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之桓 （高等研究實踐學院/巴黎文理研究大學博士、比薩大學研究員）
1895年12月28日，在巴黎的一家咖啡館地下室，盧米埃爾兄弟向觀眾展現了他們的新發明：電影與電影放映機。
此後百餘年間，從巴黎到上海，從世界到中國，電影是社會歷史的記錄者與參與者。在電影誕生紀念日到來之際，澎湃新聞特約一組文章，打撈經由影像採集的歷史記憶。
“電影將不會有未來。”路易·盧米埃爾在其首場電影公映後曾如是說。
1894年，托馬斯·愛迪生髮明的連續照片放映機（kinétoscope/kinetoscope）引入巴黎，市民爭相體驗。機器一米五左右，花費25分法郎後，從上方往盒子裡看，就能觀賞連續運動的影象。
1909年6月起開始連續寫作《追憶逝水年華》（或譯《追尋逝去的時光》）的法國著名作家普魯斯特便在其小說中提到了著名的連續照片放映機：
“這些盤旋、錯綜的回憶，最多至維持幾秒鐘；一時沒有確定身在何處，就造成了各式各樣的假設，而倉促間我往往來不及辨認這一個接一個的假設，正如我們在看連續照片放映機放映的奔馬時，來不及分清前後不同姿勢的位置一樣。”（普魯斯特：《追尋逝去的時光》卷一《去斯萬家那邊》，周克希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第7頁）
人群中有一位來自里昂的安託內·盧米埃爾（Antoine Lumière）。他看完後大感興趣，說道：“要把盒子裡的影象弄出來，放到大熒幕上，我要回里昂，我的兒子們可以做到。”
盧米埃爾兄弟的上色照片；左為奧古斯特，右為路易；攝於19世紀90年代，原片為黑白 AKG/ALBUM
他的兒子們真的做到了。奧古斯特與路易·盧米埃爾（Auguste et Louis Lumière）在第二年，即1895年三月在少數專業者中放映了他們的影片。同年，他們決定收費公映。在兩兄弟看來，他們的作品需要觀眾。於是，在電影史或藝術史上一個決定性的日子到來了。1895年12月28日，在巴黎卡普辛大道十四號的大咖啡館（Grand Café）地下室，一個被稱為大咖啡館印度廳的包間，盧米埃爾兄弟向觀眾展現了他們的新發明：電影與電影放映機（cinématographe）。32人（亦有說法為33人）付錢觀賞，另有受邀前來的嘉賓。人們將這一天定為電影的誕生日。
“Cinématographe”一詞來自於兩個古希臘語詞根：“κίνημα / kínēma”（意為“運動”）與“γράφειν / gráphein”（意為“寫”），即把運動寫下來。電影放映機的全稱為：“Caméra cinématographe”。“Caméra”指的是電影放映機的盒子。
不過常被人們認為是世界上第一支影片的《火車進站》並沒有在首映的十支影片中。所謂觀眾看到火車進站時驚慌失措，四散而逃，也就成了都市傳說。
帝國的終結
安託內·盧米埃爾與妻子在1861年10月24日於巴黎第五區登記結婚。之後他們定居在貝桑松（Besançon）。1862年他們的大兒子奧古斯特出生，兩年後小兒子路易誕生。貝桑松與巴黎相比雖是小城，但一些名人也曾在此居住，比如大文豪雨果。
然而沒過幾年，1870年7月19日，普法戰爭爆發了。拿破崙三世（1852年至1870年）的法蘭西第二帝國軍隊於9月1日在色當戰役中大敗。普魯士一洗1806年10月14日在耶拿戰役中敗給法蘭西第一帝國之恥，德意志鐵血宰相俾斯麥在1871年戰後的凡爾賽會議上大放厥詞：“沒有耶拿，就沒有色當。”
凡爾賽宮鏡廳，疫情以前遊人如織；圖 周之桓
普法戰爭的失敗對法國的影響是決定性的。第二帝國滅亡，接踵而來的是巴黎公社運動（1871年5月28日至1871年3月18日）。最終，革命浪潮褪去，第三共和國建立。而在法國知識界，這場失敗也激起了學者們反思自身學術發展道路的辯論與探索。
其實早在19世紀60年代，當時的法國大學體系就越發使得法國知識分子擔憂。索邦機構冗雜，墨守成規，毫無創新可言。在語文學家、哲學家歐內斯特·勒南（Ernest Renan，1823-1892） 以及哲學家、政治家維克多·庫贊（Victor Cousin，1792-1864）等知識分子的呼籲下，法國曆史學家、公共教育部部長維克多·迪呂伊（Victor Duruy，於1863-1869年擔任部長）展開了一項對歐洲高等教育體系的調查。結果顯而易見，德國大學體系，尤其是柏林大學，優勢明顯。於是1868年在索邦內成立了高等研究院。為了表明德式注重實踐的研究取向，高等研究院被冠名為“實踐（pratique；或譯為‘應用’）”，彰顯了其實證主義學風與實驗精神。普法戰爭的失敗更是加速了原有法國高等教育與研究體系的改革。1886年在高等研究實踐學院設立第四部，命名為“歷史與語文學科學部（Section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et philologiques）”，無疑受到德意志地區語文學研究大行其道的影響。神學領域也進行著改革。一年前，1885年，巴黎神學院正式取消。一年以後，在高等研究實踐學院設立第五部宗教科學部，名義上繼承了原來的巴黎大學神學院。
“19世紀的首都”與美好時代
不過戰爭的陰霾並不影響巴黎成為“19世紀的首都”，正如德國著名文學評論家與哲學家本雅明的同名著作所言（《巴黎，19世紀的首都》，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電影正是在科學技術與文學藝術蓬勃發展的大背景下自然而然產生的。當時的歐洲已經具備了發明電影的諸項技術條件。而它的誕生之地便是19世紀的首都——巴黎，那個時代則被稱為“美好時代（Belle époque）”。
拿破崙三世雖然輸了普法戰爭，卻為巴黎與法國乃至現代社會的奠基做出了巨大貢獻。他還對歷史與考古研究痴迷。在諸多學者的幫助下，他完成了著名的《凱撒傳》。除了在高教領域建立了高等研究院外，他還創辦了古代凱爾特與高盧及羅馬博物館，即現今法國國家考古博物館。人們開始對過去不斷總結，並“創造”本民族的歷史。不過他的諸多功績中，最為人熟知的便是建造新巴黎。
現法國考古博物館 圖 周之桓
從19世紀50年代起，拿破崙三世對巴黎進行了一系列大刀闊斧的改造。1853年開始，奧斯曼（Georges Eugène Haussmann，1809年至1891年）制定了針對巴黎的新城市規劃，並設計了現今我們所看到的整齊劃一式的巴黎建築。除了少部分中世紀老建築外，大量建築被推倒，如此決絕與果斷，彷彿是與舊世界的割裂。他設計了新的大道，注重城市綠地建設，並擴大巴黎市的面積。一時間外省與外國爭相效仿。新的城市規劃同樣出現在法國的第戎（Dijon）、里爾（Lille）、蒙彼利埃（Montpellier）、里昂乃至馬賽諸城。羅馬、巴塞羅那、以及新大陸的布宜諾斯艾利斯、北歐的斯德哥爾摩等名城也都想要成為新的巴黎，一些地中海東岸城市，比如伊斯坦布林和開羅，都深受奧斯曼的城市規劃理念影響。大馬路的誕生，便利了新交通工具的出現與使用，比如電車，甚至是後來的汽車。新巴黎，催生的是現代城市生活，是生活方式的轉變。巴黎成了19世紀的首都，現代城市的模板。人們擁抱了現代性。
這是波德萊爾筆下《惡之花》的巴黎，是普魯斯特回憶中的巴黎，還是一戰後1921年來到巴黎的海明威心中流動的盛宴。十九世紀下半葉起，文學藝術各流派在巴黎蓬勃交匯，工業革命也不斷深入進行，從1870年普法戰爭結束後直到1914年一戰爆發前，法國人將這段時光稱為“美好時代”。
視覺革命：前電影時期的印象派
人們開始在新建成的大道上漫步，在巴黎兩側的森林散步。這是新的現代生活。人們的視野也發生了改變。如果說巴黎與美好時代為電影的誕生提供了地理與時空上的土壤，那藝術風潮的不斷革新，則可以被認為是電影還未誕生前的“電影”。
從1860年開始，法國誕生了一種藝術運動或者說一種藝術風格。繪畫不再是原先浪漫主義與新古典主義的寫實畫風，內容也不再侷限於神話傳說、聖經故事、歷史題材，而是自然，更是人本身，是在城市的生活場景，以及在城市生活的人。如果站在近處觀賞這些畫作，那看到的好像是模糊而似乎未經修飾的畫作草稿。但如果從遠處看，那似乎就是不經意的一瞥中所注意到的景象。第二帝國滅亡，進入第三共和國後，1874年，莫奈創作了著名的繪畫《日出·印象》。正是這幅畫作讓人們給這個新興畫派或者說藝術浪潮取了個名字：印象派。這被認為是現代畫作的開端。
莫奈《日出·印象》，區域性細節 圖 周之桓
從19世紀初開始，由於照相技術的誕生，畫作不再是記錄現實，尤其是人像的唯一手段。印象派畫家不再使用傳統的已知色彩，而是根據觀察創造出眼睛所看到的色彩。繪畫場景是真實生活中的某一瞬，但它區別於以往，並不是固定擺出的造型，也不是某種程式，畫面似乎是動態的，欣賞者好像能看到下一刻即將發生的景象，或者置身其中。因為繪畫的內容就是自己生活中的某一刻。
古斯塔夫·卡耶博特（Gustave Caillebotte，1848年至1894年）《巴黎路·雨中景》；畫作中心位置的點燈略顯突兀，左下角又略顯空白，但這正是活生生的巴黎街景，是流動的生活中的一瞬間；圖 周之桓
工業革命已經改變了城市景觀。火車被認為是這場革命中標誌性的發明。位於巴黎的聖拉扎爾車站（Gare Saint-Lazare）是當時法國最大的火車站，它聯結著巴黎與諾曼底，也是莫奈經常去的車站。蒸汽機噴出的嫋嫋煙霧籠罩著現代建築，帶來別樣的景觀。莫奈曾創作了多幅有關火車進站主題的畫作。
而這種同一場景以及同一主題的多重創作，也是莫奈的一大風格。不知道他是否受到了當時連續攝影技術（chronographie；又譯為“定時攝影”）的影響。極為有名的便是名為《魯昂大教堂》的一系列畫作。
莫奈的系列畫作《魯昂大教堂》之一，畫於1892年，藏於巴黎馬摩丹·莫奈美術館（Musée Marmottan Monet）；圖 周之桓
莫奈的系列畫作《魯昂大教堂》之一，畫於1892年或1894年，藏於巴黎奧賽博物館；圖 周之桓
莫奈的系列畫作《魯昂大教堂》之一，畫於1893年或1894年，藏於巴黎奧賽博物館；圖 周之桓
莫奈的系列畫作《魯昂大教堂》之一，畫於1894年，藏於華盛頓國家美術館巴黎奧賽博物館；圖 周之桓
莫奈的系列畫作《魯昂大教堂》之一，畫於1894年，藏於華盛頓國家美術館；圖 周之桓
這是一種動態的呈現。在藝術上，人們開始習慣這種現代性視角，用一種新的方式去看待那個正在發生變革的世界。
看與被看：成為不朽
巴黎本身也是當時最被世人矚目的城市，全世界的目光聚集在這裡。1855年、1867年、1878年、1889年以及1900年，巴黎舉行了五次世界博覽會。新的科技成果與海內外的新鮮事物都在巴黎匯聚。1889年，為紀念法國大革命一百週年，一座全鋼鐵打造的三百米高塔屹立在巴黎：埃菲爾鐵塔。高塔的建造也帶來了新的視角。攝影家們爭相登高，從空中俯瞰新的現代城市。納達爾（Nadar，本名加斯帕德·費利克斯·圖爾納雄[Gaspard-Félix Tournachon]，1820年至1910年）便是其中之一。其實，早在1858年他就成了世界上的高空攝影第一人。當時的攝影家坐著熱氣球升空，從另一個視角看待世界。
路易·盧米埃爾的孫子輩馬克思·樂福朗科（Max Lefrancq）；其身邊便是電影放映機，拍攝與放映一體； 法國電視三臺
電影也正是提供了另一種看待世界的方式。路易·盧米埃爾的孫子輩馬克思·樂福朗科（Max Lefrancq）2017年接受法國電視三臺的採訪時說道：“電影就是兩兄弟一個晚上發明出來的。” 這項發明是那麼自然而然，因為現代人已經習慣了嘗試用新的視角去觀察他們所生活的世界。愛迪生是有機會發明電影的，但他停止了腳步，將影象侷限在了小盒子中。而盧米埃爾兄弟反其道而行之，將被禁錮的影象解放出來，投射到大熒幕上。
早期的電影有一大部分是固定視角的記錄影片。看過這些影片的觀眾一定會發現，有的時候一些路人不當心走進了鏡頭，他們盯著鏡頭看，並不是驚恐，而是好奇，更是愉悅。他們知道自己也被記錄了下來。人們在電影中看到的是他們自己，個體參與到了電影中。個體的存在與視角被共享。人可以被記錄下來，個體參與到了時代的變革之中，被放大，被投射到了熒幕上，被更多的觀眾一起觀看。這是另一種形式的不朽。
義大利著名作家卡爾維諾曾表達過想要展現只有小說才能表現的內容。而電影自然具有電影才能表現的內容。1896，與盧米埃爾兄弟合作的普羅米歐（Alexandre Promio，1868年至1926年）首次在威尼斯進行移動攝影，這也被認為是最早的推軌鏡頭。之後倒放以及電影特技等被發現與運用，一種全新的視覺文化誕生。此外，電影也被用來記錄歷史事件，或者說重塑歷史與社會事件。這種重新敘述被賦予了道德評價。
只有電影才能表達的東西，這或許也是電影一直存在至今的原因。現在人們幾乎都有了手機，都可以進行攝影與錄影。盧米埃爾兄弟曾擔心電影沒有未來，但恰恰相反，電影已經進入了他們所設想的那個未來。當下，由於全球疫情，很多電影院上座率不高甚至被迫關閉。在盧米埃爾眼中，沒有觀眾就沒有電影。然而各種影片以及長短影片透過網路出現在人們手中的移動終端上，這何嘗不是一種新的形式呢？
1919年卡努多（Ricciotto Canudo，1899年至1923年）將電影稱為第七種藝術——至此盧米埃爾兄弟的發明成為藝術。那究竟什麼是電影？按照兩兄弟的設想，它的本質應當是記錄、參與和觀賞。如果說在美好時代的十九世紀首都發明電影，是記錄、參與並觀賞著那個全新的現代社會，那如今我們依舊延續著這個傳統，只不過程度更高，主動性更強。每個人都能創造自己的影片，都能隨時被記錄，以動態影片的形式不朽；而世界也進一步被聯結在一起。
責任編輯：彭珊珊
校對：徐亦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