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檢察官是如何進行合規整改的

———簡評《美國檢察官辦理涉企案件的啟示》

陳瑞華

2014年，美國杜克大學法學院加勒特（Brandon L. Garrett）教授出版了一部名為《大到不能倒———檢察官如何與企業達成協議》（Too Big To Jail：How Prosecutors Compromise withCorporate）的著作，揭示了美國檢察官處理涉企刑事案件的實踐，解釋了為何出現企業“大到不能倒”的原因，並對美國檢察官對企業實施刑事合規整改的效果作出了全面的反思。該書出版後，在美國法學界和實務界產生了很大影響。2021年11月，法律出版社出版了這本書的中譯本，將其中文書名改為《美國檢察官辦理涉企案件的啟示》。幾位譯者以高度敬業和負責的精神，將這部著作翻譯得語言流暢，通俗易懂。筆者對中譯本進行了多遍精讀，作出了詳細的閱讀筆記。讀畢，深感受益良多，有必要與讀者分享閱讀的心得和感悟。

作者選取了2001-2012年美國司法部與企業達成的255件和解協議，包括暫緩起訴協議（DPA）和不起訴協議（NPA）。這些合規協議大部分都向企業提出了建立或者改善合規體系的要求，並將企業合規計劃列為協議的附件。當然，對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的案件，涉案企業仍然有機會與檢察官達成認罪和解協議（Plea Agreement），該協議經法官批准，即可成為法官暫緩量刑的依據。這類認罪和解協議通常也包含了類似的合規條款。對於上述和解協議中的合規計劃，究竟在司法實踐中是如何實施的，作者揭示了諸多不為人知的事實資訊，並作出了深刻的反思，提出了改進這一制度的思路。該書所作的分析和論斷，對於我國正在進行的合規監督考察制度的探索，具有相當大的借鑑參考意義。

一、檢察官為什麼與大型企業達成協議

根據加勒特教授的實證分析，在一共255份協議中，涉案企業涉嫌實施的罪名分別是欺詐（36%）、海外賄賂（25%）、收受回扣（醫療和藥品銷售領域，16份）、違反防止洗錢的隱含保密條款（13份）、違反移民規定（10份）、違反《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9份）、違反反托拉斯規定（7份），還有其他方面的罪名。

在達成協議的涉案企業中，有近三分之二在美國證券交易所上市（58%，有148家）；有22%的企業屬於位居財富500強的美國本土企業，20%是位居全球500強的外資企業（包括全球500強外資企業設在美國的子公司）。與美國檢察官達成了DPA或NPA的企業，包括了美國國際集團、美國線上、巴克萊、波音、百時美施貴寶、CVS製藥、通用電氣、葛蘭素史克、南方保健、摩根大通、強生、美林公司、孟山都和希爾斯等。

在同一時間段內，美國還有2000家企業因涉嫌各類犯罪被聯邦檢察官提起公訴，並被法院定罪。其中，501家企業被認定構成破壞環境罪，403家企業因實施欺詐犯罪被定罪，167家企業因壟斷行為而被定罪，107家企業因虛假陳述被定罪，34家企業因違反FCPA而被定罪，68家企業被認定構成食品和藥品方面的犯罪，112家企業因違反進出口管制法律而被定罪。

加勒特教授認為，“大多數被定罪的公司規模都很小，也沒有多少可以改造的企業文化”，“有些企業是少數人持股，只有幾個股東，或者是小型合夥企業”，“這些小的夫妻式公司與畢馬威這類公司有很大的不同，他們往往無法支付高額的罰款，也沒有複雜的組織架構或企業文化”，“對公司實際經營負責人或合夥人定罪，可能是最切實可行的懲罰措施”。

為什麼要對大型企業適用DPA或NPA制度呢？在安達信案件中，檢察官僅僅因為對安達信提起公訴，就導致安達信為上市公司提供審計業務的資格被剝奪，從而引發了“雪崩”效應，致使安達信失去了業務，客戶大量流失，企業陷入破產的境地。安達信案件之後，美國司法部改變了起訴政策，開始大量適用DPA/NPA制度，迫使涉案企業透過接受協議條款來免受起訴和定罪。過去，美國的刑事司法政策重視懲罰犯罪人，而忽略了對犯罪人的改造以及對犯罪的預防。後來，至少在企業犯罪案件中，檢察官的起訴目標改為改造企業的管理方式，改變企業的經營文化，有效地預防企業再次發生犯罪行為。當然，改變企業文化，並不是改變企業文化的方方面面，而是側重改變與刑法遵守有關的企業文化。

2003年聯邦檢察官對畢馬威案件的處理，就體現了這一起訴政策的重大轉變。畢馬威作為美國當時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在向很多私人客戶提供避稅服務的過程中，造成政府數以百億美元的稅收損失，觸犯了聯邦刑法，構成稅收欺詐犯罪。該企業存在一種特殊的“企業文化”，那就是高階管理層透過對企業稅務專業人員“持續施加壓力”，迫使他們向各類客戶推銷各種各樣的違法避稅方案。“畢馬威將其稅務專業人員變成了銷售人員，迫使他們達到收入目標，使用電話營銷來尋找客戶，使用保密的客戶稅務資料來識別潛在買家，以及針對自己的審計客戶進行推銷”。該企業建立了電話營銷中心，督促業務人員透過向富有的客戶推銷避稅方案，來大幅提高經營業績，從而與銀行和參與避稅的各方按比例分配免繳稅款所帶來的1%左右的利潤。

企業犯罪學的研究表明，改變企業文化的有效辦法，就是採取內部控制手段和程式，尤其是制定合規政策和程式，促使員工遵守法律法規，影響員工的思維和行為。檢察官可以將DPA和NPA作為一種合規激勵措施，促使涉案企業透過採取補救措施（如處理責任人、自我披露）和重塑合規管理體系，來換取寬大的刑事處理，避免被起訴和被定罪的命運。於是，檢察官就被塑造成“推動企業文化、企業行為良性發展，預防、發現和懲罰白領犯罪的力量”。無論是DPA還是NPA，都為檢察官提供了“一種更快獲得更好結果的方式”。時任美國聯邦總檢察長阿爾貝託·岡薩雷斯為此還說出了一句頗有爭議的名言：“一個公司的定罪可能會影響到無辜的工人和其他與該組織有關聯的人，甚至可能對國民經濟產生影響”。一家企業一旦被起訴和定罪，就會承受嚴重的附帶後果，動輒被取消經營資格，失去主要客戶，並因此陷入停業或者破產所帶來的死亡境地。以畢馬威案件為例。在安達信破產後，大型會計公司所剩無幾，假如檢察官對畢馬威繼續起訴和定罪的話，那麼整個會計行業將會受到削弱，並對上市公司的審計業務帶來負面的影響。正是基於上述考慮，檢察官才開始認真考慮與涉案大型企業的和解問題。

二、和解協議所包含的合規計劃

在大多數DPA/NPA協議中，檢察官都向涉案企業提出了建立或改善合規體系的要求（63%，160份），有四分之一的協議提出了聘請獨立第三方合規監管人的要求。35%的協議要求涉案企業聘用新的合規人員（35%，88份）。但有三分之一的協議沒有提及執行合規計劃。所有協議的有效期限平均只有兩年多一些時間。

在提出執行合規計劃的協議中，檢察官享有較大的自由裁量權。檢察官即便提出了一些從結構上加強合規管理的方案，也與企業管理層的角度存在較大的差異。

例如，根據司法部與畢馬威達成的DPA協議，涉案企業在認罪和繳納罰款的前提下，作出了以下合規改革：一是聘請一名任期三年的獨立監管員，監督實施一項合規計劃，該監督員由前證監會主席擔任，可以聘請律師、顧問、調查人員和專家，來收集資訊、提出建議和監督合規的進展情況。該監督員任期結束後，稅務監管部門還要對畢馬威再繼續監管兩年。二是在關閉整個對私稅務業務的前提下，設立一條新的舉報熱線，允許匿名舉報；特別關注高風險領域，新設立永久性合規辦公室，對員工開展合規培訓。三是整個合規重建工作要接受專業審計，以衡量其有效性。

通常情況下，DPA/NPA協議將執行有效的合規計劃，作為改變企業文化、預防再次犯罪行為的重要手段。為達到這一目標，大多數協議會要求企業進行合規改革（63%），或者逐步採取措施提高合規水平（64%），其他協議則引用了監管部門所要求的合規改革建議（28%）。有些協議要求公司高層採取新的合規政策、員工培訓制度或者員工監督機制，並定期報告員工的工作進展。有的協議要求解僱或懲處實施犯罪的員工。有些協議提出了諸如“適當的盡職調查”和“有效的合規”等條款，但沒有作出準確的定義。有些協議要求企業定期對合規計劃進行評估和檢驗，必要時根據有關領域國際和行業標準的變化而加以更新。

在執行合規計劃之外，還有少數協議（9%）提出了其他改進公司治理的方案。一是責令企業終止存在違法問題的特定業務，或者關閉開展違法業務的子公司，如畢馬威終止了公司所有對私稅務業務，畢澤房屋公司關閉了整個涉嫌欺詐性抵押貸款業務的子公司。

二是有些涉案企業改變高管或者員工的薪酬，或者變更發放薪酬的方式。如兩家涉案銀行收回了之前發放給負有責任的高管的獎金；葛蘭素史克禁止銷售人員或者經理按照“銷售額”進行提成。其中，責令變更銷售代表的酬金支付方式，在醫藥企業的協議中經常出現，並被視為改變行業慣例乃至變革企業文化的重要舉措。葛蘭素史克的協議要求企業不得根據醫生開具處方藥物量作為對僱員或銷售代表進行計酬的標準，而應以“商業敏銳性、客戶參與度及對產品的科學認知度”作為計酬的依據，同時禁止透過向醫生支付報酬來加以促銷。強生公司的協議也包含了改變僱員薪酬發放方式的條款。

三是有些協議提出了僱傭新員工的要求，甚至要求允許檢察官批准特定的人事任命。如百時美施貴寶的協議，詳細規定了企業必須區分執行長與董事長的職權，公司必須任命新的外部董事，公司要向證監會披露更多資訊。又如，愛貝兒集團在認命新的董事會執行主席、合規委員會多數成員和合規顧問之前，要取得檢察官的事先批准。奧羅拉食品公司要就與合規計劃有關的人事決定與檢察官進行磋商。再如，黑水公司甚至自清門戶，更換了所有的行政管理官員，聘請了新的合規主管，在董事會增加了獨立董事。

三、起訴企業還是責任人

“放過企業，但要嚴懲責任人”。這一度被視為美國檢察官對涉企案件採取的基本政策。從1999年以來，美國司法部就制定了針對企業起訴的基本方針，這項至今未曾改變的方針，列舉了檢察官在是否起訴企業時需要考慮的九個要素：犯罪的嚴重性、公司內部不法行為的普遍性、公司類似行為、對不法行為的及時和自願披露、公司的合規程式、相關的補救措施、起訴可能造成的損害、對個人的起訴是否足夠以及是否實施其他救濟措施，等等。其中就包含著解僱責任人和起訴責任人，就可以推動對企業的寬大處理的內容。從理論上說，公司犯罪是由人來實施的，這些高管要麼指使或者授意實施了犯罪行為，要麼放任或者縱容犯罪的發生，以至於形成了透過不法行為來獲得高額利潤的企業政策和文化。而要改造公司文化，變更行業慣例，就必須起訴公司高管，而不能僅僅起訴負責執行政策的普通僱員。

但在公訴實踐中，檢察官真正對高管和僱員起訴的案件並不是太多。根據統計，自2001至2012年，在達成暫緩起訴協議和不起訴協議的255個案件中，檢察官對公司高管或僱員起訴的僅佔三分之一，對上市公司高管和員工起訴的比例更是低到四分之一。其中，在起訴高管和僱員的案件中，詐騙類案件只有38起，證券欺詐案件有16起，海外賄賂案件有10起，移民類案件有4起，虛假陳述案件有4起，醫藥違法案件有4起，其他案件則有13起。而在多達166起案件中，檢察官並沒有對任何高管或者員工提起公訴。

為什麼會出現理論與實踐的如此差異呢？加勒特教授認為，檢察官調查白領犯罪的資源十分有限，而一些企業高管對於所發生的犯罪經常辯稱“不知情”，他們擁有更多的辯護資源，加上很多犯罪都發生在公司內部，也屬於公司特有政策和文化的產物，檢察官要調查清楚這些案件，動輒需要幾年的時間。另一方面，很多犯罪都是普通員工實施的，這些員工為數眾多，檢察官調查這些人的行為也並不困難，但是，對於有效控制和預防白領犯罪而言，起訴高管效果更好，而僅僅起訴普通員工卻沒有太大意義。“檢察官很難鎖定知情的公司高管和僱員，也可能是因為案件牽涉太多底層僱員，起訴所有人既毫無意義又毫無可能”，因此“檢察官只能集中資源對付公司”。不僅如此，假如企業因違反《反海外腐敗法》而被起訴，很多責任人都是外國高管和僱員，檢察官很難將其引渡到美國，除非這些人所在國家與美國簽署引渡條約，或者前往美國，否則很難將他們抓捕歸案，自然就無法起訴了。

當然，在這些DPA或NPA協議中，檢察官也提出了一些對犯罪負有直接責任的高管的懲罰性措施。例如，西門子公司就曾採取過徹底的制度補救錯事，更換了包括執行長、董事會主席、總法律顧問、首席合規官在內的大多數高層管理人員，並在協議達成後兩年內，更換了排名前100名的經理人中的一半。西門子還在全球聘用了500多名合規人員，聘請了新的首席審計官，組建了由450名審計人員組成的內部審計團隊。

在百時美施貴寶公司案件中，企業在合規重建方面作出了一些積極的努力。例如，企業更換了首席財務官和世界醫藥集團主席，新設立了首席合規官職位，聘請了證券領域的律師。企業變更了預算程式，組建了負責風險防控和資訊披露的管理團隊，採用了新的培訓和內控機制。企業還新設了保密熱線和郵件系統，用於員工舉報任何有關財務虛假披露、違反員工手冊和相關記錄的可疑行為。

四、合規監督員的角色

在涉企案件中引入合規監督員制度，是美國檢察機關的一項制度創新。所謂合規監督員（corporate monitor），又被稱為合規監管人，是指那些接受檢察機關或法院的委派或授權，監督指導涉案企業進行合規體系建設的專業人員。通常情況下，一個涉嫌犯罪的企業在三種情況下，有可能接受合規監督員的監督指導：一是檢察機關與企業達成不起訴協議，在協議中約定涉案企業接受檢察機關委派的合規監督員；二是檢察機關將案件起訴到法院後，在法官的監督下，與涉案企業達成暫緩起訴協議，在協議中確立合規監督員參與監督指導的條款；三是檢察機關起訴到法院後，涉案企業與檢察官達成辯訴交易，簽署認罪和解協議，在協議中企業接受由法官批准的合規監督員的監督指導。與此同時，在行政執法過程中，很多行政監管部門，如證交會、財政部、商務部、聯邦貿易委員會、環保署、金融監管部門等，可以獨立與涉案企業達成行政和解協議，或者與司法部進行聯合執法，與涉案企業達成一攬子和解協議。在此類和解協議中，行政監管部門也會提出委派合規監督員的要求。在著名的德國西門子案件中，西門子與美國司法部和證交會達成了一攬子認罪和解協議，接受了由司法部和證交會聯合委派的合規監督員團隊長達三年的合規監督指導，該團隊由德國前財政部長魏格爾博士與一名美國律師共同領導。而在中國中興通訊公司案件中，美國聯邦法院委派了一個由前法官領銜的刑事合規監督員團隊，進行為期三年的刑事合規監督考察；美國商務部則委派了一個由前檢察官領導的合規監督員團隊，進行為期十年的行政合規監督考察。

為什麼需要引入合規監督員制度呢？加勒特教授認為，檢察官在與涉案企業達成和解協議時，通常會面臨一個現實的難題，那就是“究竟何種程度的變革才足以防止公司再次犯罪”？檢察官一般缺乏公司治理、企業管理的專業知識，需要在外部專業人士的幫助下，才能有效地監督公司完成結構性變革的工作。

根據統計資料，在2001-2012年達成的所有DPA/NPA協議中，檢察機關要求涉案企業聘請合規監督員的僅有25%（255件中的65件）。這些案件大都集中到企業涉嫌證券欺詐以及海外賄賂的案件。除此以外，在上述同一時間段內，在超過2000起公司被定罪的案件中，至少有110起案件中有合規監督員的參與。在這些案件中，法官批准的認罪和解協議中包含了合規監督員的條款。法官批准合規監督員的案件通常都發生在環境汙染、海外賄賂等方面的案件。

根據美國司法部的要求，判斷是否需要責令涉案企業聘請合規監督員的主要標準，是企業是否缺乏有效的內部合規計劃，或者需要建立必要的內控機制。從理論上看，只要涉案企業與檢察機關達成了包含有合規計劃的和解協議，並且檢察官認為涉案企業需要提升合規水平，該公司無法獨立完成合規重建工作的，就會要求涉案企業聘請合規監督員。但現實情況是，檢察機關在大多數案件中並沒有提出這方面的要求，而是責令企業定期向檢察官或者監管機構提交合規進展報告。

合規監督員一般是獨立於涉案企業的外部專家。作為獨立的第三方，合規監督員接受涉案企業的聘請，在徵得檢察機關同意或授權的情況下，對企業實施合規計劃的情況展開調查，提出建議，向檢察機關提交合規進展情況報告，並將報告反饋給涉案企業，督促其進行有針對性的合規整改工作。合規監督員大都是由律師擔任，但與涉案企業並不存在代理關係，而是獨立地監督和評估涉案企業的合規工作，確保企業合規措施得到有效實施，預防公司再次犯罪。

但是，由於合規監督員的選任程式缺乏透明度，其工作既不向外界公開，也無需向法官彙報，而僅需向檢察官彙報，因此，這一制度經常面臨多方面的批評。人們對合規監督員的不良印象通常是：“監督員領取高薪，角色定位模糊，且缺少對其選任程式的監督”。通常情況下，合規監督員由涉案企業選任，但檢察官保有最終的決定權。而在少部分案件中，有的由公司自行選任，有的由檢察官獨立選任，有的由監管機構選任，有的則由檢察官與監管機構共同選任，還有的則由法官獨立選任。檢察官有時拒絕披露監督員的姓名和身份。但有一點是確定無疑的：超過半數的合規監督員都是由前任檢察官擔任的。這種在合規監督員上“任人唯親”的做法，引發社會各界的擔憂。

當然，在一些大型企業的合規重建過程中，合規監督員也作出了令人矚目的工作。例如，在百時美施貴寶案件中，前任法官蘭奇被委任為合規監督員，儘管接受了涉案企業的高額薪酬，但他領導的團隊人仍然獨立地行使了監督職能，要求企業採取必要的措施，確保合規整改的細節落到實處。監督員不僅同時向檢察官和證交會提交季度合規進展報告，而且參加公司董事會會議，監督合規計劃的落實。在監管過程中，涉案企業又發生了新的不法行為。為此，監督員要求董事會將執行長免除職務，同時還解僱了法務主管。

在西門子案件中，魏格爾博士在一名美國律師的協助下，組建了由公司員工、美國律師和德國律師組成的合規監督員團隊。該團隊瞭解了西門子公司全球的業務範圍和組織結構，閱覽公司合規、財務控制和內部審計方面的檔案，瞭解公司的執行機制，從而為制定改善措施創造條件。該團隊在長達四年的合規監管過程中，審閱了成千上萬份檔案，走訪了20多個國家，與超過1500名高管和員工進行過談話，多次前往美國向檢察官彙報合規進展情況。為督促西門子完善合規體系，合規監督員團隊先後提交了多份整改報告，提出了一百多條改革建議。對這些建議，西門子全部予以接受，並作為改進合規體系的根據。合規監督員幫助西門子啟用合規體系，透過“風險導向內部審計”來評估潛在風險領域，列席公司策劃會議、人力資源會議和其他管理會議，透過模擬投訴、評估員工反應來測試報告不當行為的幫助熱線，並面向投資者提交監督員有關合規計劃發揮長遠作用的報告。合規監督員團隊還幫助西門子對合規計劃的有效性進行測試，並採用了一些技術手段。例如，在各業務領域，監督員隨機抽取了10-12項交易，仔細分析是否存在不當支付的問題，監督員可到場詢問首席銷售官，審查報銷單，審閱相關記錄。這種基於風險的分析可應用於對任何國家和領域的隨機抽查。在合規監督員的努力下，西門子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建成了執行優良的合規管理體系。

五、對美國刑事合規制度的反思

加勒特教授對美國檢察官處理涉企案件的工作方式提出了一些批評。對於那些涉嫌犯罪的大型企業，檢察官在是否提起公訴、如何起訴以及是否達成和解協議等方面，都享有極大的自由裁量權。在行使這種裁量權過程中，檢察官的工作方式缺乏起碼的透明度。“很多事情仍然不為人知，包括協議是如何執行的，合規是否受到嚴格監督，罰金是如何計算的，為什麼很少起訴員工，以及罰金眾多的原因”，並且，檢察官“很少公開合規在實踐中是如何實施的”。

當然，作者最尖銳的批評還是集中在和解協議“沒有實施嚴肅的結構性改革”這一問題上。那些上市公司、跨國公司以及包括製藥公司在內的大型企業，本身存在複雜的組織結構，它們所實施的犯罪都經過高度策劃和組織，其犯罪行為具有更大的破壞性。但大多數和解協議都沒有給出結構性改革的細節，也沒有建立針對合規的審計和測試機制。尤其是對於協議所列明的合規計劃，檢察官無法對其在預防犯罪、督促企業遵守法律法規方面，確立是否切實有效的評估措施。據此，作者對美國刑事合規制度的改革提出了一些具體的建議。

當前，我國檢察機關正在推進企業監督考察制度的改革試點工作。這方面的不少制度探索都是從美國暫緩起訴協議或不起訴協議制度中借鑑得來的。例如，對符合條件的企業提出補救挽損要求，責令企業做出合規整改的承諾，設定合規考察期，委派合規監管人，實行合規整改驗收評估制度，等等，就都是受美國相關制度的啟發而建立起來的。但是，由於改革經驗不足，同時受制於諸多外部因素的制約，我國檢察機關在相關制度探索中也確實走過一些彎路。在未來的改革中，檢察機關應當吸取美國刑事合規制度的經驗和教訓，對於那些理論與實踐嚴重脫節的問題給予高度重視，尤其應從合規整改的有效性和針對性出發，確立那些切實可行的合規監督考察制度。

其一，在適用物件方面，我國企業監督考察制度一開始就沒有僅僅適用於大型企業，而是適用於包括中小微企業在內所有企業。對於認罪認罰的上市公司、擬上市公司或其他大型企業，檢察機關可以在診斷犯罪原因、進行制度糾錯的前提下，督促其量身打造一套較為完整的合規體系。而對於為數眾多的中小微企業，檢察機關則不應強求合規體系的完整性，而應注重有針對性地合規整改，重在消除再次發生類似犯罪的制度原因。

其二，在整改方案的設定上，我國檢察機關樹立了有效預防犯罪的目標，並注重改造企業的治理結構和管理模式，改變企業的經營文化。檢察機關強化有針對性的制度改革，加強企業內部的自我監管能力，督促企業進行實質性的制度糾錯，並引入必要的合規因素。這應該是我國企業合規不起訴制度改革的主要經驗。

其三，在合規監管人制度的安排上，我國目前已經注重監管人的專業化、獨立性和中立性，未來也應繼續避免監管人與企業存在利益衝突。對於那些沒有建立合規管理機制的涉案企業，應儘量多地委派合規監管人，對企業合規整改進行監督指導；對監管人與企業的利害關係，應進行全面審查核實；對於監管人的薪酬，應確立合理的標準，並避免由企業直接向監管人進行支付。

其四，在企業責任與高管責任的關係上，實踐中存在著“既保護企業，也保護企業家”的傾向，甚至出現為保護企業家而推進合規考察的問題。未來，在合規監督考察制度改革中，應當真正貫徹“放過企業，但嚴懲責任人”的理念，對於那些在單位犯罪中負責直接責任的高管和其他責任人員，應追究法律責任，至少應當調離工作崗位，免除職務，使其不再參與公司的決策、經營、財務等方面的管理工作。

其五，對於涉案企業合規整改的效果，應當建立驗收評估機制。目前，最高人民檢察院正在制定涉案企業合規驗收評估標準，並初步確立了由第三方合規監督委員會成員參與的驗收評估機制。未來，我國檢察機關應當繼續強化對企業合規整改效果的實質審查和評估，透過藉助合規監管人的驗收報告，聽取第三方監管委員會成員的專業意見，再遵循合理可行的合規評估標準，來對企業的合規整改效果做出實質性的評估。對於經過評估被認定為不合格的企業，檢察機關應提起公訴。由此，合規整改才具有實際意義，而不至於流於形式。

其六，對於檢察官的自由裁量權，應當建立合理的限制性措施。檢察官享有過大的自由裁量權，這並不是一項制度優勢，而是一種沉重的負擔。我國檢察機關在改革之初，就注重適度控制檢察官的自由裁量權。未來這一制度被納入法律軌道時，應當建立更為完善的裁量權制約機制。例如，對於涉案企業被納入合規考察物件，應有具體明確的適用標準和條件；涉嫌犯罪的企業提出適用合規考察申請的，檢察機關應當平等地加以審查，給出同意或者不同意的理由，並保證被拒絕的企業獲得救濟的機會；對於企業合規考察期期限的設定，應建立一個對所有企業一視同仁的合理標準；在合規驗收方面，應統一適用聽證程式，並由第三方監管委員會成員進行實質性的評議；對於企業合規整改的驗收，應有統一的合規評估標準，等等。

編輯：蘆佳琪 康齊賢

來源：悄悄法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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