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知道，安徽省出了個 “中國農村改革第一村”（鳳陽縣小崗村）。但是，農村改革最先出現的地方為什麼是安徽而不是其他地方？這與我們即將講到的主人公萬里有關。
其實早在1975年，萬里在鐵道部就進行了改革，那時的萬里對雜亂無章的鐵路進行了整頓。這一次鐵路整頓，實際上是中國改革的序幕。讓我們一起來看看，萬里是如何整頓鐵路、如何改革農村，並一步步成為著名的“改革闖將”的。
1.開路勇者，得力干將
萬里是知識分子，更是鄧小平的得力干將。從1946年解放戰爭開始，鄧小平就開始看中和提拔萬里了。在晉冀魯豫邊區的時候，萬里就在區內任職黨委委員，而鄧小平也剛好在晉冀魯豫邊區率領野戰軍。
因此，二人開始有了更多的接觸。有一次，萬里向鄧小平做彙報，鄧小平聽完之後非常滿意，對萬里讚譽有加。當鄧小平聽說萬里是一位知識分子之後，內心更是欣賞萬里了。
1949年10月，當劉伯承、鄧小平率領大軍挺進大西南時，萬里就隨軍前往。劉鄧大軍乘勝追擊，很快解放了西南各省。西南解放後，萬里被任命為西南軍政委員會工業部部長。
不到三年，鄧小平奉命被調進京，萬里也跟隨鄧小平進京了。在北京的這段日子裡，萬里先後被任命為建築部副部長、建設局局長、北京市副市長等。
在1958年任職北京市副市長時，萬里為北京市城市建設做了大量工作，周恩來看在眼裡，對萬里讚賞有加。1959年，在國慶節即將到來之際，萬里陪同毛主席視察人民大會堂，毛主席也對萬里的工作和能力也讚譽有加，並說，“萬里，真是日行萬里啊！”
萬里
在北京時，萬里一家和鄧小平一家還是住得非常近，朝夕相處。尤其是鄧、萬被打倒之後，兩家子女相互扶持，一起度過了最艱難的時期，可謂是患難與共。
長期以來，萬里一直都是鄧小平的“左右手”，而在多年的革命合作與改革工作之中，鄧小平也是非常瞭解萬里的，而且兩人配合也非常默契。
兩人不但有共同的愛好——打球和打橋牌，而且很多思想和觀點也非常地契合。在農村改革和城市改革之中，萬里和鄧小平的看法非常類似，而且在工作作風方面，兩人又非常地果斷和勇敢。
萬里後來的鐵路改革和農村改革，都是在鄧小平的直接領導和大力支援之下開展的。正是因為兩人彼此瞭解，配合默契，所以當鄧小平作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時，萬里就直接成為了改革開放的“急先鋒”。
作為一名“開路闖將”，萬里被任命為了鐵道部部長，拉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序幕——率先對鐵路進行了整頓。
2.鐵路整頓，安全正點
為什麼要從鐵路開始進行整頓呢？因為鐵路在當時被稱為“國民經濟的大動脈”，如果鐵路運輸出了問題，那麼東西南北中和工農商學兵都會處處受到影響。
萬里走馬上任才10天，鄧小平就找萬里談話了。
鄧小平說。“你瞭解的情況怎麼樣？談一談”。
“目前鐵路問題嚴重，情況十分複雜。
一是運輸生產下降。雖然鐵路全員的職工人數、車輛、線路等裝備都有所增加，但是鐵路運輸生產不但沒有增加，反而大幅度下降了。
1965年平均日裝車五萬輛左右，現在只有四萬輛左右（有時只有三萬多輛），減少了五分之一。按照我國鐵路運輸的實際能力，應該要達到六萬輛左右。
二是事故驚人。1965年全年發生重大事故和大事故88起，1974年多達750多起。
三是機車車輛損壞嚴重。全國機車完好率只有百分之六十左右，大部分機車不能按期維修，不少機車是帶病作業。
四是一些鐵路樞紐、重點站段，經常發生堵塞，致使大部分列車不能正點執行。特別是徐州、鄭州兩大鐵路樞紐，堵塞更為嚴重，影響大部分鐵路幹線不能正常執行。”
聽完萬里的彙報之後，鄧小平臉色變得嚴肅了起來。萬里原本提出，“解決鐵路問題難度較大，要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爭取半年解決問題”。
但是鄧小平斬釘截鐵地說，“不行，不能拖，不能等，要用最快的速度，最堅決的措施，迅速扭轉形勢，改變面貌”。
得到了鄧小平的大力支援，而且，鐵路改革是民心所向，因為人心思安，人心思治，所以一定會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
於是，萬里的鐵路整頓與改革就開始了！
萬里先是給國務院寫了一份報告，國務院瞭解情況之後，出臺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鐵路工作的決定》。
之後，萬里他又對該檔案進行深入動員，包括職工家屬和沿線農民，真正做到家喻戶曉。與此同時，還成立了鐵道部黨的臨時領導小組，連續多次召開會議，研究部署鐵路的整頓工作。
萬里選擇了當時情況複雜的徐州鐵路分局開始整頓，因為徐州鐵路局內部矛盾較多，不但影響了安定團結，而且破壞了鐵路生產。萬里的整頓辦法是—— “一批二撤三調離”。
也就是說，“一批”要進行嚴厲批評，“二撤”要撤掉領導職務，“三調離”要調離原單位。對於不服從調動者，停發工資。對於頑固不化，繼續鬧矛盾、觸犯刑律的要繩之以法。
徐州鐵路分局原來的運輸秩序混亂，問題嚴重。阻攔火車、中斷運輸、損壞車輛和鐵路設施的事，時有發生、貪汙盜竊、投機倒把、內外勾結，破壞運輸生產也屢見不鮮。萬里要求分局和地方公安部門密切合作，進行整頓。對情節嚴重的，要堅決打擊，依法懲辦。
在徐州的短短10天，萬里深入實際，關心群眾的工作作風給廣大幹部職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除了參加各種會議，還深入到各基層站、段，找職工、家屬座談，聽取意見，幫助他們解決工作和生活方面的實際困難。
他還親自視察託兒所、幼兒園、職工食堂、浴室、乘務員公寓等公共福利設施。每到一個單位，他都強調要關心工人的生活，要求各級領導幹部要把關心群眾作為密切黨群關係、搞好生產的大事來抓。
他與乘務人員親切交談，問他們出乘前後能不能吃好飯，能不能睡好覺，問寒問暖，使乘務人員備受感動。
至今，一些職工回憶起當年的情景還很動感情，他們說：“部長來到‘老大難’單位，來到第一線，來到群眾中，調查研究，促膝談心，沒有架子，平易近人，實實在在，真是難得的好乾部！”
1975年3月19日，萬里在徐州整整度過了10個白天、黑夜之後，乘車離開了。
萬里的徐州之行，迅速結出了果實——津浦、隴海兩大幹線的徐州區樞紐很快暢通無阻，1975年4月提前3天完成運輸任務。萬里後來說道，“徐州問題解決之快，是我始料未及的。”
1975年7月8日，經過萬里幾個月的“東討西伐、南征北戰”之後，影響鐵路運輸生產的幾個突出難點，初步得到了解決，萬里又回到鐵道部機關坐鎮，並主持召開了全鐵路工作會議。
會上正式提出“暢通無阻，四通八達，安全正點，當好先行”這一影響深遠的著名的十六字口號。
3.察南訪北
1977年夏天，由於安徽省主要領導人對中央指示的牴牾，導致安徽省成為全國當時較為落後的一個省份。
當時，萬里剛剛被分配到了湖北省工作。臨走之前，鄧小平聽說萬里要去湖北省工作，他遲疑了一下說，“你不要著急走，再等一兩天”。鄧小平隨即向當時的中央領導人建議說，安徽這個“老大難”的問題，得有個得力的幹部去，於是，萬里就去了安徽走馬上任。
萬里來到安徽之後，就馬不停蹄地開始察南訪北，因為萬里不喜歡聽“鶯歌燕舞”的彙報，總希望聽聽問題。他認為，一個明智的領導者應當頭腦裡經常裝著問題，發現問題，研究問題，解決問題。只有發現問題，才能解決問題，才能不斷前進。
萬里開始下鄉進村調查了，準備也很簡單，不需要任何領導陪同，帶著司機、記者、警衛員三個人，遇村就停車，四人徒步走近村子，遇上人家就進去談一談，瞭解民情和民心。1977年10月初，萬里到安徽不久，就到了鳳陽調查。
在鳳陽縣，有一個生產隊，這個生產隊可謂是“窮得冒尖兒”。
萬里來到安徽之後，下定決心要解決討飯的問題。一次，萬里在貧困地區縣委書記座談會上，非常動情地說：
“必須把生產搞上去，爭取今年糧食生產達到一個新水平。只要能把生產搞上去，你們要求什麼樣的政策條件都可以，但必須保證今後絕不能再討飯！”
不一會兒，萬里突然站起來，激動地說，“我上次說過，如果今年秋後哪個縣再發生討飯的，我就帶著他們到你縣委書記家去討！”
經過長期認真的調查，萬里認為農村工作的核心是解決並調動農民生產的積極性。
因此，經過三個多月的調查研究和醞釀討論，1977年11月中旬制定了《中共安徽省委關於當前農村經濟政策幾個問題的規定》（簡稱《六條》）。《六條》從政策上限制“瞎指揮”，尊重農民自主權，從而揭開了中國農村改革的序幕。
宣講《六條》政策時，人民群眾聽了非常高興，當唸到他們喜歡聽的政策時，臺下的農民還高聲喊，“再念一遍！”
當時的記者問到現場一位老漢：“這《六條》，哪一條你最高興？”他說：“我都高興，最高興的還是養雞、養鴨、養鵝不受限制了。今後大概不會再來‘摸雞籠子’、‘砍雞頭’了吧？”
一些生產隊幹部說：
“《六條》規定實在好！我們最高興的是專門寫了一條‘尊重生產隊的自主權’，明確規定了生產隊在保證完成上交任務的前提下，有權因地種植，任何人不得干涉。這下子‘瞎指揮’可行不通了，今後再不會出現毀了花生種稻子，拔了瓜苗種玉米之類的傷心事了！”
1978年夏秋之際，安徽發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災，很多地方已經連續八九個月不下雨了！安徽全省受災的農田多達六千多萬畝，很多農民都拋棄了無水的旱田，趕著雞鴨牛羊往有水源的地方遷移。旱災使得很多地方不但秋收無獲，而且連秋種都難以進行了。
萬里召集省領導開緊急會議，說，“我們不能眼看著農村大片土地撂荒，那樣明年的困難。與其拋荒，倒不如讓農民個人耕種，充分發揮各自潛力，儘量多種‘保命麥’度過災荒。”
這一決定受到了廣大農民的熱烈歡迎，很多農民不但種上了油菜，還種了許多蠶豆、小麥等，第二年夏收的時候，形勢迅速得到了扭轉，同時也為後面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奠定了基礎。
4.農村改革，包產到戶
20世紀70年代末，在萬里的領導下，安徽農業生產責任制經歷了從包產到組，包乾到戶的過程。
但在一開始的時候，中央檔案是有明確的兩個“不準”的。一是不準“分田單幹”；二是不準“包產到戶”。也就是說，“包產到戶”這四個字是禁忌，是不允許出現在報紙上的。
但是萬里和記者等人想了一個辦法，那就是把“包產到戶”這四個字，改成八個字，叫做“包產到組，責任到人”或“聯產計酬，責任到人”。
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責任到人了，比到戶還厲害；不明白的人，稀裡糊塗，以為是責任制，反正不是到戶。改好後，送到了《人民日報》並發表了出來。
雖然大家都贊同萬里的“聯產計酬，責任到人”，但是又普遍感到擔心，畢竟這是與中央檔案相牴牾的。但萬里說，
“究竟是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還是生搬照套？這對每個領導同志的政策水平、思想水平，的確是個很好的考驗。如果不管實際情況如何，都照搬照套檔案，那還要你這級領導幹什麼？那就乾脆把檔案直接發給群眾好了！”
這番話引起了大家的強烈反響，既讓大家震撼，佩服萬里勇於衝破“禁區”，勇於改革和實踐的勇氣，也讓大家豁然開朗。
但是不久，一位領導還是發來了對“包產到組”的批判，這在全國引起了強烈震撼，也成為了萬里心頭的一件大事。一天，他匆匆來到了安徽的山南公社，並會見當地的黨委書記王立恆。
萬里非常有力地握住王立恆的手，說“搞包產到戶，你怕不怕？”
王立恆也毫無遮掩地回答說，“是有點怕！”
萬里說，“不要怕，在你們公社搞包產到戶試點，我是點過頭的！”
萬里去看望群眾時，很多群眾一聽說萬里要來，就扔掉農具往回跑，外地的群眾也趕緊趕回來了。會上， 第一個提問併發言的是生產隊的會計，“萬書記，上邊（指的是中央）可否允許包產到戶？”
萬里果斷而又堅決地說，“大膽地幹吧，省委支援你們！”
但是群眾的回應跟黨委書記王立恆的回應一樣，“我們有點怕！”
萬里接著問，“怕什麼？”
群眾一齊回答說，“怕變！”
萬里又很堅定地說，“不會變！”
有幾個群眾直截了當地問了起來，“萬書記，你能不能給我們個準話，到底能幹幾年？”
萬里反問道，“不放心？”接著笑了，說，“你們就這樣幹，包產到戶想幹多少年就幹多少年！不過倉庫、牛棚等所有的公共設施，公共財產要保護好，不能破壞集體經濟！包產到戶的目的是為了增產，讓群眾吃飽吃好！”
就這樣，在萬里的大力推行下，鳳陽縣首先被“圈中”，成為了安徽農村改革的一個試點。
鳳陽實行了“大包乾”政策，“大包乾”的做法是，把一個生產隊分成若干組，隊裡的土地、耕牛、農具和各項任務分配到組；年終分配時，該給國家的給國家，該留集體的留集體，剩下的歸小組分配。
鳳陽的“大包乾”政策很快出了實際效果，鳳陽當地的老百姓還編了一個順口溜——“大包乾，就是好，幹部、群眾都想搞。只要搞上三五年，吃陳糧，燒陳草，個人富，集體富，國家還要蓋糧庫。”
萬里聽了之後非常高興，說，“那好！我就批准你們幹三五年！”雖然群眾後怕，但是萬里非常果斷且堅定地說，“錯不了，錯了我負責！問題就是看你能不能把生產搞上去，社員能不能富起來。”
“大包乾”，結束了鳳陽六百多年的“討飯”歷史。“大包乾”，從鳳陽飛向淮河兩岸，飛向神州大地。後來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我國總結安徽鳳陽“大包乾”的經驗，正式在全國範圍內大力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如今，安徽省鳳陽縣的農民在家鄉豐收的打穀場上又唱起了“鳳陽花鼓”。
小結
早年的萬里，曾經是貧苦農民的兒子，他對農民有著深厚的感情。這也造就了萬里腳踏實地，實事求是的風格。作為身居高位的領導，萬里是很多人難以匹及的——鐵道改革果斷有力，進村調查既求真隨和，農村改革敢於衝鋒。
希望我們今天在享受改革開放成果的同時，也能夠時不時想起這位曾經敢於衝破禁區，勇於承擔責任的改革闖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