璀璨短暫的強漢將星——驃騎將軍霍去病(5)
主筆:閒樂生
漢匈河西之戰後,整個匈奴部族都陷入了一片無可救藥的低迷氣氛之中。漢朝的持續打擊兼重賞誘降政策,已使匈奴日落西山,漸呈土崩瓦解之跡象。有民眾甚至哀婉的唱道:“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前一句好理解,祁連山是天然的畜牧基地,其水草之豐美,號稱亞洲第一,它對於匈奴經濟上的意義自不用多言;後一句的焉支山,則盛產一種草本紅花,名燕支花,據晉崔豹《古今注》卷下《草木篇》記載:“燕支,葉似薊,花似蒲公,出西方,土人以染,名為燕支。中國亦謂為紅藍,以染粉為婦人色,謂為燕支粉。”燕支粉即胭脂粉也。霍去病率軍攻佔河西,這就使得匈奴婦女沒辦法打扮自己,不能女為悅己者容了。晉人習鑿齒亦言:“匈奴名妻作‘閼氏’,言其可愛如胭脂也。”看來這首哀婉的民歌,反映出匈奴不僅經濟遭到沉重打擊,甚至在心理上都有些沉淪了。伊稚斜意識到,如果再不對採取一兩次報復性的反撲,匈奴民族將再無未來可言。無論如何,草原之狼淪為漢朝之狗,這是心高氣傲的伊稚斜決計無法容忍的。
於是,河西之戰後一年,也就是公元前120年秋,匈奴左賢王率數萬騎兵侵入右北平郡,同時伊稚斜也率數萬名騎兵越過蒙古大漠,侵入定襄郡。兩郡措不及防,軍民被殺一千餘人。
漢武帝劉徹明白伊稚斜的心思,這傢伙正是想激怒我大軍進入漠北,然後欺負我軍後勤困難,想來個以飽待飢、以逸待勞。很好,既然你想要我點顏色,那朕就給你開間染坊!不就是區區一個大漠嗎?寇可往我亦可往!無非黃金鋪路而已。朕絕不會讓你在漠北養足元氣捲土重來,朕要打就打個大的,將你打殘打廢,有可能的話,打入十八層地獄永不翻身最好。
於是,在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春,漢武帝與眾將商議道:“翕侯趙信為單于畫計,常以為漢兵不能度漠輕留,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
顯然,武帝決定傾國之力跟伊稚斜來場最後的對決,一戰決定兩個民族最終的命運,讓後世子孫不用再受北方之累,可以安心的大踏步前進。而為了籌措這鉅額的軍費,漢武帝開始了他殘酷而天才般的聚斂(搶錢),其手段大致有四種:
第一種,改革幣制,打擊盜鑄。
貨幣發行向來是天下最賺錢的生意,正如世界金融大亨羅斯柴爾德所說:“我只要控制了一個國家的貨幣發行,我根本不在乎法律是誰制定的。”所以,自有國家與貨幣出現以來,貨幣戰爭就是世界上最殘酷、最隱蔽也最重要的一項經濟活動。我們前面也說過,自漢興以來,漢朝百廢待興,故而屢屢放開貨幣鑄造,但隨著國力之增強,政府開始嘗試壟斷貨幣發行權,漢景帝中六年(前144),朝廷再次禁止民間鑄幣,凡出現違令者便以死刑處置。即便如此,民間仍舊有人將銅錢的邊緣部分削磨下來私鑄錢幣,屢禁不止。
漢武帝即位後,劉徹又鍥而不捨地進行了六次幣制改革,不斷摸索(注1),直到公元前113年禁止郡國鑄錢,並在上林苑設定水衡都尉,專門負責鑄造發行成色好、重量適中且難於盜鑄的五銖錢(注2),才成功將鑄幣權收歸中央,最終壟斷與控制了整個帝國的貨幣通脹。要知道,歐美政府直到近代才形成了真正意義上的貨幣壟斷,而漢朝兩千年前就實現了,這便使得中國曆代統一王朝的財力都空前強大,中央集權成不可逆轉之勢。
此後,漢之水衡每年便以十萬人採銅鑄錢,至西漢末,共鑄錢280億,規模頗為可觀;東漢初年,劉秀復五銖錢,繼續通行此種貨幣,直至唐朝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七月才退出流通。如此算來,五銖錢前後存世七百年,可稱是世界歷史上最長壽的貨幣。
第二種,增加口賦。
我們前面也說過,所謂口賦,就是人頭稅,漢朝規定15歲至56歲的成年男女每人每年向國家交120錢,作為戰備基金,購置車馬兵器之用。漢文帝時減為40錢。漢武帝時由於軍費開支巨大,又恢復到120錢。另外,十五歲以下的未成年本來是不用交人頭稅的,但漢武帝為了錢,規定三歲到十四歲的兒童也要交口賦,一個人23錢。而我們知道,這些未成年人是沒有賺錢能力的,這便導致很多窮苦家庭不敢多生,但古時候避孕措施不像今天這麼完善,經常有很多計劃外出生的孩子,有些窮人沒辦法,只得親手殺掉初生的孩子,簡直就是作孽。
第三種,徵收財產稅。
我們知道,中國古代是小農經濟,國家徵稅大部分都靠農業稅,而漢武帝就是第一個發明商業財產稅的天才。
其實,漢初本有財產稅,稱“訾算”,顏師古注引服虔曰:“訾萬錢,算百二十七也。”意思說政府根據各人的申報,決定財產估價額,以每萬錢上繳一算(127錢)的稅率來徵收。稅率才1.27%,應該來講真的不算高,其主要目的還是為了統計帝國中產階級與富裕階層的數量。漢律規定,訾算達到十萬錢以上的家庭(後來漢景帝改為四萬錢),可選一子入宮為郎,而訾算達到五百萬錢以上者,更可為常侍郎,常隨皇帝左右(注3)。
可漢武帝認為,訾算的稅還是太輕了,對那些大豪商來說簡直九牛一毛。而商業稅則更難徵,當時又沒有全國聯網的報稅系統,更沒有增值稅發票,國家只能在明面上收一些關市之租,很容易被大商人偷稅漏稅。
於是,漢武帝決定推出一種專門針對工商業的新財產稅,稱“算緡”。“緡”就是用來穿錢的絲線,一串就是一緡,也就是一千錢。漢武帝規定,商人二緡一算,也就是每兩千錢(包括擁有田宅、奴婢等也要進行折算)抽取賦稅一百二十錢,稅率6%,是普通民眾的五倍;手工業者四緡一算,也就是每四千錢收稅一百二十錢,稅率3%,是普通民眾的2.5倍;有商人戶籍者如果冒用農民戶籍佔用田地,則財產全部沒收。這可以說是一種強烈的重農抑商行為了。
除了財產稅,漢武帝還發明瞭車船稅。他規定,民用馬車課稅一百二十錢,商用馬車加倍,五丈以上的船也課稅一百二十錢。
按說這樣的稅率仍然不算太高,並且徵收這些稅,可以防止人們囤積貨幣和實物資產,從而起到刺激貨幣流通、減少通貨緊縮的作用。
然而,漢武帝這招一出就吃癟了,如前所述,漢初實行的是放任自由的經濟政策,你驟然提升商人豪富們數倍的財產稅,他們自然會百般逃稅,隱瞞財產,比著賽的裝窮;況且,當時也缺乏有效的金融、財會等方面的技術手段來準確有效地統計個人財產。再說了,像田產住宅商鋪此等不動產也很難估值,因為有建築材質、地段、肥瘠等種種難以估算之因素,就更別說各種古董奢侈品了,總之是一攤爛賬,操作性很差。不過,漢武帝相當“聰明”,他很快就發明了一個節省行政成本的好法子,那就是發動群眾鬥群眾,稱“告緡”,即鼓勵民眾互相檢舉揭發瞞報財產的情況,一經查實,被告人將罰戍邊一年,其財產全部充公,而告發者則能得到其一半的財產作為獎賞,這可太誘人了,簡直就是最輕鬆的發財之道啊。當然,郡國官吏與當地富商豪強一般都有勾結,所以 “告緡令”的執行效果起初並不如意。於是漢武帝將抵制告緡的酷吏義縱以“廢格沮事”(阻礙破壞法令實施)的罪名公開處死,並派了另外一位酷吏楊可(時間大概是在公元前114年)率領一幫“精算師”主持天下“告緡”,以更好的組織群眾,發動群眾;這一下子立竿見影,國家一口氣從有錢人手裡罰沒金錢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地大縣達數百頃,小縣也有百餘頃,而抄沒的住宅也達到了驚人的規模,結果,大量中產階級面臨破產(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這簡直就是搶錢哪!
當然,我們也不能完全否定漢武帝的“告緡令”,因為這些罰沒的金錢都用於對外戰爭擴張土地;罰沒的奴婢則被髮配到官府,成為國有馬苑、鐵官的奴婢;罰沒的土地則透過“假民公田”等方式以極低的田租發給普通農民使用,這些舉措最終使得“中家以下,得均貧富”,從而縮短了社會貧富差距,加快了階層流動(告緡成功即成富豪),刺激了市場消費(留著要交稅,不如趕緊花出去),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注4)。總之,漢武帝好大喜功,是喜歡折騰老百姓,但他主要折騰的還是豪強富商等中上層階級,對下層百姓影響有限,而且他多次救助饑民,“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所以漢武帝時雖有“瓦解”之勢(上層離心),卻未如秦朝般既“土崩”(百姓造反)又“瓦解”。
第四種,實施鹽鐵專賣,搞國家壟斷企業,這一項對後世影響最大,因為它來錢多抱怨又少,自此成為中國曆代王朝的主要財政手段(注5)。
在漢武帝之前,鹽鐵大都是由民間生產經營的,皇帝只是讓少府收個稅,作為皇室的一個重要財源。但後來,隨著經濟發展,鹽鐵的收益越來越大,鹽鐵商人越來越富,皇室財政也越來越豐厚,乃至後來竟超過了國庫收入。這下漢武帝就坐不住了,打匈奴這麼缺錢,得靠鹽鐵收益頂上啊。於是,漢武帝帶頭將鹽鐵稅收捐出來,從皇室財政轉撥入國庫,以示不私,並號召全國富商特別是鹽鐵商人也都出來捐錢支援對匈戰爭。可沒想到社會響應不佳,大家都不理會皇帝號召。漢武帝氣壞了,給你們臉了還,按照古法,山川池澤之利本就歸於天子,天子仁慈開放給你們商人經營,讓你們大發其財,可你們卻不為天子分憂,不為國家出力,那可就別怪朕將這些好處全收歸國家了!
於是漢武帝下令:“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鈦左趾,沒入其器物”(《史記 平準書》),敢於私自生產鹽鐵者,沒收生產工具,還要讓他左腳穿個鐵鞋子;並在大司農下設立鹽丞與鐵丞,在天下各郡縣鹽鐵產地設立鹽官與鐵官,從而逐漸將鹽鐵生產經營全部收歸國有。至於那些鹽鐵商人則直接轉化為國家官吏,這樣他們的“公司”也就直接變成國營的了。漢武帝晚年,又增加了“平準”、“均輸”與“榷酒酤”,將大宗商品的物流貿易與酒類產銷也都給壟斷了,也就是由國家利用公權力來賤買貴賣、囤積居奇、操縱物價,甚至強買強賣,壟斷物價,這便徹底斷了民間商人的暴富之路,同時也徹底扼殺了民間商業的活力,而國庫財政卻因此收入暴增;光“均輸”一項,就使得中原漕運由數十萬石猛增至六百萬石,庫存的絹帛也增加到了五百萬匹之多。至此,告緡這些反常規的方法也就無需再實施了。
總之,漢武帝費盡心機,總算為遠征軍籌集了足夠的財力與物力。一將功成萬骨枯,無數百姓的血淚才換來了這鉅額的軍費,所以劉徹告訴眾將,你們給朕狠狠的打,不要在乎錢,朕有的是錢。你們要明白,捨不得孩子,套不著狼;要用鋒利的刀,就別怕割傷自己的手。朕不想再跟匈奴耗了,朕也耗不起了,朕要一勞永逸,給這十幾年的漢匈激戰做一個最後的了斷!
決戰,最後的決戰,漢匈以來絕無僅有之決戰!這是高潮中的高潮,史詩中的史詩。千秋以下,萬載之後,天下都將銘記這一刻。決戰將至,衛青霍去病李廣等大漢名將的熱血都沸騰了,整個帝國的熱血也都沸騰了。
於是一時間,在帝國的各個角落,萬民風動,羽檄星傳。士卒,民夫,武器,戰馬,車輛,糧草……數不清的人員物資從四面八方排山倒海般運往北方邊郡。漢武帝甚至還將關東貧民七十二萬五千人遷徙於隴西、北地、西河、上郡、會稽等邊郡,以就近支援遠征。這些貧民,大多是十三年前(公元前132年)黃河瓠子(今濮陽西南)決口後受災失地的農民(注6),而讓他們遷徙到北方邊郡,一則是支援對匈戰爭,第二也是讓他們開發新土地,重建新家園。
這是真正的全民總動員,不包括帝國內部的運轉人力,武帝這次一共出動了十萬騎兵,每人都配有官府馬苑中最好的粟馬,另外還有官兵自備的“私負從馬”十四萬匹,完美的實現了“一人雙馬”。這樣騎兵在遠征中,就可以透過兩匹馬的輪流休息,既保證行軍速度,也在戰鬥開始時,讓戰馬處於體力充沛的臨陣狀態。
另外,漢武帝還組織了步卒數十萬在後方運輸糧草。這數十萬步卒,無異於一個移動的後勤補給基地。如此一番安排,可使漢軍既能保持機動性,又能保證永續性,跟在家門口打仗一般無二,唯一的缺點,就是花費太大了,劉徹這是掏空了整個家底在打一場空前絕後的戰爭:一次出動十萬騎兵,遠征數千裡至漠北,這在整個世界戰爭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
所以,一定要勝,還要大勝。勝則千古流芳,傳奇不朽;敗則不僅是丟人現眼,英名盡喪,而且對不起天下百姓,乃至對不起整個中國歷史,成為真正的千古罪人。
注1:比如,漢武帝曾發明了一種虛擬貨幣,叫做狗狗幣,哦不是,叫白鹿皮幣,此幣以上林苑中珍稀動物白鹿之皮製成,一枚價值四十萬錢,差不多相當於是四個中產階級的全部家產,然後規定王侯宗室朝覲天子必須要用這種白鹿皮幣獻禮,你不用就是大不敬,就要殺頭,你心裡認為這不對,有腹誹,也要殺頭!
注2:民間比較普遍的盜鑄方法是,拿到比較新的銅錢後,用硬物慢慢地沿著銅幣邊沿刮,刮下來的銅屑收集起來融化了再澆鑄,便可憑空多出來新的銅錢。而漢武帝發明的五銖錢兩面都有花紋,且內外皆有周郭,可作為防偽標誌,讓人無法磨取銅屑。
注3:這主要還是因為漢之郎官是要自備馬匹鞍具刀劍絳衣的(見《史記 田叔列傳》褚先生補記),而且常年無休假,只有捐錢給宮中,才能換取文書出宮休息(見《漢書 楊惲傳》)。總之,郎官可不是貧民子弟瞎湊熱鬧的,只有富家子弟才能負擔,文帝時名臣張釋之就是因為長期為郎得不到升遷,結果生生把哥哥弄窮了。
注4:但如此嚴厲的打擊商業與富人階層,矯枉過正,就有一個巨大的副作用,這個副作用就是導致西漢帝國滅亡的最大原因,具體情況我們到後面陳湯篇再來分析。
注5:這也導致中國的經濟管控制度貫徹古今,西方的自由資本主義制度根本不可能出現。
注6:黃河決口奪淮入海後,漢武帝曾多次組織人員堵口,都塞而復壞,未能成功;直到又十年後(公元前109年),漢武帝巡行泰山之際,見河流泛濫,百姓苦不堪言,乃作《瓠子歌》悼之,發數萬卒塞決口,並令群臣自將軍以下揹負柴草,參與“抗洪搶險”,最後終於成功堵口,從此河水北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司馬遷適逢其會,也“從負薪”塞口,於是將這整個壯麗場面記錄下來,傳諸後世,激勵後人,是為《史記》之《河渠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