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人民日報海外版
1995年，羅浪授銜後拍攝的肖像。（受訪物件供圖）
羅浪在1949年開國大典上指揮軍樂隊奏樂。（影片截圖）
從一位歸國華僑青年，成長為新中國軍樂事業里程碑式人物，羅浪走過抗戰的烽火，見證解放的號角，指揮開國大典激昂的國歌，為新中國軍樂的建設和發展夯基培土。近日，羅浪之女羅靜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回憶，父親一路走來，不變的是他為民族創作的初心。以下是羅靜的講述。
晉察冀大地走出的軍樂人
1937年，17歲的父親從馬來亞（今馬來西亞）回國求學。可是在日寇燃起的烽火狼煙下，當時偌大的中國，竟已安放不了一張平靜的課桌。父親到上海不久，親歷日軍炮製的“八·一三事變”，所在的暨南大學高中部，校舍被炸為廢墟。不得已，他只能乘坐難民船離開上海，此後又輾轉廣西、香港等多地求學，但經歷都難言平順。
1938年6月，父親和幾位華僑青年好友決心奔赴延安參加抗日。他們歷時一個多月，經廣州、武漢、西安，抵達延安南面的看花宮，進入陝北公學培訓。這年底，延安的魯迅藝術學院（以下簡稱魯藝）到陝北公學招生。父親此前接觸過音樂，考試時憑藉一首飽含抗日決心的《松花江上》順利考取了魯藝，成為音樂系第三屆學員。
延安魯藝的生涯是父親一生難忘的經歷。在這裡，他不僅學習了文藝理論與音樂基礎知識，還師從冼星海、呂驥、向隅、李煥之等音樂大家學習指揮和作曲，成為冼星海排演《黃河大合唱》時的首演隊員之一，負責吹口琴和打鼓。那時，樂隊只有3把小提琴是西洋樂器，其餘只有少量二胡、三絃、笛子、口琴，還有一把用汽油桶自制的低音琴，打擊樂只有鼓。在極為有限的條件下，冼星海卻譜出了富有中國氣勢的雄壯樂曲，這種洋為中用、因地制宜的音樂理唸對父親產生極大影響，用音樂表達愛國的方式也深刻啟發了父親。1939年底，父親分配到晉察冀軍區一分割槽，他把這些創作理念都帶到了根據地，立足當地條件創作了大量歌唱抗戰的新作品。
在晉察冀敵後抗戰的歲月中，父親一邊跟隨部隊與敵周旋，一邊開展宣傳工作，用音樂慰勞戰士、鼓舞鬥志。他在一分割槽擔任音樂教員和在晉察冀軍區抗敵劇社擔任音樂隊隊長期間，多次指揮《黃河大合唱》《生產大合唱》、《大刀進行曲》《犧牲已到最後關頭》等曲目的演出，並組織排演話劇、歌劇、活報劇。1941年，為紀念“狼牙山五壯士”掩護一分割槽部隊轉移，父親為《五壯士之歌》譜曲，創作了《五勇士故事歌》。此後，還創作了《保衛一分割槽》《七月小唱》《當兵謠》等作品，併為歌劇《從軍曲》作曲。他創作或譜曲的歌謠、大合唱及歌劇曲目通俗易唱，許多作品在根據地的部隊和百姓間廣為流傳。
解放戰爭期間，清風店戰役大捷，聶榮臻率領晉察冀野戰軍大敗國民黨第三軍。第三軍有一個軍樂隊，父親接到收編並重組軍樂隊的命令。他騎著繳獲的腳踏車四處奔波，從各個俘虜營召集分散的樂隊隊員，並找到長笛、黑管等20多件樂器，加上原有的樂隊隊員，組成了一支數十人的新樂隊。這一時期，父親開始嘗試將革命歌曲改編為軍樂。1948年初，隨著晉察冀軍區與晉冀魯豫軍區合併改編，這支樂隊重組為華北軍區軍樂隊，父親任隊長兼指揮。
開國大典奏響中國典禮樂
1949年，三伏已盡，恰至新秋。中國人民歷經艱苦卓絕的鬥爭，終於迎來新中國的黎明。共和國的首都定在北平，由華北軍區承辦開國大典。指揮開國大典軍樂隊的職責就歷史性地落在了父親的身上，這年父親只有29歲。
那年，父親奉命組建聯合軍樂隊，以華北軍區軍樂隊為基礎，聯合了受閱部隊各軍、師的軍樂隊，並邀請華北文工團接管的原北平較有名氣的警察局軍樂隊，從中挑選了100多名樂手，組織成一支近200人的聯合軍樂團。
1949年9月召開的一次閱兵訓練會上，父親提出了開國大典用什麼典禮音樂的問題。眾人提出不同意見。有人提議使用當時國際通用的德國典禮樂，也有人主張使用蘇聯的樂曲。就在很多人贊同使用蘇聯音樂時，父親提出了第三種方案：用中國革命歌曲改編的軍樂曲作為典禮音樂。會後，三種方案一起報送中央。
父親在方案中詳細列出了典禮的擬奏曲目：領導人登上天安門城樓時演奏《東方紅》；閱兵式演奏《解放軍進行曲》《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騎兵進行曲》等；群眾遊行演奏《團結就是力量》等。毛澤東主席作出批示：“以我為主，以我國為主”，敲定了由中國樂曲作為開國大典音樂的方案。這讓父親倍感鼓舞。
典禮音樂方案確立，在閱兵訓練中又出現新問題。參加閱兵式的部隊剛經歷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硬仗”，戰士們習慣了在戰場上衝殺，突然要結合音樂的節奏齊步或正步走，大家一時難以適應。排練常因軍樂隊鼓點和部隊步伐不同步而“亂套”。此外，鼓手按慣例站在軍樂隊後排，鼓聲打在天安門臨近建築的牆壁上，加劇了戰士們聽到的不整齊迴音。父親反覆思考對策後，把鼓手安排在樂隊最前排，和閱兵隊伍距離更近，讓戰士們聽到的鼓聲更大、更清晰，再把樂曲每小節起始時敲鼓兩下改為敲一下，都敲在戰士邁左腿的動作上，鼓點更少更易走整齊。如此一改，部隊和樂隊的配合立刻改觀。
開國大典前，還出現一個小插曲。1949年9月27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確定《義勇軍進行曲》為代國歌。然而，兩天後父親才接到通知。他挑燈趕出和聲部分，並讓所有隊員連夜抄寫分譜。幸而《義勇軍進行曲》廣為傳唱，軍樂隊每個隊員對曲調十分熟悉，排練時間雖緊，但效果不打折扣。1949年9月30日下午，在政協會議閉幕式上，父親指揮軍樂隊進行了國歌的首次演奏。
1949年10月1日下午兩點，軍樂隊在天安門廣場指定位置列隊完畢。父親站在軍樂隊最前方，身後是兩名副指揮各率一個百人方陣。
下午3點，開國大典拉開序幕。隨著“升國旗”的一聲令下，父親揮動指揮棒，身後的軍樂方陣立即迸發出《義勇軍進行曲》的激昂曲調。當國歌響起時，整個廣場一片歡騰。
當天，軍樂隊上場的195名隊員站立了5個小時，圓滿演奏了開國大典的典禮音樂。父親後來說，這是他完成得最好的一次任務。
傳道授業播撒軍樂火種
新中國成立前，父親曾接到為張家口陣亡烈士悼念儀式奏樂的任務。父親說，當他看到烈士遺體還保持著戰鬥姿態時，決心對民間流傳的《哀樂》進行改編，使曲調在哀慟同時增加激昂之音，意在哀而不悲，化悲痛為力量。1949年9月30日，人民英雄紀念碑奠基儀式上，軍樂隊演奏的就是父親重新編曲的《哀樂》。新中國成立前後，父親還曾對《東方紅》《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分列式進行曲》《軍隊進行曲》等數十首軍樂曲和禮樂曲進行創作或改編，許多作品廣為人知。
父親對中國軍樂事業的貢獻，還在於對軍樂人才的培養。1951年，父親負責組建千人軍樂團並擔任團長。為了提高軍樂團的專業素養，他選拔隊員前往上海參加管樂訓練班，請每種樂器的名家對隊員作針對性培訓。1954年，父親被任命為訓練總監部軍樂處處長，組織編寫了一批軍樂教材，印發全軍各軍樂隊。1956年，他倡議成立中國第一所軍樂學校並擔任校長，為全軍輸送了大批軍樂人才。
父親關注教育事業，去世前曾叮囑我們子女7人，要把自己10萬元左右積蓄捐給家鄉福建省泉州市德化縣雷鋒鎮潘祠村，資助貧困生上學。2019年，當地教育部門宣佈以這筆捐款設立專項基金後，在鄉親中引發強烈反響，大家紛紛為基金捐款。如今，原本10萬元的基金已擴充為20餘萬元的“羅浪鄉親獎學助學基金”。也是在近年回鄉參與獎助學金頒發的過程中，我才得知，早在新中國成立後不久，父親就曾多次捐助過家鄉學校購買圖書。
2015年7月，父親去世。八寶山殯儀館蘭廳輓聯上寫著“遊子赤子學子五線譜中彈指金鐘迴響 軍樂軍影軍教開國典上揮棒哀樂流芳”，此言不虛。自回國前往延安學習時起，父親就始終堅持為中華民族進行音樂創作，這種堅持充分體現了父親的深深愛國情、拳拳赤子心。（記者 林子涵）
《人民日報海外版》（2021年12月10日第06版）
