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和1901年，我在本縣縣城的一家大地主家裡教書。1902年，我又到威遠繼續求學。這時，《新民叢報》、《新小說》等都已出版，我非常愛讀它們。在當時，讀書人總是要參加科舉考試的。我雖然對科舉考試已經沒有什麼興趣，也不得不去參加。不過這時的考試辦法已經有些改變。
從1901年起，開始廢除八股，改考策論。於是，我便把學到的“新學”，儘量地塞進考試的文章中。那時要考取一個秀才，必須經過縣考、府考和院考。縣府兩考每次考五場，差不多要半個月的時間。這對童生們說來，簡直是一場災難性的折磨。
1902年，我去參加考試，縣考和府考的成績都很好。有一場府考還得了第一，閱卷的人在我的文章後面寫了一段很長的批語，最後兩句是：“此古之賈長沙，今之赫胥黎也。”過院考的時候，因為我是府考最後一場的第二名，被列為“堂號”(前十名稱堂號，是學政必看的卷子)，但我的文章寫得太長，到交卷的時候還沒有寫完，因此便落第了。我的親戚朋友都為我嘆息不止，而我自己卻並不感到多麼難受。現在看來，這恰是一件好事，它促使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我有一個好朋友，名叫周先登(克群)，他本來對“新學”也很熱心，在當時也是先進人物，就是因為他原是一個秀才，第二年(癸卯)又考中了舉人，隨後還到開封去參加了中國最後的一次會試(這次他雖沒有考上，但以後也同那些舉人、進士一樣被送往日本留學)，從此，他的思想就漸漸地走向反動(由於一味崇拜康梁的改良主義而反對革命)了。
考試不中，我求新知識的心愈切。這年的12月，我便到瀘州去考經緯學堂(後改為川南師範學校)。這個學堂是由周孝懷(善培)創辦的。周是一個極善於投機取巧的官僚政客，他由清朝政府派到日本去學警察，回國以後，便替清朝政府在四川大辦其所謂“新政”。這些“新政”，並不是興利除弊，而是興害作弊；
四川人用“娼、場、廠、唱、察”(娼是“官娼”，場是“勸業場”，廠是“製革廠”，唱是“戲園”，察是“警察”)五個字就給他概括了。當時經緯學堂的校長是周的老師、我們榮縣的一個翰林趙熙，趙熙雖負有詩名，但思想卻非常頑固。在周善培的影響和趙熙的主持下，經緯學堂極其腐敗，掛的是“新學”的羊頭，賣的是“舊學”的狗肉。它竟把《儀禮》(西階上，阼階下等等)當作一門課程來教學，不惜繁瑣地大講其封建的禮教，真是無聊之至。
為了裝點門面，也教點英文，但一個星期才教六個字母，簡直把人氣壞了。看到這種情景，我只住了十多天便憤而棄學回家，從此再也不想在四川上什麼“新式學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