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6日，毛澤東乘專列離開北京，前往蘇聯訪問。

12月中旬，之前與中共交往既不密切也不深入的越共，突然派出代表李班、阮德瑞來京，向主持國內日常工作的劉少奇提出了大規模援助的請求：1000 萬美元現款、3個師的軍事裝備和後勤物資，以及派遣軍事幹部到越南協助指揮作戰。

當時的越共，處境甚為狼狽。雖有10萬餘人的軍隊，但武器落後，彈藥不足，缺衣少糧，紀律渙散，士氣低落。各級軍官都是學生娃出身，沒有戰爭經歷，更談不上指揮經驗，“當雙方互相開火，他們便不曉一切。”在佔據優勢的法國殖民軍面前，處處被動挨打，只得退駐北越一帶的山區、農村。越共會議認為，尋求中共援助，是擺脫困境的唯一辦法。

劉少奇認為越共的胃口太大，建議先派軍委辦公廳主任羅貴波攜電臺前往瞭解情況，“然後再派軍事幹部”。

正在莫斯科的毛澤東，接到劉少奇來電，對援越表現出極大的熱情。他當天回電劉少奇，讓越共立即“派一個政治上負責任的代表團”來訪，並指示對越方應“盡力援助”，“看成自己的同志一樣”。

胡志明來華

1950 年1月下旬，60歲的越共主席胡志明，化裝成傷兵，頭纏繃帶，光著腳板，徒步走了17天，在廣西軍區保衛部30多名指戰員、四野151師的接應下，從廣西水口關秘密進入中國。

隨後，胡志明一行從廣西來賓坐上火車，於1月25日抵達武漢。

劉少奇這時才從中南局發來的電報中得知， “負責任的”越共代表是胡志明本人，建國後到訪的第一位外國元首——中越已於1950年1月18日宣佈建交。

1月30日，胡志明到達北京。

在當晚舉行的歡迎宴會上，胡志明提出富有想象力的要求，包括支援飛機、雲南地區部隊入境作戰等。

劉少奇表示，中國願意幫助越南的抗法鬥爭，即使由此引起法國的不滿而推遲對新中國的承認也在所不惜，具體內容要等他同毛澤東面談之後確定。

胡志明認為，為見到毛澤東而在北京等一個月 “不可能”；而前去蘇聯，他擔心離開“戰鬥崗位”時間過長。

毛澤東立即回電，力邀胡志明訪蘇。

2 月6日，胡志明從旅大乘機，抵達了莫斯科。

斯大林會見了胡志明， 不過象徵意義更大一些。他說：“中國革命的勝利證明，中國已成為亞洲革命的中心，我們認為，幫助越南打法國人的工作，主要由中國來承擔更為適宜。”

2 月17 日下午，毛澤東、胡志明乘火車離開莫斯科。

回到北京後，毛澤東對胡志明表示：“我們是同志加兄弟，還是近鄰，在軍事上、物資上儘量援助你們，是應該做的。”

派遣軍事顧問團

1950 年3月9日，羅貴波一行抵達越北，他與胡志明、武元甲等人研究以後，一致認為當前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中越邊界的高平、老街地區發動一場戰役，打破長期阻隔中越交通的法軍封鎖線，以保證援越物資能順利運往越南。羅貴波還提出派遣一批從營到軍級的幹部，前往越軍擔任軍事顧問。

接到羅貴波報告後，毛澤東召集會議商討。他在會上說：“我們援助越南是完全無償的，沒有任何條件的。我看凡是越南實際需要的，我們又有的，就盡力提供，物資要給，軍事顧問也要派。”

毛澤東指示羅貴波：“凡可能者均應答允之”，“援助問題可以更慷慨一些。”

從4月開始到9月，為了實施邊界戰役，中國立即向越共提供了各種槍支15700支，各種火炮及火箭筒 500 餘件，以及大量彈藥、糧食、藥品和通訊器材，並有5個主力團共2萬多越軍進入中國邊境地區，接受大規模運動戰協同訓練。

4月17日，軍委向各野戰軍下達抽調幹部組建顧問團的命令。組建工作於 5 月中旬完成， 共調集從兵團級到營級幹部59名，連同其他工作人員共281 人，由韋國清任團長。

6 月 27 日，毛澤東接見了軍事顧問團的40多名團以上幹部。他在講話中提出，“不要看不起人家”， “要有老實、謹慎的態度”，“不能擺大國的架子”，“當顧問就是當參謀，要多作調查研究，出主意，想辦法，但不可包辦代替，更不能發號施令、強加於人。“

毛澤東還“有些激動”地談到紅軍時期的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在毛澤東心目中，李德不僅給中共的事業造成莫大損失，而且“包辦代替，盛氣凌人，指手畫腳，強加於人，像個欽差大臣，神氣十足。”毛澤東決不允許大家變成李德第二。

越方點將林彪

在軍事顧問團沒有進入越南以前，胡志明親自點將，請林彪先去越南，協助籌劃與組織中越邊界地區的作戰。

胡志明為何要點將林彪呢？

這跟越軍之前接觸的主要是四野部隊有關。林彪在越軍心目中就是百戰名將，他的軍事著作，被越軍視為經典教材，反覆研讀。

朱德等人認為胡志明的要求可以答應。

毛澤東卻一口否決了。

他說：“如果林彪去了，不是他給胡志明當顧問，而是胡志明給他當顧問。”

毛澤東認為，去一國當軍事顧問，是去當參謀，不能發號施令，固執己見。

林彪能當好參謀嗎？

大家一聽有道理。

周恩來提議由陳賡入越。

毛澤東同意： “陳賡確實是合適的人選。”

陳賡性格開朗、幽默，善於跟人打交道，軍事才能也非常突出。

7 月7日，陳賡率領二野調給顧問團的人員，離開昆明赴越。

8 月 9 日，軍事顧問團由南寧啟程，途經田東、百色、靖西，在8月12日拂曉到達越南高平省廣淵地區人民軍邊界戰役前線指揮部駐地。

9月16日，邊界戰役打響，10月23日勝利結束。此次戰役，越軍取得了空前勝利，全殲法軍8000餘人，解放了長達750公里的邊境地區，使越北根據地與中國連成了一片。

在我方軍事顧問團的幫助之下，人民軍經過實戰鍛鍊、軍事訓練、新式整軍和組織裝備整編等，實現了從游擊戰到運動戰、攻堅戰的轉變，發生了“脫胎換骨”的變化。

11月1日，陳賡完成既定任務後回國。

越軍總司令武元甲對陳賡評價非常高：“他是一位智勇雙全的將軍，一位富有國際主義精神和意志堅強的革命戰士，一位忠實、親切、重情誼、充滿樂觀和熱愛生活的人，他是越南人民軍的偉大朋友。”

分歧的由來

據統計，在抗法援越期間，中國是向越共提供了巨大援助，包括各種槍支15.5萬多支、槍彈5785萬多發、火炮3692門、汽車1231輛、軍服140萬多套、糧食和副食品1.4萬多噸、油料 2.6萬餘噸，以及大量其它各類物資。

但我方軍事顧問團很快發現了越方的三個問題。

一是越共似乎摸透了中方的心思，以“同志加兄弟”的名義，獅子大開口。

1951年初，中方感到，越方“隨便開出要求援助的貨單，有時數目極大，甚至完全不近情理”。

雲南地區的部隊報告，越共“要求數目太大，實無力供給”。

羅貴波曾經當面向毛澤東直陳，越方提出的“援助計劃太大，要求過高”。

二是浪費嚴重。

南寧方面報告，援助越方250 輛汽車他們只領走 65 輛，而且交送越方的物資“保管甚差”， 公路兩旁“遺置很多彈藥”，都已經生鏽不能使用，僅運回的報廢彈藥就有300 餘噸。

1951年3月18日，胡志明要求支援1500噸大米、150 輛汽車、夏衣10萬套等。

5月15日，胡志明又一次電告中共，越南“正處於青黃不接期間，如無援米必告斷炊”。他提出再迅速提供 1500噸至2000噸大米。

6月20日，雲南方面反應，越方沒有接運這批糧食的能力，而且管理十分混亂，3月份送去越南老街的500噸糧食，迄今仍未運走，“再送去恐受損失”。

三是猜忌心重。

據韋國清向毛澤東的彙報，越軍的高階幹部中有人認為，中方軍事顧問團在戰略謀劃中，主要目的是為了鞏固中方的邊境地區，“是因為對中國有利”。

1953 年夏季，中方軍事顧問團開始策劃冬季作戰。這時越軍幹部中再次出現波動，用韋國清的話說就是“舊病復發”，他們再次猜疑中方作戰計劃的動機，認為去打紅河三角洲才過癮。

越軍的冬季攻勢後來很快發展成奠邊府戰役，加快了勝利的程序。

1954年7月，各方在日內瓦達成停戰協議，法國從越南撤離，援越抗法即告結束。

作為新中國第一次大規模軍事援外行動，抗法援越中形成的主要原則和獲得的主要經驗，對中國援外政策造成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