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個中國經濟增長的大背景下,我們通常講的經濟增長的來源就是兩個:第一,生產要素積累;第二,經濟效率提高。從生產要素積累的角度來講,當前中國的出生率下降非常明顯;城市面積,從全國範圍來看,已經擴張得非常大了;再看資金,從宏觀來講,現在中國並不缺錢,尤其在貨幣環境比較寬鬆的情況下。所以,中國接下來的經濟增長如果靠生產要素的積累,這個動能是不足了。
講到結構效應,最重要的一個結構效應其實就是農村和城市之間的結構效應,小城市和大城市之間的結構效應,還有一些區域的結構性效應。在這個結構調整過程中,要提高資源的配置效率,包括人往哪裡流動,可以獲得更高的收入和更多的就業機會;土地配置到哪裡,可以最大化地產出;資本往哪裡配置,能夠獲得最大的投資回報。從這個意義上講,城市群和都市圈發展的重要性就非常清楚了。
為什麼現在把都市圈和城市群的發展提高到這樣一個高的地位?主要原因來自經濟發展階段的不同:當前中國經濟已經進入到什麼樣的階段?主流的表述是,在工業化後期;但是從經濟指標可以看到,服務業在GDP中所佔的比重和在就業中所佔的比重都已經超過製造業了——而這又是在我們經濟長期以來比較重視製造業發展的情況下出現的。
如果我們和世界各國橫向比較,尤其是和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在歷史同期相比較,我們今天服務業在GDP和就業當中所佔的比重,都要低10個百分點左右。換言之,如果不是因為我們長期以來相對忽視服務業的發展,中國經濟很早就應該進入到後工業化階段了。
那麼,當經濟進入到後工業化階段的時候,會有什麼樣的變化呢?那就是集聚效應會比以前變得更加重要。
這個集聚效應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方面,如果單體去看一個城市會發現,服務經濟範圍就很廣了——包括消費型服務業,如醫療、教育;也包括生產型服務業,如科技、創新、文化——它在經濟當中所佔的比重特別高,尤其是大城市、特大城市。這樣一來,從生產要素配置的角度來講,如果壓制了大城市、特大城市的發展,實際上就壓制了這個城市服務業的發展,壓制了創新的發展。
另一方面,集聚效應體現在城市和城市之間的關係上:當集聚效應不是那麼強的時候,城市和城市之間的經濟相對來說是獨立的,沒有那麼多的互動;但中國經濟到了現在這個階段,隨著集聚效應的增強,城市和城市之間的聯絡變得越來越重要,而大城市跟周邊的中小城市、農村之間的都市圈內部的緊密聯絡,也變得越來越重要。在現在集聚效應變得更強的情況下,透過都市圈和城市群的發展,形成一個新的增長動力,最佳化我們經濟的結構,就到了必須要破題的一個階段。
具體來講,它對就業有什麼影響?對消費有什麼影響呢?透過各種各樣的資料,包括我自己的研究,可以展現出一個結果:對就業肯定是促進的。比如,中國今天整個勞動力市場,越是大規模的城市,失業率越低,勞動力短缺現象越嚴重。包括給農民工提供大量就業崗位的生活消費性服務業裡,就大量存在勞動力短缺問題。
相對來講,我們的短板其實是在服務消費。尤其是在城市地區,對於吃、穿、用產品的消費,已經到了接近飽和的階段;但是相對來說,醫療、教育、文化的消費仍然是短板。而這些消費需要面對面地來進行生產和消費——因為服務業的特性是“不可貿易品”。
這樣一來,城市,特別是大城市,對於改變我們的消費不足狀態、促進以國內大迴圈為主體的新發展格局和結構調整、克服經濟發展的傳統困境——投資比重比較高而消費比重比較低——是有好處的。
關於未來要提高中等收入群體的比重問題,一個很簡單的道理:勞動力一定是流動到收入更高的地方去,如果讓勞動力流動到收入更高的地方,就有助於提高他的收入水平。那麼中國哪裡是收入高的?哪裡是大家用腳投票去的地方呢?那就是以大城市為核心的都市圈,從全國範圍來講,就是幾個發展優勢比較強的城市群,特別是沿海的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成為大家用腳投票到那邊就業和居住的地方。
所以,如果說結構性因素還要做排序的話,可能毫無爭議排第一的就是都市圈、城市群的發展。
(作者為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中國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