三郎

1935年7月，統制派藉著人事調整之機，將皇道派成員進行了分割調整，其中有4700多人轉任，有260多人被編入預備役，幾乎將皇道派勢力連根拔起，基本將其清除出了日本陸軍。

此外，統制派還免去了真崎甚三郎教育總監的職務，轉任軍事參議官，但此時的真崎卻受到了憲兵和特高刑警的監視。

此時的真崎，完全消失了往日囂張、不可一世的氣焰，開始儘量控制自己的言行舉止。

但是，受到他教育和庇護的那些青年軍官們，卻還在蠢蠢欲動，他們多次發表文章攻擊統制派，最終導致其受到了免職處分。

這件事情，嚴重刺激到了深受軍國主義思想毒害的皇道派軍官‘相澤三郎’中佐。

相澤三郎在接到調往中國臺灣的調令後，非常生氣，他決心要做一件大事——刺殺時任軍務局長的永田鐵山。

8月的一天，相澤三郎腰配軍刀，隻身闖入了永田的辦公室。

當時永田正在辦公，看到殺氣重重的相澤向他走過來時，他急忙躲避，正當他衝到門口，準備拉開門逃離的時候，相澤從背後一刀刺去，永田當場斃命。

永田事件後，當年12月，統制派的高階將領趁著陸軍人事調整之際，將鐵桿皇道派成員第一師團長柳川平助調往中國臺灣，擔任駐屯司令官，又在第二年3月，將第一師團調往滿洲。

第一師團是皇道派的大本營，統制派這樣的做法，立即激怒了皇道派的年輕官兵們，他們認為，如果此時再不採取行動，那麼他們就將被派往中國戰場了。

於是，他們決定將兵變的時間定在1936年2月26日凌晨時分。

值得一提的是，在對相澤三郎進行軍事審判的時候，辯護團和革新派曾多次邀請真崎甚三郎出庭作證，但每次都遭到了真崎都拒絕。並表示，除非是天皇親自下詔要求出庭才去。

不過，他的堅持最終還是半途而廢，他最後還是出庭作證！然而就在他出庭的翌日凌晨，著名的“二二六事件”爆發了！

此次兵變的目標十分明確：那就是建立法西斯政權，解散政黨、財閥，全國實行軍管。

此外，還需撤換和懲治軍內統制派的人物，任命皇道派的首領擔任國家要職；至於對外政策，則實行積極擴張，最終實現所謂的“昭和維新”。

血濺東京城

1936年2月26日，日本東京城顯得格外的寒冷，鵝毛大雪已經下了整整的一天一夜，直到兵變開始之時，仍然沒有停止的跡象。據說，這是日本50年不遇的大雪。

此時的東京城，靜謐地躺在皚皚白雪中，人們正在暖和的床鋪裡熟睡，一切都是那麼的平靜。

然而，就在短短的幾個小時後，東京城將上演一出驚心動魄、血腥的慘案！

當天凌晨5時許，駐守在東京的第一師團的皇道派少壯軍官香田清貞、安藤輝三等9名核心軍官，集結了1400多名年輕士兵。

他們手持武器，在香田等人的帶領下，踏著厚厚的積雪，準備實施預先制定好的刺殺任務。

事實上，在此次行動開始的30分鐘前，真崎甚三郎就已經接到了相關的報告。

但他聞訊後，並沒有採取任何措施，而是採取消極態度，任由其事變的發生。

如果真崎在一收到訊息，就立即前往阻止的話，那麼極有可能制止這場武裝暴動。

但事實證明，真崎並沒有這樣做，因為當時的他還是抱有僥倖心理，認為如果此次兵變成功，說不定屬於他的時代將會再次來臨。

不過此時的真崎已經缺乏領導兵變的勇氣，只是採取被動的方式來對待，簡單來說就是想——鷸蚌相爭，漁翁得利！

正因如此，在後來事變被平息後，他就被稱為是“最狡猾的人”。而他也受到了來自各方的審問，在往後的一個月時間裡，他就連續受到了6次審查。

還不到一個月的時間，真崎就以“企圖利用叛亂軍”的罪名，被陸軍刑務所拘留。

日本陸軍大將入獄，這可是日本歷史上的頭一例，可以說沒有比這個更大的恥辱了。

真崎甚三郎的結局，真就應了中國的那句老話——偷雞不成蝕把米！

當然，這些也都是後話了！

在兵變開始後，官兵們迅速佔領了東京都的警視廳、陸軍省、首相官邸，以及天皇侍衛長鈴木貫太郎、財政大臣高橋是清等幾位元老的私人府邸。

而他們首要刺殺的目標，就是日本首相——岡田啟介！

當時，慄原安秀中尉帶領四個小隊約300人趕到首相官邸後，槍聲驚醒了熟睡中的岡田啟介，但他並沒有立即逃走，而是準備“坐以待斃”。

然而，他的妹夫兼秘書的松尾傳藏，在聽到槍聲後不久，立即就將岡田從床上拽了下來，與警衛一起將他藏在了洗澡間中。

而松尾傳藏則打扮成岡田的樣子，衝出房門高喊了一聲，於是他就被軍官們當成是岡田給射殺了。

當軍官們前來比對屍體時，也沒有發現有何異常，因此便將其當成了首相岡田。就這樣，岡田啟介僥倖躲過了一劫。

圖 ｜ 岡田啟介

與此同時，叛軍的另外一隊人馬，又迅速包圍了財政大臣高橋是清的府邸。

時年81歲的高橋是清，是日本第二十屆內閣總理大臣，第七屆日本銀行總裁。

在岡田啟介就任大藏大臣期間，他因反對為擴軍而增加財政支出，而遭到日本陸軍嫉恨。

所以，在此次“二二六事變”中，高橋是清自然成為了叛軍們重要刺殺的目標之一。

在一個名叫‘中橋基明’軍官的率領下，一隊的叛軍士兵們直接衝進了高橋是清的臥室，砰砰砰就是三槍，接著又用刺刀猛刺，高橋是清當場斃命。

同夜，叛軍又刺殺了內大臣、海軍大將齋藤實，陸軍教育總監渡邊錠太郎等人。

在整場兵變中，唯一作為統制派軍人被刺殺的，是取代皇道派真崎甚三郎位置的陸軍教育總監‘渡邊錠太郎’。

為什麼要刺殺他呢？很簡單，因為渡邊是免去皇道派重要領袖真崎甚三郎大將的禍首，所以，他們必須將其除掉。

至於那個天皇的侍從長鈴木貫太郎，其結局相對來說就要好很多了！

圖 ｜ 鈴木貫太郎

當叛軍衝進他的臥室時，鈴木貫太郎試圖與他們進行交涉，結果卻沒有起到任何作用，反而遭到了槍擊。

不過幸運的是，叛軍射出的三顆子彈並未命中要害，只是負了重傷。而這個時候，鈴木貫太郎的妻子衝了出來，對著叛軍哭喊道：“你們對老人就敢這麼開槍嗎？”

此時已經68歲的鈴木貫太郎躺在血泊之中，苟延殘喘，叛軍士兵們見狀，動了“善心”，突然一個敬禮，說了句對不起後，就走了。鈴木貫太郎這才得以倖免於難。

值得一提的是，這個鈴木貫太郎還是一個典型的“和平派”軍人。

他大難不死後，於1945年組閣，壓制陸軍強硬派，並敦促天皇下定決心接受《波茨坦宣言》，結束戰爭。

正因如此，他還曾受到了外界的一致好評！

除了刺殺財閥、官僚之外，此刻東京城內也變得雞犬不寧。叛軍們勒令影劇院關閉，廣播電視臺停止播放一切文娛節目，定時播放他們所釋出的公告。

一夜之間，整個東京城就被皇道派叛軍官兵所控制著，一時間政變似乎真的就要成功了！

但事實證明，這場慘烈而血腥的“鬧劇”，最終還是以失敗告終了！

天皇的憤怒

按理說皇道派發動兵變，是打著“尊皇討奸、昭和維新”的旗號，應該會得到天皇的認可和支援才對，但最終卻是天皇本人下令鎮壓的，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在兵變發生後不久，裕仁就被人從睡夢中驚醒，得知了此事。

不知道是因為美夢被驚醒的緣故，還是什麼別的與原因，裕仁非常地憤怒，而且態度十分堅決！

他說道：“把朕最信賴的老臣全部打倒，這是對朕不滿的表示！”

於是，裕仁主張堅決鎮壓，甚至還對想要向叛軍求情的陸軍大臣說：如果軍隊不鎮壓，那麼朕將御駕親征剿滅叛軍。

原本以國之名的壯舉，沒想到竟然會被定性成“叛亂”，而且定性者居然是他們所尊崇的天皇！

要知道，在1932年刺殺首相犬養毅的“五一五事件”中，那些參與政變的官兵，可是沒有受到重罰啊，怎麼現在就不一樣了呢？

事實上，裕仁之所以下令嚴厲鎮壓，其主要原因，是他認為：這些叛軍所打出的所謂“清君側”旗號，其實就只是一個幌子而已。

因為他們的行動，如果得到他弟弟秩父親王（雍仁）的支援，最終迫使他退位的話，那麼一切都晚了。

所以，惱羞成怒的裕仁當然要下令嚴厲鎮壓！

圖 ｜ 裕仁天皇

為此，天皇曾勒令時任陸軍大臣的川島義之和侍從武官本莊繁，前往鎮壓叛軍。

但由於此時的陸軍高階將領參議會已經被皇道派領袖荒木貞夫和真崎甚三郎所控制，他們一個個陽奉陰違，有意拖延不去。

裕仁雖然十分氣憤，但也無可奈何，最後只好下令調動海軍前來平叛。

結果，海軍在得知三位海軍退役大將，即岡田、齋藤、鈴木遇刺後，他們隨即便將“長門”號軍艦一路開進了東京灣，並將炮口對準叛軍，誓要為遇刺的三位海軍大將報仇。

到了28日，雖然陸軍萬般不情願，但裕仁諭旨平叛的戒嚴令還是頒發了。

嚴令中明確說道：如果叛軍不服從命令，那麼就要以武力的方式恢復治安，並命令各部隊在次日上午做好攻擊準備。

東京城中的叛軍頓時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危險境地，現在他們只有兩個選擇，要麼繼續戰鬥，要麼束手就擒！

但無論是哪一種選擇，他們面臨的結果都是一樣的！

這時候，被皇道派所擁護的真崎甚三郎大將，開始變得緊張起來，他擔心叛軍兵敗後自己也將受到牽連，於是趕緊對叛軍進行勸降。

這時候，叛軍見天皇已經定性，加上他們已經陷入了重重包圍之中，只能選擇投降！

值得一提的是，叛軍中的慄原中尉當時還提出了一個要求：為了證明他們發動此次兵變的目的是為了天皇而戰，他請求天皇派出欽差，在欽差的監視下，他們願意以自裁的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

事實上，此舉不過是為了搏名而已，不至於在歷史上留下“叛軍”的臭名聲！

但天皇根本不給他們這個機會，他拒絕道：“如欲自殺任其自便，為這種人派欽差，真是荒謬至極。”

之後的事也就不必多說了，該自殺的自殺，該歸隊的歸隊，震驚一時的“二二六兵變”自此告一段落！

不過，在之後進行的一系列非公開的審判中，還是有19名叛軍領導人被處決，另外還有40人被判處監禁。

而也正是從這個時候起，日本的權力結構從根本上被改變！

皇道派在政治上徹底失勢，獲利最大的，則是屬於統制派的——東條英機！

圖 ｜ 東條英機

日本的“二二六兵變”，最終讓軍人奪得了政權。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法西斯勢力在推動戰爭上，也就得到了制度上的保證，從而大大加速了日本帝國主義走向法西斯軍國主義的步伐。

從一個閉關鎖國的海島小國，到亞洲首個資產階級維新成功的國家，再到第一個“脫亞入歐”的文明國家，日本在不到一個世紀的時間裡，就從所謂的“東亞曙光”跌落到了萬劫不復的黑暗地獄之中。

而造成這一切的原因，自然是多重的，但如果沒有“二二六兵變”的推波助瀾，那麼一切都還是未知數。

正如抱有左派觀點的井上成美海軍大將，在日本投降前所說的那樣：

“陸軍動輒把自己大肆吹噓成什麼‘皇國的中流砥柱’，事實上，正是陸軍……最終把日本拖入了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